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籍”和“某系”：语出陈西滢《粉刷毛厕》。“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所谓“某籍”就是指浙江籍。鲁迅等七名教员发表支持学生运动的“宣言”，其中鲁迅等六人都是浙江籍，只有李泰芬一人例外。据有关资料，当时女师大共有教职员约80人，而其中浙籍教职员达17人之多。所谓“某系”，正如鲁迅所称，不是指“研究系”、“交通系”这样的政治派别，而是指“国文系”。鲁迅之所以强化这样一个看上去很枝节的问题，是想突出对方文章中观点和说法的无中生有，且因为陈西滢和杨荫榆是无锡同乡，所以“某籍”的讨论也让人想到这样的事实，“但只要不是‘某籍’，同乡有什么要紧呢。”极尽挖苦之事。
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中，还有一些词语反复出现，如“偏袒”、“文士”、“名流”、“流言家”、“碰壁”、“多数”、“少数”广道义”……等等。分析开来，都各有妙趣，别有味道。读《华盖集》及《华盖集续编》，这些间的含义同上举的各个释词一样，是必须要了解清楚，才能体会和理解鲁迅杂文的思想与作风的。要全面了解鲁迅与陈西滢之间的论战，掌握这些词汇非常必要。
一场关于剽窃与抄袭的争论
20年代中期，鲁迅与陈西滢之间发生过一场抄袭与剽窃问题的争论。事情还得从陈西滢说起。
1925年10月1日，由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在报头刊用了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的黑白画家，徐志摩在开场白中对这幅画像的由来没有加以说明，而同期发表了陈西滢之妻凌叔华的小说《中秋晚》，在这篇小说的附记中，徐志摩用含混之语说道，“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一周之后，《京报副刊》发表了重余的文章，指出这幅画像是剽窃英国画家琵亚词侣而来。《现代评论》又在其后发表了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京报副刊》不久发表了晨牧的文章，暗指凌叔华的小说是抄袭之作，“现在某女士竟把柴霍甫的《在消夏别墅》抄窜来了……这样换汤不换药的小说，瞒得过世人的吗？”
作为凌叔华夫君的陈西滢，怀疑这两次揭发都是鲁迅在幕后所作。于是，他就在《现代评论》的《闲话》栏里写了一篇谈抄袭与剽窃的文章。这篇文章并不直指鲁迅，也没有明确为凌叔华辩解，而足用影射之法对鲁迅进行反击，同时又为自己的妻子进行间接表在此之前，陈西滢就在《致志摩》中攻击鲁迅道：“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而陈文一开始用“现在着述界盛行‘剽窃’或‘抄袭’之风，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这句话开篇，说明他把“抄袭”与“剽窃”限定在“着述界”也即学术界而非“文学创作界”的用意。意思很明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是真，凌叔华的小说“相似”难免。
鲁迅对陈西滢的反驳，集中见于1926年写作的《不是信》一文。关于自己的着作，鲁迅首先承认，盐谷温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但他更郑重申明，自己的“次序和意见就很不相同”。着作的大部分章节，“我都有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其他如“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竒”，这就体现出了鲁迅极尽讽刺挖苦的笔法，回应了陈西滢的攻击。而对凌叔华小说是否抄袭，她的图画是否剽窃，鲁迅并未加以论证，只是说明自己“并不看这些小说”，琵亚词侣的画，也是在“剽窃”问埋出来后，才去买了一车琵氏的画集。而陈西滢之所以指责鲁迅“抄袭”日本人的着作，原因并不是事实的发现，而是因为他怀疑凌叔华事件的被掲发，都是鲁迅所为。鲁迅没有对凌叔华事件明确表态，却让陈西滢的用意昭然若掲，显示了他斗争的策略与风格。
鲁迅着作是否有“抄袭”行为，学术界早有定评，陈西植的指责不攻自破，鲁迅并没有因此急得“跳到半空中”，而是从容应战，将锋芒指向了更加尖刻的别有用意的人格问上。凌叔华的小说和图画究竟是否“剽窃”，也不是鲁迅急于要去证明的事情，他的语气里明显有一种不屑的神情。斗争的结果，是让人看到鲁迅的坦荡和从容，陈西滢单刀直入的手法和将“着述”可以抄袭、“创作”却难免相似的说法，给人自相矛盾和替人狡辩之嫌。至少从笔战的策略上讲，就已经输给了鲁迅。从中也让人感觉到，为什么鲁迅在长期与论敌的笔战中，常常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这场公案对今人来说，也不无启示意义。
重读《西滢闲话》
陈西滢是五四中同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拿着从英国大学里得来的博土头衔，更带着西方政治、文化及文学的教养回到中在陈西滢的眼里，中国的一切都可以用“看不惯”和“瞧不上”来概括。他写了许多与中国时事有关的文章。也许是英国绅士的优雅姿态对他浸润太深，他没有一种想做“战士”的意识，他不想失去自己闲适的旁观态度。他的文章以“闲话”命名。按理说，既是“闲话”，就当以陶醉于风花雪月和脉脉温情为主调，在五四这样一一个思想交锋激烈无比，笔战叠起的时代里，他同样玛是一名旁观者。可偏偏他所谈论的“闲话”又远不是与时代无关的妙文，而是对中国时势的评说，政治的、文学的、运动的，常常在他的笔下出现。他以闲适的姿态看取时代浪尖上的波涛，用纯粹的绅士的学养评说中国的“特殊国情”，最终遭致自己不情愿地、缺少防备地进入到中国现代思想交锋的湍流之中，他有点难以自持，又不能不为自己站出来辩解。有时候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用并不周密和恰当的言论与人交战，不但失去笔战的优势，而且还丢掉了绅士的从容与优雅。最终，以一个失败者的姿态退出了文坛。他的悲剧多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但又不能不说是他对当时中国的时代主流缺少感悟和认识。
