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给予
那是梦境。当我捕捉那梦境中的一切，一切都似在雾霭之中。它飘浮，如一缕飞烟，如一抹远山的轻岚。我只记得闽江似从心间流过，它轻轻拍打两岸的丛林，那里有无尽绵延着的幽幽竹林、芭蕉和橄榄树。即使伴随着苦涩的童年，我不得不承认，故乡依然非常迷人，那里生长着我不绝的亚热带情思。谢姓在福州不是大族，我们的远祖该向何处溯源，有说是从中原迁来的，大约可以追及南北朝，也许是一种攀附。
“旧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虽然如今的衰落让人凄迷，但昔日的繁华毕竟可聊慰那种失落的空漠。记得儿时节庆时，家中总挂灯笼，上面写着“宝树堂谢”。去年拜谒谢冰心先生，我们认了同乡。她说她那个谢家也是“宝树堂”，可见我们可能还是同宗呢！“宝树”一词见王勃文：“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
祖宗的繁华梦并不能冲淡我的贫困潦倒的感受。在我的记忆中，童年几乎就是灾难。父亲早年失业，母亲是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多子女又无固定职业的家庭，且又居住在城市，可想有多么艰难！太平时世尚可，童年时恰逢抗战，战乱中，家中杂物典当殆尽，朝不虑夕，时为饥困所迫。我以幼弱之躯砍柴，拾稻穗，以及做苦力--无尽的劳苦，加上“书香门第”的虚荣，身心承受双倍的压力。但这个家庭无论如何都要让子女上学。对我来说，缴不起学费的求学，简直是痛苦深渊的挣扎。幸好小学时期认识了一位充满爱心的老师李兆雄先生。李先生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不知是出于博爱还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令他关怜之处。依赖他的社会关系，我得以减免学费的优惠进入了福州一所英国人办的学校--三一中学。在这所充满贵族情调的学校里，我终于找到了一张课桌。但即使如此，我还是交不出未减免的那一部分学费，这就引出使我感激终生的另一位人来，那就是我的姐姐谢步韫。
姐姐命运凄苦，结婚不到一年，姐夫便去世。她变卖婚前首饰供我上学。她是无言的，但我却获得无言的力量。我的中学生生活一直在困厄和挣扎中度过。童年到少年时代的少欢愉多忧患，使我对社会的不公有了真切的感受。文学是我生命的启蒙，从冰心的博爱到巴金的反抗，在我几乎就是一步步的跨越。我感谢这两位大师给我的心灵的滋润。由于他们互相补充的给予，我自觉我的情感和心理的构成是完整的。我的幼年的心灵几乎为《寄小读者》那样清丽的温馨所充填。到了中学时代，我已经不仅会爱，而且也学会了憎恨。从《灭亡》到《新生》，更从《激流》三部曲那些朦胧的追求中我获得了力量。我把巴金那种热情倾注于对于旧社会的反抗：为失业、为饥饿、为不民主，也为内战。1948年到1949年之交，我的思想相当激烈。我热情投身于学生运动，组织读书会，为此受到校方的警告。我如同当年那些热血青年一样，把个人无出路的悲哀和社会改造的愿望结合在一起。我迫不及待地要求摆脱此种困境，恰好这时家乡福州开进了人民解放军。
1949年8月，这座海滨城市正蒸腾着难耐的暑热。我不是没有看到双亲的泪水，但我的确别无它择。投身军旅是当年所能寻求的唯一出路，这恰好也为我当年反抗的激情找到了宣泄口。此后经历的是另一番生活的磨难。少年的热情很快地冷却下来，知识分子渴望的内心自由与军队的纪律约束成为不曾停息的内心矛盾的风暴，它制造着无尽的烦忧。当然还有泥泞中的负重行进，生与死的无情搏斗，海岛潮湿坑道中的午夜的汗水。记得进驻海岛的那些最初的时日，遍地的新坟和猪圈边的侧身而卧是怎样地给我的内心以震撼。就这样，我迎到了人生的青春期。这个青春期对我来说和童年是一样的艰难。一方面是对于艰难困苦和勇敢顽强的性格潜能的大发挥，一方面又是对于自由旷放以及创造想象的大压抑。最使人难忘的是青年时代的灵魂的自我约束，以及对于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我承认，正是这种经历给了我以外人几乎难以觉察的坚定、耐忍和决断。因此，我不仅相信磨难和困苦对人的品格形成的推进力，而且愿意相信这种环境对于青年时代甚至是一种必要。
在以后的岁月中，我每当身处逆境，总觉冥冥之中有一种神助，其实那就是青年时代的困苦的磨砺所给予的力量。生活教会了我，人活着想要做点事离不开自信心，这种自信心靠艰难困苦中不屈不挠的坚持和战胜来维系。因此，生命需要苦难。先哲说过，人是芦苇，是指它的脆弱而言。既是芦苇，那就格外地需要风；只有置身风中，它才不致被风所折。
