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道怡
我非作家，乃是编辑，却被《新生界》的同仁拉到这座“聊斋”里来。作家们在这里都聊了些什么，我还没有看过。要让我聊，则只能说一些编辑的无聊话。前些时，我应约，写了一则编辑随感。讲的是我当编辑之初，读王蒙小说曾获得一个意外发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6年9月在《人民文学》面世时，有这么一段心理描写：单纯正直的青年林震，得知跟他谈得来的女同事对他产生了好感，心中未免疑虑：
“难道，难道……眼前浮现了赵慧文的苍白而美丽的脸。”
但该稿发表时，将“道”字排成了“过”字，编辑没能校对出来，却又觉得这“难过”未免突兀，便顺势给加了一句：
“说不清为什么要难过”。这就造成了个“说不清”的误会：20多年后这篇当初曾引起轰动的小说，经作家重新校订再次面世，大概王蒙本人也说不清那“难过”是怎么出现的了，索性既不“难过”也不“难道”，通统删掉。我披露这一节小插曲，意在提示编辑同仁，阅处讲求文字功夫的作家原稿，需要仔细揣摩，小心谨慎。这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还得熟悉与把握作家的文风和作品的情理。遇到确有失误或不合情理处，也好顺其文风拾遗补阙，以免造成“难过”的误会。《“难过”的误会》发表出来，不料我也感受到了“误会”的难过。原稿所写“拾遗补阙”，被排成为“拾遗补缺”。
尽管“阙”字可以通“缺”，但若作为成语条目，则从来是用“阙”字的。即便“抱残守缺”有时也可写作“抱残守阙”，“拾遗补阙”却不应写作“拾遗补缺”。设使我原用了“缺”字，也以改成“阙”字为宜。我估计这“误会”是这么造成的：排版时拣字工一时没找到“阙”，留下空铅，编辑校对信手补“缺”；或系电脑排版，字盘上没有“阙”，便以“缺”来代替，反正意思是一样的。因而，这算不上什么失误，只是在我未免有点小小的难过：读者会以为我误用“缺”字，而我在这方面是相当“泥古不化”、“抱残守阙”的。
大概因为《“难过”的误会》有些资料性和小趣味，它被一家《文摘》转载了去，“缺”字仍然照“缺”不误，就更怪不得选用的编辑未能“拾遗补阙”了。但随后另有一家刊物，原样照发这则随感，既不注明转载，又擅自改了标题，叫做《我编王蒙小说》，这就造成了让我似乎愈发说不清其谬误的误会，产生了令我简直哭笑不得实在难堪的难过。我自以为《“难过”的误会》一开头就说清楚了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当月，我刚被分配到《人民文学》。那是我作为见习编辑在刊物上读到的第一篇小说，怎么可能经手编发过呢！后来我虽编过王蒙小说，但对这篇而言，只能算是读者。然而不料《误会》却遭误会，被改题为《我编》，而且标题下面，还赫然刊有作家签名的一张照片：王蒙正呵呵呵地笑着。这张照片，我早见过，当时曾受那坦荡舒畅的笑容感染，由不得也跟着会心地笑起来。此刻见到这张已被多次转载的照片，竟跟我那说“难过”的稿件搭配一处，教我哪能还笑，惟有哭的份儿了。如此编而辑之，岂不使我或有“欺世盗名”之嫌？收见这份刊物同时，接到编辑附信说明：“题目改了一下，为吸引人；事先没打招呼，请能原谅。”
可见他也出于好意，想把杂志办得活些。但那意思却也明白：能吸引人的，是着名作家；只因我这随感涉及名家名篇，所以才赢得了选载者的兴趣。至于我当编辑的体会，并没有被这位同仁认真听取。制造和引爆名人效应，如今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锦上添花正烈火烹油，有谁还肯操心费力关注那些细雨无声的雕虫小技。虽然如此，我还是想借这辩白的时机，跟编辑同仁交流一下感受和信息。跟作家比，编辑无名是应该的，需要甘为他人做嫁衣。就算能有点名，也是沾了名家的名气。何况，编辑工作总不是由一人完成，一个编辑有了点名，还需要几多同仁以其默默无闻给他垫底的。更何况，在个别作家眼里，编辑的知名度不在其业务和资历。我就听到过几位作家称道“四大美编”的事迹，初听以为指的是四位资深的美术编辑，细听之后才弄明白，原来指的是并非业务出色，而是容貌出众的年轻女编辑。
