--《共和国的星光》的写作
做一个诗人很难，做一个有独特艺术个性的诗人更难；可以有千千万万读诗和爱诗的人，但不可能有千千万万的诗人。在中学时代（那已是十分遥远的过去），我曾迷恋过诗的写作。进入新时代以后我便知道，我已失去了创造的诗人所拥有的合理的空间。我不再期望自己会成为诗人。50年代最后一个春天，我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当时的《诗刊》的同志们，感到国内还没有一部谈论中国新诗发展历史的着作，便由徐迟等同志出面，委托我和几位同学（他们是孙玉石、孙绍振、刘登瀚、洪子诚、殷晋培）合作编写《中国新诗发展概况》。也就是这时，我开始较为系统地接触中国现代诗歌创作和理论的史实。这个工作，弥补了大学现代文学史课程诗歌部份不够充分的缺陷，并训练了我们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此后，我业余的主要写作活动，是对当代诗歌的评介。这个工作促使我了解并熟悉诗歌创作的现实的脉搏。那时我刚毕业留校，年纪也轻，还不到30岁。也就是这时，我接受北京出版社的约稿，写出了一本通俗性的关于读诗和写诗的小册子。怀着忐忑的心情寄出书稿，收到的却是极为热情恳切的肯定。这是我的文学批评道路上受到的印象最为深刻的鼓励之一。正当我以浓郁的兴趣，准备投身我所钟情的诗歌研究事业的时候，一场可怖的政治旋风刮起来了。它不仅刮走了我那本有可能出版的、可以称之为处女作的《关于读诗和写诗》的书稿，也迫使我中断了关于诗的学习与思考。
一停便是可惊的十年。这期间，中国新诗和中国人民一样，经历了空前的灾难。诗歌创作走上了“假、大、空”的绝境。劫后归来，人已中年，当我重新开始我的工作时，我惊异于诗的严重退化。从1976年开始至1978年，我的研究工作也和那时的中国文学一样，处于一种“惯性滑行”状态。一方面，我从事诗歌运动和诗歌实践成绩的综合；一方面，我开始了诗歌基本理论的普及性文章的写作。那时我便觉察到，我的工作已与即将到来的跃动的时代不相适应。1978年底，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刚刚开过，我们停滞了很久的社会沐浴在思想解放的阳光之中。这种形势促使我很快地结束我手头正在进行的工作。1979年我先后送走《湖岸诗评》和《北京书简》两本书稿。算是表明我向过去告别并以一个新的视点重新起步的决心。整个的时代氛围启发了我。进入1979年，我沉浸于诗的回顾与检讨之中，总的特点是对于历史的反思。这种反思的出发点是：追溯“五四”新诗运动曾经出现过的创造的和多样的繁荣；总结建国以来诗歌创作所已达到的和曾经失去的，从中寻找新诗在长时间内所逐渐产生的异变的因由。
1979年北京大学“五四”学术讨论会上，我宣读了题为《和新中国一起歌唱》的论文。这是我对于建国以来诗歌发展道路的最早的回顾。这篇论文流露出我初步的思考历史批判意向。这批判性的特点，后来在以《历史的沉思》为题的论文中有更大幅度的展现。后者也是一篇长文，计四万余字，它是我在北大讲授《当代诗歌思潮》的导论部分。上述两篇长文完成以后，我舒了口气，有偿清历史欠债那样的轻松感。我感到，我对当代诗歌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要说的话，大抵不出于此了。当然，《历史的沉思》发表之后，也有的朋友对我的写法不以为然。他说，要是他来写，就不会采取这样的叙述方式。我知道，他指的是我文章中的“尖刺”，特别是论及许多历史事件和若干有声望的诗人的作品时我的不加掩饰的批评。我自知忠于史实的说话不免伤人情感，但我宁愿以此维护文学批评的严肃性。《论新诗传统》是这本书中未经发表而直接列入的唯一文字。
我写此文的用意，在于使我的思考保持历史延续性。它是我对“五四”以来迄至今日的现、当代诗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描述的尝试。以上我用了较多文字谈到《共和国的星光》第一辑的三篇文章，因为它们的字数加起来超过全书的一半。这第一辑可以看作全书的基干，它确定此书的基本倾向是回顾性的，是对于诗歌的反思。一位年轻的评论家在批评我的作品时曾经作过这样的概括：“……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都经历了一个从‘想不到’到‘想得到’的痛苦觉醒过程。从‘想不到’到‘想得到’，其间我们的人民和知识分子都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甚至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苦涩和讽喻，不过这是大有补偿的苦涩和讽喻，而最大的补偿就是，他们获得了独立思考精神和成熟的理性。”（王光明：《谢冕和他的诗歌批评》）
他对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描写是宏观的。我觉得自己是在历史的挫折中学会了理性的沉思。这种痛苦的沉思获得的坚定性是不易动摇的。
