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叙传”是五四时期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我们之所以称其为“‘自叙传’色彩”，是因为它与所谓自传体小说有着根本不同。作者为我们展示的，不是他自己从幼年到成人的成长历程，他们不是借小说的形式写自传，而只是此时此刻生活遭遇与心灵活动的片断记录，因而它们都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传”的特征。即使在表现现时生活和情感时，也有着严格的选择和明显的偏向，他们尽贵剔除那些仅仅属于作者个人的琐碎经历和情绪，而传达那些自信具有普遍性，能引起读者共鸣的精神活动。因此，在某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中，尽管人物名姓不一，但他们却拥挤在同一狭小的时空中，具备几乎完全相同的思想品质、道德观念，经受着同样的梢神压力，一篇与一篇之间，既不是人物灵魂不同脷面的各个表现，也缺乏一种向纵深发展的层次递进。这使得五四时期大部分作家的小说，都形成一种明显的倾向：人物形象定型化。我们可以不大费力地将某一作者的人物归于一类，寻找到他们的共同特征，这些性格的“共同性”，同时几乎又是展示于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全部。五四小说人物的定型系列主要有如下几种：
冰心：烦闷--“爱”、“美”型
从创作于1920年的《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开始显露端倪，到1921年的《超人》，冰心为她笔下的人物构造出一个固定的性格--严格地讲是情绪--模式，由此形成一系列具有相同面貌的人物：凌瑜（《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彬君（《一个忧郁的青年》）、何彬（《超人》）、静伯（《爱的实现》）、“诗人”（《最后的使者》）、“他”（《烦闷》）、星如（《悟》）。这些人物的定型特征是：他们大多具有优越的家庭环境，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关心国事、探索人生，却陷入了精神的烦闷，他们常常把“思想引到无尽处”，做深不可测的思索，最终又都依靠母爱和童真的感化而得以解脱，重新获得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凌瑜烦闷至极甚至想寻绝路时，听到海边两个天使般的少女的劝说，心中便充满了一种“不可思议，庄严华美的感情”，从而重新回到生活，何彬因一男孩的行动，感悟到母爱的伟大和人与人应当互相牵连的乐观思想，等等。
冰心小说人物的这种定型化特征，事实上正是她自己这一时期精神世界的外化，她同时期的散文和诗歌，在情感基调上与其小说几乎完全一致。
郁达夫：“零余者”
郁达夫认为，“艺术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句话是于真万确的”同样，把郁达夫笔下人物的性格特征，视之为他自己的精神的写照，也并不过分。在他笔下，无论是《沉沦》中的“他”、《南迁》中的伊人，《茫茫夜》、《情乡病》、《秋柳》、《空虚》中的于质夫，《采石矶》里的黄仲则，《茑萝行》、《青烟》、《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中的“我”，尽管称呼不一，但其生活遭际和心境，却相差无儿。他们追求名誉、金钱、女人，但漂泊异邦、备受歧视引起的民族自卑感，经济困顿带来的“生的苦闷”，追求异性爱情而不得的“性的苦闷”，将他们的精神压迫至于颓废甚至变态的境地。感伤、忧郁而又愤激构成他们主要的情绪特征，坦率、正直、善良，是他们最突出的精神品格。他们常常是拖着“委靡得同风的影子一样”（《青烟》）的身体，惺忪着眼睛，出人于旅馆和酒店之间。这些特征几乎可以全部适合他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从《沉沦》开始，郁达夫的一系列作品可以说都是他自己情感世界的不断流泻，它们都是“兴味的继续，不是新的发现，我们并没有在《沉沦》作者其他作品中得到新的感动”。