据说那四个“美编”向某几位作家约稿，轻而易举就能拿到抢手的东西。但后来她们一一洗手不干、出国留洋去了。言下之意，颇感惋惜。我也未免惋惜：如今文坛一隅，风光恁般旖旎，真正要当编辑，怎样才能干好呢？不管人家怎样看待，要当个好编辑，首先自己得在业务上具备与职责相应的审美能力和文字功底。文学作品“诗无达诂”，见仁见智难得统一，但编辑总得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才好跟作家旗鼓相当地交谈下去。有位作家曾向我抱怨，某个编辑看了他的作品，只会一迭声说，“好，好，你这个东西里头有东西。”
有什么东西，他却说不出个东西，也不知他是缺乏责任心，还是缺乏识辨力或表现力？至于在文化与文字方面，编辑更应具有其职称所要求的相当于高等教育学历的知识素养和技术水平。否则，很可能将造成这样那样令人难过的误会。多年前有一次，复核责任编辑的校样，发现一句“元帅自通”。显然，这是拣字工把“无师”排成了“元帅”。笔画上的细小差别，匆忙草率没能校正时有发生。我便去提示他，要加强责任心。没想到他反来怪我：当然该是元帅自通，小兵蛋子能够自通吗？我告诉他“无师自通”乃是成语，他说成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一时气盛，便反击他：照你这个逻辑，难道就是通的？尽管我算不上刊物的“元帅”，你毕竟还只是编辑部的“小兵”，怎么你却“自通”，我倒成为不通的了呢？近年又有一次，更具有时代色彩。
原稿上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由于字迹潦草，被排成了“贫不为开”。这种明显失误，不该校不出来。岂料另一位年轻新手，非但不认错，反而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就是这样的！有什么错呢？现如今这年头，干什么不得用人民币去开路？光有精诚管个屁用，没有钱你寸步难行！我被驳得张口结舌，心想他这番话妙语惊人，倒是可以另写杂文的。无奈作家原稿并无此意，只好搬出词典请他依样改正。如此别有“水平”的“误会”，若不改正，势必给作家带来说不清的难过。诗评论家谢冕教授，就曾遭受此类折磨。1982年春他应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修养丛书”编者之约，写了一篇辅导性的短文《通过想象理解诗》。文中写道：
“为了说明这种再创造，我再举徐志摩短诗《沙扬娜拉一首》为例。‘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沙扬娜拉！’一朵水莲花在凉风中表现着婀娜的娇羞，诗人借此以形容‘沙扬娜拉’的温柔缱绻。”
那句“沙扬娜拉”，系日语“再见”的音译，徐志摩引用为组诗的总题目，原作共18首，重印时诗人仅留最末一首，题作《沙扬娜拉一首》（赠日本女郎）。
谢冕指出：“诗人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位女郎年龄、容貌以及互道珍重的两人的关系，但这并不妨碍读者在自己的想象中创造出一个动人的画面来……他可以把那一位水莲花似的女郎想象成自己的女友或爱人，他可以在一声充满‘甜蜜的忧愁’的‘沙扬娜拉’中，寄托着自己与心爱的朋友道别时的那一份眷恋。”
文章写得清楚，即便阅处该稿的编辑，不知道“沙扬娜拉”系日语“再见”的音译，从情理也应能看得出那是句道别语。遗憾的是：这位编辑没看出来，反而自作聪明，将“沙扬娜拉”误会为日本女郎的名字，并把这个误会强加给了谢冕先生。于是，文章发表出来，就变成了“诗人借此形容沙扬娜拉这位日本女郎的温柔缱绻”！这样一来，徐志摩也得跟着受连累：