《西滢闲话》是陈西滢在五四时期的主要作品结集。身为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他的这些笔本来确为“闲话”，但他忍不住要对时事发表议论的做法，使这些文章成为与大是大非相关的论题，绝非一个“闲”字可以了得。文集中的部分篇什确为无关“大局”的“闲话”，比如他对西方戏剧的介绍和对中国“文明戏”的评介（《小戏院的试验》、《观音与国剧》）；对东西方文化的具体比较（《东西文化及其冲突》、《拆了火炉搭凉桐》、《中国式的外国医院》）；等等。这些文章很像当今出国访问归来的文人写下的观感文聿，虽说是“布尔乔亚”情调满怀，但并无让人生厌的刺眼之处。可陈西滢的“闲话”内容远不是这些，他常常忍不住要对中国的时势发言。由于我们多年来形成的对陈西滢政治态度的认识，意识里总以为他是在政治上与军阀站在一边的。而《西滢闲话》告诉我们，陈西滢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充满痛恨，他对军阀统治的批判也同样锋芒显·。他看出了军阀开战其实是“抢饭碗”，反对中国民众参与其中（《吃饭与火并》）；对军阀统治者的腐败大加指斥（《捞油水》）；对腐败政府“讨好洋人”，在“各国开会委员”到来之前，洗刷“取消不平等条约”等标语的行径，做了毫无保留的批判。这是他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从言论到行动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闲话”不闲，这是思想观念使然，也是社会责任使然。
陈西滢的“闲话”却并非因为这些出名，而是他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争论，引起了时人及后来者的特别关注。陈西滢与鲁迅的争论及最终的结局证明，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作战结果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中的一名反派”角色。
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有序和理智，对中国的一切都有三分看不人眼。他读中国报纸上的外国消息，为这些消息的多处谬误而不齿。中国翻译者把意大利“作曲家”当成了“文豪”，把发自柏林的关于“英国外相”的消息当成了“德国外相”，把德国的政治家路德当成了英国的罗素（Russell）。他认为“中国报纸的外闻里，没有·天没有笑话或谬误”（《中国报纸的外闻》）。他指出的这些错误我们应当相信是真的，不过他文章里那种理智的态度和不以为然的神情，又多少让人觉得少有五四青年的热血。他认为中国的“文艺出版物”少得可怜，只相当于英国的十之一二，可他很少想到当时的中国文化才刚刚走上现代化的路途，没有鼓励，只有不屑（《文艺出版物》）。总之，他看到了中国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不实，但处于五四那样一个特别的时期，过于理智的态度显示出对新文化运动的热情不高，很难让人接受。
陈西滢毕竟是一名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闲话”还是“闲话的闲话”，他都不可能不触及时代的脉搏，他不可能完全成为一个旁观者。当他以自己英国博士的身份和气质谈论国事时事时，往往就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他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主调形成程度不同的抵牾。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不过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的态度里少有热爱。他认为“中国的国民实在是‘程度不够“国民的程度这样幼稚，有人还要主张同外国人火并中国的没出息，还是一般国民的责任。”（《智识阶级》）应当说他已经看到一些问题的实质，但他没有方案、甚至少有同情，只有不屑的姿态让人难以接受。他也正是看到国民民素质的可悲，所以不主张同外国人去火并，让人家杀到我们的“末一个人”，可他也不愿看到帝国主义的屠刀放在中国人的脖子上。究竟如何是好，陈西滢自己也没有答案。
