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为几只可爱的小鹦鹉买了一只精致的鸟笼，金色的和银色的两色飞檐屋顶，中间垂挂着白色的秋千吊环，三开门。对于鸟儿来说，堪称得上是豪华的住宅了。看到这，心里一阵惆怅，我能为鹦鹉找到这样的房子，却不能为自己！我不敢想有一座国外触目可见的教授别墅，我甚至也不奢望有一套可以让全家人都住进来的单元房。我只想有一个书斋，有一张桌，有四壁可以自在地检索的藏书柜。但即便是这样可怜巴巴的愿望，也是一个难圆的梦。
我的书桌大概是人们想像力难以到达的、最乱也最小的书桌了。桌面原也不小，大约有半平方米。但是堆积了包括来往信件、药瓶之类的杂物，这些杂乱的占领之下留给我的“领土”，狭小得连铺开一张16开稿纸都很困难。我就在这“不足16开”的范围内读书、写作和思考。这套在北大妄称为“高知楼”的单元房，没有厅，只有三间小居室。一间12平方米的卧室是必须留下的，一间最大的约14平方米的房间除了摞得满满的书籍，就是留给来访客人晤谈的最豪华的空间了。我称为“书房”的那间仅8平方米，其实早已成了贮藏室--为所有无处栖身的杂物提供庇护所--我就蜷缩在这四周物质重压之下喘息着，来进行那个最富想像力的世界的遨游。已成年的子媳，他们当了10年的医生，迄今还分不到一间房。而我这位当教授的父亲竟不能在家中为他们提供栖止之所。他们于是只能无休止地漂泊：早晨从西端的古城来到东端的东大桥，晚上再由东向西一个循环。熟悉北京地形的人都知道这两点一线意味着甚么。他们就是这样的日日、月月、年年！我的“书斋”有一扇窗子，窗子外有一片空地。这空地原先成了附近市集的停车场。市场的嘈杂和肮脏是我眼前的风景。几经争取，这里终于被栽植成了绿地。在无尽的喧嚣和拥挤之中，我为拥有这一片绿色而心存欢喜。但欢悦未能长久，从这一片绿色出现之日起，我的心就开始了不平静。我看到的是旁若无人的肆意的践踏。践踏是全社会的，从无知识的到有知识的。当汽车或卡车在新植的草地上横冲直撞，我觉得那是在辗压我的心。我不得不为这肆无忌惮的蹂躏而揪心。本来就很可怜的“书斋”一角的和平也就最后地被破坏。
于是，除了四壁的“物质”重压，我还感到了无所不在的精神的重压。在这样的环境里，欢乐既与我无缘，当然也闲适不起来。同辈人的住房条件都过得去，也有做了高官的，也有得了一官半职的，他们都享有受到规定和受到保护的住房标准。一介书生，两袖清风，除了物质的压迫，时不时还有非物质的骚扰，我除了用阿Q式的自我解嘲，什么都不能做。于是，我只能继续在那张杂乱不堪的桌面上进行世界上最艰难的“领土”争夺。我的儿子也只能继续在北京城遥遥的东西两端之间进行永恒的疲劳的竞走。这种艰难的处境，我的学生们最清楚。他们纷纷向我许愿，一位说，等我成了“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一定送老师一部奔驰车；一位说，等我成了巨富，我一定送老师一幢带有游泳池的别墅。这些话当然认真不得，事实上他们把可怜的助学金用来吃最粗糙的伙食都不够。我们也就在这样的嘻嘻哈哈中进行着世上最轻松也最富有的“精神会餐”。
“会餐”之后，我依然侧身躲进我的“书斋”。我的苦恼无时不来袭我。去年从香港分批空邮寄来的书，全国图书评奖的赠书，如今都堆放在地下。何时能有一间可以把所有的书都放在架上的空间呢？我对着我的窗子喘气--而在窗外，那片草坪依旧被那些受过教育的和未受教育的、年青的和年长的、无知的和有知的人们残暴地踩着、踏着。在这时，我的仅有的一丝平静也最后地消失了。前些日子来了位摄影的朋友，他发现了我的“不和平”的一隅书斋，以为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的镜头对准了我的窗子和窗子前面的“书桌”，当然，也对准了我的痛苦和不宁，我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摄影完了，还要题字，我写下了如下的一句：“愿天下读书人都有一间可以看到风景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