同郁达夫经历相似，又遵循着相同创作原则的郭沫若，其早期小说人物在精神上与郁达夫作品人物有着相近的特征，他小说的基调比郁达夫更为激昂，表现出更鲜明的反抗情绪，怛其人物却一样经受着穷困、漂泊的生活遭遇，他们虽未陷入所谓“性的苦闷”，但向往纯真爱情而不得的痛苦，使他们的心灵遭受着一次次打击。《残春》、《漂流三部曲》、《行路难》中的爱牟，《喀尔美萝姑娘》中的“我”，都是作者自我经历和情感的写照。
叶圣陶：感化型
叶圣陶的早期作品，在歌颂和赞美“美”和“爱”的理想时，有一种特定的表现方式，这些作品由于作者创作意图所致，着力展示了人物梢神世界的一个方面。《母》、《萌芽》、《潜隐的爱》和《小蜻的回家》等作品中，作者嗍造了相似的人物形象，以母子之间的互爱互怜暗示自己对人句人之间情感沟通的向往。
庐隐：哀怨型
庐隐从《或人的悲哀》开始，所表现的“只不过是她自己，她的爱人，她的朋友，--她的作品带着很浓厚的自叙传的性质（海滨故人》中的五位女青年，是具有相同生活遭遇，经受宥相同精神杻迫的知识女性，互相之间没有明显的个性差异。她笔下的人物都在追求精神上的恋爱与安慰，然而求之不得的痛苦与既得之后的失望，使其陷人无法自解的困惑之中，她们试图以自暴自弃的态度在人生之谜中游戏，最终却发现自己反被人间游戏。于是，她们诅咒一切，恨世、厌世之语随处可见。她们不但浮找不到真正的幸福和希望，甚至得不到些许的安慰。朋友间的通信往来及其同病相怜，成了她们最为充实的生活内容。
淦女士（冯沅君）：矛盾型
淦女上是出现于五四中后期的作者，她的一本《卷葹》，以其大胆的笔触，诉说着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主、意志自由的痛苦。其中六篇作品（包括两篇《附录》），尽管各由独何合起来却似一个中篇贯穿这些作品始终的核心，是艽中人物无例外地经受着同样的精神痛苦：母爱与悄爱的冲突以及因此造成的内心矛盾、困惑。
五四小说浓厚的“自叙传”色彩，是作家各以自己的精神世界为表现对象的结果，相比较而言，他们对内心的感受比对外部观察更为敏感。他们把创作的热情人最倾注于自己的心灵世界的剖白，而不娃现实生活的提炼与挖掘。许多作家甚至毫不掩饰自己在作品中的存在，连名姓有时都不改变。冰心的《烦闷》中有“冰心”，顾仲起《最后一封信》的人物就是“顾仲起”，郁达夫《茑萝行》里的“我”，旁人称其为“达”。
作者如此创作，读者也就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将作品当做作菏自我经历的情感的展现。是否真实地表现了自我，成了许多读者衡欺篇作品是否与实的电要准则，也成为作品能否引起读者情感共鸣的首要前提。石评梅在谈到读了《寄天涯一孤鸿》时说：“我在灰尘的十字路街头逢见女师大的仪君，她告诉我《小说月报》最近期有你（庐隐一一笔者注）寄给我的一一封信，我问什么问题，她告诉我后我巳知道内容我心海深处忽然涌现起凉涛骇浪，令我整个的心身受其拨动而晕厥。”她竟然把小说认为是朋友间的书信，敏感的神经致使闻其名而灵魂颤栗。某读者谈到顾仲起的《最后一封信》时，认为这篇作品“以十二分的哀感读他，他写这篇文字时，我们可以想见，一一定是一面在流涕，一面写着的”。在作者、人物、读者之间建立如此切近的联系，情感的共振达到如此强烈的程度，这的确是中外文学史上少有的现象。它使这些作品中的情愫更加真切，情调愈加急切，在显得狭窄的精神领域中酿造出一种紧迫人心的气氛。在引起读者共鸣这一点上，“自叙传”成为他们最有可能选择的表现方式。它充分显示了五四时期作家固守的文学信条：真，尤其是情感之真。
要求在创作中表现主观情感的呼声，在五四时期的文学社团和刊物的宣言、主张中比比皆是。这是个性主义在文学领域找到的最佳突破口，它并不要求他们的声音达到完美无缺的和谐统一，而是要调动他们的热情，使其以各自不同的曲调，汇成一组“心之曲”，使他们在纷繁中共同显示出活腾腾的生命价值。在我们研究五四小说时，这是一个应缉时时引起重视的现象和特征。
五四作家内心矛盾、困惑的大胆袒露
五四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气的时代，是中。历史黑暗走向光明的黎明时期。但在这里，我更愿意说它是一个充满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历史时期。理想，尤其是历史变革时期的理想，总是在抛弃现实的同时矗立起来，因此，现实不会为人们理想的实现提供足够的条件，而总是以吝啬、苛求甚至残酷的态度阻碍或抑制人们的追求。同时，对于吮吸着传统文化营养成长起来的五四青年来讲，旧的伦理道徳原则已有意无意地渗入他们的灵魂，成为他们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与重要准则。个性解放是他们的追求目标，但还不是已获得的自由。