“诗人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位女郎的年龄、容貌”，却叫出了她的芳名，并且用有失粗鲁的直呼其名，去打破那互道珍重的温柔缱绻。
《通过想象理解诗》是作者《文艺鉴赏指导》专集重头文章之一面世的，该书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高达30万册，可知“误会”流传，有可能会造成广泛的以讹传讹。有个未被“误导”的读者致函谢冕，不无讥讽地指责：“您把‘再见’想象为‘女郎’，岂不为讹？您的文章影响极大，应尽力改正，引以为戒。”
但该书已广为发行，怎么能以同样规模去更正呢！类似的信不断寄来，他不得不请出版社编辑室打印一份统一的回复：“我们负责此书的编辑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又没有认真核实，就将原稿作了改动……”尽管如此，难保不会有人受到“误导”，或有更多读者对作家产生误解，似乎教授本人不通，却来指导别人。这一不白之冤，使谢冕时感不安，以至十多年后，跟我偶然谈及编辑工作，仍流露出无可奈何的难过。当然，像这样荒唐的事，毕竟是极个别的。
在默默无闻岗位上的众多编辑，都能勤谨敬业，披沙拣金，以他们较高的业务能力和较强的责任心，为繁荣与发展文学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近十多年，新人辈出，佳作纷呈，便是明证。不能不承认，名家成就里，或多或少也有一份无名后勤的劳绩功勋。特别是新时期成长的年轻编辑们，较多新的营养，更少旧的束缚，开拓新路数，创建新局面，出手不凡，未可低估。况且，话说回来，作家们也并不都那么讲求文字功夫。他们的文思或许新颖别致，但文字方面却常粗疏谬误。其间既有造诣关系，也有个责任心问题。尤其后者，更让编辑头疼而心烦：似乎“小姐”必有派头，懒得自己梳妆，总要“丫鬟”侍候着，打扮一番才好登场。鲁迅先生早有指示：“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改正错别字，更不在话下。话虽是对初学者说的，但登堂入室者更该恭谨遵行。然而有些作家，文思泉涌，一气呵成，自己也不再看一遍，就连汤带水一股脑儿端给编辑。结果，编辑阅稿，像吃未经淘过的粗米，时不时被沙子硌一下，相当影响审美情绪；编发之时，又得处处小心留神，一一代为改正，不能不妨碍了对作品的总体把握。别的失误，且不说了，单这错别字，即便是在名家的手稿上，也屡见不鲜。
“刻画”写成“刻划”--仿佛需要划分出来，才好刻得进去。
“执着”写成“执着”--似乎非得手里拿着个东西，才能坚持得住。
“分量”写成“份量”--重量变成数量，要一份儿一份儿地去衡量。
“噩耗”写成“恶耗”--“耗”就是坏消息，莫非还有“善”耗？
“三昧”写成“三味”--把多味的精义，压缩成有限的三种滋味。
“辐射”写成“幅射”--将立体圆周的迸发，简化为平面单片的传递。
“赔笑”写成“陪笑”--对方没有笑脸儿，因用笑脸对之，以讨好或赔礼；若对方正在笑，陪着人家同笑，岂不成了皮笑肉不笑？
“天翻地覆”写成“天翻地复”--天翻了个儿，地却叠起来了！“惺惺相惜”写成“猩猩相惜”--好像两只大猴子，亲昵在一起……如此这般，不胜枚举。而这种毛病，并不难改正，只消查查词典，不过举手之劳。就此打住，不再唠叨，已经是对作家有点儿吹毛求疵，对某些编辑同仁则更多有得罪了。幸而在“聊斋”里，说话可以放肆些的。而我之所以要小题大做，意在企望作家与编辑，尽量避免“误会”，减少那种说不清的“难过”。
（原载《新世界》199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