两次庄严的选择
这一生大概只能有这两次选择，就其具有庄严感而言。前一次是前面提到的“投笔从戎”。一种置身苦难而充满神圣感的选择，那行为受到中国社会大转折的鼓舞，又为青年时期的憧憬和追求的激情所支配。也许从一个历史的大角度来看，那当初的一切激动人心的动机会变得衰微。但对个人而言，从中受到的益处却是不具形的强大。那是一种以青春为代价而换取的价值，它使我毕生受用不尽。这是一种迄今为止由于各种机缘而选择了军人为职业的那些人所共同拥有的，把生命置于一种经常的危急状态，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体验生的局限和死的必然的一种机会。它无疑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生命的坚韧性和神圣感。
我做出那一次抉择的可纪念的时间是：1949年8月29日--那一天，一个17岁的中学生走向了人生血火考验的新路。仿佛是与生命的奥秘相扭结，8月29日对我来说，是一个暗示着生命产生转变契机的密码。有趣的是另一个庄严的选择我也选中了那个数字。1955年我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从福州乘轮船溯流而上，至南平，改乘卡车过分水岭，一路在火车汽笛的呼啸中于8月29日来到北京。那时有就业的机会，但我放弃了。那是1955年的5月，我领取了300元复员金回到老家福州。为报答父母，我交给母亲100元，用100元买了一只手表，100留以备用。那时我受到一种神秘的启示，陌生的远方在向我招手。北京以它的深刻和深厚吸引着这个当时23岁的青年人的目光。当我提笔在大学报名单上填写志愿时，我以极大的坚定驳回了同伴的犹豫，无可选择地填写了北京大学的各种专业。结果我和他均以第一志愿被录取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关于北大校园的那些记忆，我已写了专文《永远的校园》。在那里，我倾注了我对这个古老学校的情感，以及我对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情怀。在这篇记述中，我依然不能写出那种欢乐与痛苦、单纯与复杂、无愧与忏悔交织在一起的心境。我只能笼统地说，作为与这个社会共同成长的青年，他的幸与不幸，他的长处和局限都与那个社会高度地认同。我仍然只是在选择命题下谈属于我的那个时代。中学时代我并非一个好的学生，原因是我只凭个人的兴趣，片面地发展我的学业。
三一中学是一所完全按照英国模式办的学校，这个学校当年师资力量很是强大。有国学基础相当深厚的老先生，也有从新式大学受到现代科学培养出来的一批很有实力的大学生，例如我当年的语文老师余钟藩先生（他和钱谷融先生是同班同学）便是当年中央大学国文系的毕业生。那个学校的老师都来自名牌大学。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这个学校对于英语的重视，这种重视远远超过了对于本国的母语。记得从初中进入高中，学校每个学期为我们开设的英语课，除了综合的英语之外，还有按照各种专门训练设立的分类课程，如英文法、英练写、英会话、英作文等。从初中开始，我们使用的文法课本便是英国中学采用的课本，其中没有一个中文字。这当然是畸形的，但是数十年后，我回想起来，深深痛恨自己没有利用那样的条件学好英语。当年我的反抗意识十分强烈，反抗社会、反抗强权，也反抗教会。反抗教会不仅反抗礼拜活动和“查经班”--一种集体阅读圣经的方式，而且也反抗英语--我认为那种语言代表文化侵略。问题不仅仅如上面提到的，问题还在于我因为对文学的迷狂（特别是对诗的迷狂）而在中学时代就放弃了全面打基础和全面发展的意愿。我对数、理、化全无兴趣，史、地、生物似乎还可以，但数学（几何，三角）和化学公式却真正令我头疼。那个学校采取了严格的淘汰制--这大概也是从英国照搬过来的。全年级按考试成绩分甲、乙、丙班，每班又按考试成绩安排学生座位，成绩第一名的坐第一位，以此类推。各个学期按各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调整班次和座次，而后，淘汰成绩差的让其留级或勒令转学。到毕业时，往往在百余人中剩下三五十人。我的中学成绩都是甲班，但最高的座次是10名到20名之间，我没有进入前十名，因为我的发展不全面，是畸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