他们必须冲破现实的樊篱，获得自由言行的基本权利，更要同时战胜自我精神上“因袭的重担”，这无疑是一种更为艰难并充满矛盾的斗争。对于形象地揭示人的本质的文学来讲，就不仅要表现人们与黑暗现实的抗争，对理想的讴歌，更要揭示人物内心灵与肉、情与理、反抗与怯慯、亢奋与幻灭等纠缠不清、难以排解的内心矛盾。不仅要展现社会历史的动荡，更要揭示人物的蜕变。人物不仅被“爱”感化，同时还努力从中获得在现实中抗争和奋斗的武器与力墩。因此，“最后的使者”为烦闷的“诗人”带来了把“金斧”，劈开了黑暗，摧倒了忧伤，使青年重新获得对未来的希望。“一个忧郁的青年”最后得到的，是“祝你奋斗到底！祝你得最后的胜利”的鼓舞。也正因此，凌瑜感受到内心中“光和爱”的温暖，但并未因此获得一切。作者只是给予他奋斗的希望，真正的理想，还“等着青年自己去找”。
这就是冰心小说人物的矛盾，也是冰心自己的困惑。她的人物虽然好像总是从烦闷到“爱”和“美”的转化终结，但事实上却是在这两极之间徘徊、彷徨。他们虽然忧郁，却绝不悲观，“‘悲观’两个字，我很不爱听，忧郁是第一步，奋斗是第二步”，“现在不过是一个忧郁时期，以后便是奋斗时期了。”然而，由于冰心的理想从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她无法为自己笔下的人物寻找到实现理想的真正有力的手段和途径。“奋斗”这个她所不敢忘记的现实观念，在这里不免显得有几分祺渺不实。对于“美”和“爱”的理想，连当时的冰心自己也不相信，“这只是闭着眼儿想着，低着头写着，自己证实，自己猜疑……一般是自欺自慰，世界上哪里是快乐光明？”怀着这样的情绪创作，其作品就不能不表现出矛盾、困感以及无法解除的痛苦。在冰心小说看似自足自圆的封闭体系中，依然暴露出无法弥合的裂口。
叶圣陶早期小说，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表现了自己对人生理想的向往和对世态炎凉的失望以及二者间的冲突。《隔膜》以纯粹的心理感受片断的剖白，静态地描写了人与人之间虚伪隔膜的关系。《孤独》中的老人渴求世人的同情、谅解，为得到灵魂的慰藉，他甚至将希望寄于一个儿童能叫他一声尊敬的称呼，然而一切都使他感到失望，不得不复归于孤独之中。叶圣陶同时也借对母爱的描写传达自己的人生理想。在他笔下，母爱的内科不外足以下两个方面：母子之间感情的相通无间（《伊和她》、《母》），母爱的不可或缺或其爱力的不可抵御（《潜隐的爱》、《萌芽》）。作者借此暗示人与人之间瓦相体谅、互相同情、爱恋的可能性。作者也时常将现实与理想这正负两极在冲突状态中展现出来，反映出作者思想上的矛盾。《啼声》里的婴儿，在啼哭中怀疑和讥咒所谓母F之爱，虚伪的表象与其实质是对人世的认识。其他如《祖母的心》、（平常的故事》，都是借对儿童的态度，表现爱与自由同现实之间的矛盾。
王统照也虽一个对人生问题极为关注的作家，他怀着人生应当美化的态度表现生活，构思作品。所谓美化，便是一种“精神上的恋爱生活阿根因一女犯人的微笑受到感化，获得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阿根》）。《沉思》则从反面表现了“与爱和美的生活不协调的生活他也时常表现“美”的理想如何在现实生活中破灭。《雪后》中天真纯洁的儿竜用雪堆成楼阁，却遭军阀铁蹄的践踏，美好的理想被无情摧残、破火。王统照常用“繁丽的文字，写幻梦的心情‘但最终“却结束在失望里，使文字美丽而人物黯淡”。
许地山的创作更为特别，同其他作者一样，他也表现现实的缺陷，并试图寻找出路。由于作者受基督教的影响，常常怀着超然出世的态度解除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他没有像冰心那样借“美”和“爱”的理想将人物从自绝的边缘拉回到现实生活，而恰恰是以“死”来解脱现世的痛苦。《命命鸟》中的敏明和加陵，在不得自由恋爱之后，手挽手走向海中双双自尽，“他们走人水里，好像新婚的男女携手人洞房那般自在，毫无一点畏缩”。他们这种超然静穆的态度来自于他们带着浓厚宗教色彩的人生观：“咱们是生命的旅客，现在要到那个新世界，实在叫我快乐得很。”
在五四小说中，另外一种冲突可以说带着更多的血和泪，更加揪人心肺，这就是个人幸福的追求与社会阻碍之间的冲突。这是一个迫切需要答案却无从寻找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和途径不是靠幻想天国的“美”和“爱”，求得心理平衡所能达到，它更需要现实的反抗行动。胆识和意志在这里受到最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