陈西滢真正捅出了娄子，还是1925年女师大风潮及“三·一八”惨案。这成了他同鲁迅等五四主将的思想阵营的分水岭。事实上，说陈西滢痛恨学生、维护反动军阀，似乎不合实情。但他的确是打着“公理”、“正义”的旗号，对学生运动泼了一盆凉水。读《西滢闲话》会感觉到，陈西滢立场有问题，发端于他总想以英国博士、北大教授的姿态评论时事，所以他看到学生闹事，首先是“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如果过在校长，自然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下去，以致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言辞虽显公允，却充满了对学生的不满。他对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等发起的“七教员宣言”也看不惯，认为“未免太偏袒一方，不大平允”。他把学生运动看成是一种对学校秩序的破坏，而不是一次对反动势力的反动，这就决定了他的“公理”、“平允”即使不是敌对的，至少也是短浅的、平庸的。所以他才会认为学生风潮是有“我们平素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粉刷毛厕》）。面对刘和珍与杨德群两位女学生的惨遭屠杀，陈西滢除了悲悯之外，更为了自己的立论，《轻她们的革命热情和冲动，把她们的死当做是一种无谓的死亡。他把如此重大事件也当做“闲话”来谈，认为杨德群除学习勤奋外，并不热心于“开会”之类的运动，“三一八”那天她也并不想去，是返回的途中又被人拉去的。他的言论激起了杨徳群同窗学友的愤慨。他们联名写信给陈西滢澄清与质问。陈西滢并不认错，且有勇气把学生来信在自己主办的《现代评论》公开发表，并坚持认为“许多‘富有思想’、‘大有作为’的青年是简爽七参与任何运动的”（《杨德群女士事件》，栽《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加之他与鲁迅的纷争及其道义上的失败，他最后从新文化的潮流中退隐而出。至于他同鲁迅之间其他方面的恩怨，话题也多是他不断引出，如“抄袭事件”、“官僚问题”、“某籍和某系”等，最后也都在这些话题上败下阵来，搞得好友徐志摩也不得不中途跑出来劝架，大喊“带住”。
陈西滢对中国社会的间题当成“闲话”来谈，好像站在了一个理智的公理的高度，却不想这种态度正成为鲁迅反击他的枪靶。他说中国民众“不够程度”，还不及鲁迅批判国民性的愚昧激烈，但他只想取旁观态度的做法，未免过于绅士，直至自己走向革命的反动一面。其实他对上海工人的罢工也曾声援，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野蛮多有批判，不过站在“公理”的角度，又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并无好处，究竟应该如何，连他自己也没药方。他转呼吁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实情，向“国外的宣传也万不可缓”，如此“很可以给全世界以一个深切的印象，叫他们知道我们全国人民是怎样的沉痛和决心。”（《五卅惨案》）他相信曾经见过的西方世界。他认为战争是恐怖的和令人厌恶的，而不同意某些“文学家”在那里“赞美战争，歌颂流血”，这种观念也真的够超前，但他因此否定革命和革命者，却显得过于“理智”其罕反动。他开出的最有力的药方，是一句不无思智又无从实施的话：“我希望我们多有憎恶战争而临事不得不挺身去干憎恶的事的平常人。”（《智识阶级》）语调和言辞显然是几经推敲后说出的，可以见出他内心的复杂与矛盾。只可惜这样的声音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等于没有说。在《西滢闲话》里，有不少观点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从作文的角度讲，陈西滢的作文之道，还没有完全进人火候。他的“闲话”惹得他自己忙不迭。
从《现代评论》的“闲话”栏停了以后，陈西滢也就退出了文奴，鲁迅先生“不能带住”，只好以他自己失败而终了。用一个世纪末的流行词来说，陈西滢也实在是世纪初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里的一个“另类”了，起先还有点自以为是的风采，到最后一点儿都没有“酷”的感觉了。他后来应国民党请求，去巴黎做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又回到伦敦居住，只把他乡认故乡，最后客死英伦。《西滢闲话》结集出版时，他自己剪掉了有关女师大风潮的篇什，60年代之后在台湾重印，又将同鲁迅论战的内容也删去了，这多少可以看出他淡出文坛之后的一点儿心路历程。
陈西滢评鲁迅作品
20年代中期，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与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闲话”作家陈西滢之间发生过一场论战。这场论战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为发端，引出了一系列的笔战，也同时涉及到了对对方作品的评价问题。其中，尤以陈西滢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令人玩味。1926年，陈西滢发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着作》一文，是他向读者推荐的新文学杰作。他对鲁迅小说及杂文的评价颇有意味。
陈西滢所列十部着作包括：胡适的《胡适文存》，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顾颉刚的《古史辨》、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鲁迅的小说集《响喊》、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徐志摩的《志摩的诗》、西林的戏剧《一只马蜂》、杨振声的长篇小说《玉君》以及冰心的小说集《超人》。应当说，陈西滢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总体较为冷静客观，并无拔高之嫌，但态度也不均衡。尤其对鲁迅小说的评价，与后人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出入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