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出的这本书，是我多年来对于诗歌的微观研究总的努力的一个部分。我力图把文章写得尽量地让人愉悦。我以为艺术应当是美的，艺术批评也应当是美的。我的目标是史与论的结合、批评与艺术的结合。这样累积起来，也有了现在这样的一本了。但这只是我为了达到一个更远的目标所作的准备的一个部分。我的目标是一部诗的史。我的兴趣在于从社会思潮的角度宏观地考察进入20世纪以来的诗歌思潮。中国现代诗歌，从“五四”到现阶段，有成就的诗人多如繁星。我有心无遗漏地论述他们，但事实上难以做到。我现在做的并不是一种有预定计划的实施，大体上只是一种随意性的选择，有时则取决于刊物的命题约稿。
因此，入书或未入书的诗人，都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有意的选择，特别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入书的。例如胡适的题目是我有兴趣的，但由于没有机会而未写，并不是我以为他对于中国现代诗歌发展是无关紧要的。又如《九叶集》的诗人们，除穆旦我没有机会见到以外，其余各位都是我可亲的师友，我对他们的创作有自己的评价，但也没有机会发表见解。本书只是我零星工作的积聚，它并不体现我的选择原则。我的遗憾是极多的，我的歉疚也是极多的。王光明是福建师范大学的青年教师。他在北大进修一年，由于需要，我们挽留他又住了一年。我和他有很深的交往，他的勤奋、才智和朴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早我便希望他能为我“未来的”着作写一篇批评性的序。他说有点“惶恐”，但还是答应了。一个暑假，他阅读了我的全部作品，作了认真的准备，写出了一篇很长的评论，这就是后来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上的那篇文章。他没有完全按照我的要求办，肯定得多而批评不足。这次成书，我要他履行当初的“计划”，他临时却把这篇文章略作改动，作为《代序》。我只好尊重他的意见。
我需要说明的是，这篇序文确是我早先约请的，而不是权宜之计的任意取“代”。这本书的封面，是徐赞兴同志设计的，我应当感谢他。关于封面，尚有一个情况要说明：我原先曾约请北京画院的青年诗人牛波设计。这个设计我非常满意--那里，一只燃烧着的太阳（或者是月亮）破裂为不规则的三原色，在灰蓝的天宇中泛出奇光，还有金色和银色组成的文字。牛波在这幅神奇的画面中，寄托了他的美好的情思，仅仅因为成本核算的原因（用色过多）而没有被采用。他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深深地感谢他。本书各篇文字，除论郭沫若那篇曾收入《湖岸诗评》外，其余各篇都是首次结集的。
1986年元旦于蔚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