1979年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给人们的启示是太丰富了，对于诗歌也是如此。许多信息向我们表明，诗歌正在全面萌发着振兴变革的因素，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大批名字生疏的青年诗人的出现，以及他们的诗作的引起震动。1980年4月在广西南宁举行了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会议的话题集中于新诗的现状和展望上，新诗面临挑战的命题被提出来了，不同的关于历史和现状的认识有了初步交锋。它预示了以后更为激动人心的辩论。就是在这个会上，《光明日报》与会同志拟组织部份专稿见报，我也是被组织的作者之一。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刊出我的短文《在新的崛起面前》。我以如下的话结束了这篇文章：“接受挑战吧，新诗。也许它被一些‘怪’东西扰乱了平静，但一潭死水并不是发展，有风，有浪，有骚动，才是运动的正常规律。当前的诗歌形势是非常合理的。鉴于历史的教训，适当的容忍和宽宏，我以为是有利于新诗的发展的。”
文章一出来，立即引起不同的反响。我感到我是在“平静”的水中投进了一块小石子。我自己也如同文章所说的那样，准备随时“接受挑战”。那时没有预料到，我所使用的“崛起”一词，竟留给人们那么深的印象，以至于被不少的人所相继使用。我也没有预料到，继《在新的崛起面前》之后，又有第二个“崛起”和第三个“崛起”（即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的出现。当然，我最没有思想准备的是，由于它的出现竟引起了那么多人的情绪激动，以至于在四年后的某个时候，竟被归纳成“三崛起”在更大的范围、更严重的气氛中受到关注。其实，《在新的崛起面前》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理论，对当时出现的新的创作现象也缺乏具体论析。文章的作用只是在于，它发现并描述了诗歌发展的新的迹象。但作为一个评论工作者，这也许是少有的“幸运”，因为他的工作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当然，我为此也付出了代价。以《在新的崛起面前》为契机，我在此后一段时间一直以浓厚的兴趣注视着新诗潮的兴起、发展及其挫折。
在我的观念中，挽救新诗的走向衰竭状态的，只能是当前这样受到昌明政治鼓舞的、整个社会向着世界开放的良好时机。它为整个理论界、思想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宏阔的视野。中国新诗的由停滞走向发展、由窄狭走向宽广、由单一走向多样，它的成功或者失败，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是我们不能在这样良好的氛围中振兴诗歌（或是给振兴开一个好头），那么，我们诗歌的不景气将要持续延长下去。收入这本《共和国的星光》中的文章，除了前述历史回顾一类，另外大约一半，便是对于新诗未来的呼唤。
这是一本论文集。对于这样的书稿，一般出版家都表现了相当的冷淡。它之所以得以出版，全然是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慷慨。他们鼓励我将近年所写诗论，以“新的崛起”为中心主题结集出版。编辑同志的热情和认真令我感动。为此我深深地感激他们。
当然，此后因整个形势的影响，由于我遇到的麻烦，也牵累了他们，这又是我所深感不安的。《共和国的星光》出书了，送到我手中时已是1983年的秋季。感于当时的整个气氛，我一面暗自庆幸它的毕竟未曾夭折；另一面也为自己和出版社耽心，怕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从而引起更大的麻烦。我极力“缩小”这本书的“影响”，尽量地不持以赠人，因而也不曾多购。许多师友我都不主动赠送，这当然是无可奈何的失礼，直至今日我还在一一地请求他们原谅。随后，从各地来了熟悉的和陌生的朋友的信件，向我索取或要我代购该书，可是出版社和书店竟一本也找不到了。一本说不上有什么价值的小书，竟然有人想到它并真诚地寻找它，作为作者，我所感到的欣慰可想而知。
当然，在特殊的气氛中，我也听到不同的声音。对此，我不想说些什么。需要加以表明的是，不论我发表的见解存在什么样的不足乃至错误，但我的观点的不同于众或使用资料的不加隐匿，并不说明我对当代诗歌的看法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我始终陷于痛苦的思索中。我受到中国现代和当代诗歌的滋养，我的批评建立在它自身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我进行这项工作时完全把自己当作局内人而不是旁观者。最近，我在《中国诗萃》（50年代--80年代）的序言中表达了这种复杂的心情：
“越是遥远的历史越是好写，越是近切的历史越是难写。中国千年诗史的最近一个阶段，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欢乐与悲苦、激扬与沉寂，它是我们诗化的生活史与情感史。因此，当我们试图描写它，我们仿佛是在从事一番无情的自我解剖。但我们毕竟无计逃遁作为当代人的使命。比起全部的中国诗歌的历史，这36年短暂得好似瞬间。但是忠实地、像历史家那样地描述并评价它，其对我们内心的煎熬，不啻千年之久远！”人民共和国的诗的星光始终照耀在我的头顶。我因它的明亮而欢欣，因它的晦暗而忧虑，我与它共命运。对于“数典忘祖”、“蔑视传统”、“蔑视权威”之类的言论，我除了付之一笑什么都不想说。
“春风”的朋友告我，他们将再版这本书。我再一次感激他们，为自己，也为关心它的命运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