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冥冥中似有一股神秘的力量，终将我引进这所当初令我敬畏的文艺殿堂。第一次与《文艺报》发生人事纠葛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在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工作，《文艺报》由冯牧当主编，唐因、唐达成两位负责具体工作。那时《文艺报》复刊不久，队伍要充实调整，要商调我去文艺报工作。冯牧表示，反正两家（指文联理论研究室与《文艺报》）都由他当家，就让“二唐”与江晓天协调。老江不同意，当时就挡驾了，然后再告诉我：“兴叶，我给你挡了。”我心中也想留在理论研究室自由自在写写文章读读书，觉得挺好。以后几年，文艺界风风雨雨，文联理论研究室工作遇到困难，丹晨兄在闲谈中曾真诚相邀，伯农兄也曾询问我：去文艺报工作如何？但我都没有上心。主要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读书不精，理论根底浅，偏于一隅尚可稍有作为，像《文艺报》那样要总揽全局、把持舆论导向的工作，自己力不胜任；二是本性闲散，惮于约束，不适合那个严谨的岗位。然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是走进了文艺报，理由也极简单，我是一名党员，必须听从组织安排。就这样一干十二年，整整一纪，到“光荣退休”。
在十二年里，我工作平平，没有什么业绩。回想起来，由于水平与个性使然，工作中有不少错失与疏漏，对领导与同志们深怀歉意，也十分感喟。可聊以自慰的便是，十二年里还没动过一丝“以权谋私”的念头，仅此而已。这些年里最大的变化是我渐渐爱上了这份报纸，爱上了这个团队--那些与我朝夕相处的同事们。他们一个个才华横溢，有诗人、评论家、散文家、剧作家等等，又一个个都是熟悉业务的好编辑，大都又是帅哥靓妹，那一支队伍真是兵强马壮，是一支叫人称羡不已的一流团队。
这十二年里，《文艺报》却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且不论社会变革中各种文艺思潮的冲撞给工作带来的复杂因素，更添了一桩日益紧蹙的经济压力，有一段时间，甚至到了职工工资都难以按时支付的窘境。其间原因很多，主要是时代变化带来的新问题，文学遇到了困难，《文艺报》无法幸免。这些让我们这些不谙经济的文人猝不及防，也牵扯了大量精力。我想这种困境大约至今尚未完全摆脱，这是我十分同情并理解后来的报社负责人的，我想也有越来越多关心《文艺报》的朋友会多给他们一份谅解。他们会好好地为文学、为文学工作者服务，他们也必须“谋稻粱”。
对于未来，我们充满希望。国家日益富强，文化事业也随之发展，“稻粱”日多惠及报社是必然的，《文艺报》这株老树在各方支持下定然会枝繁叶茂。对于工作，谨进两言供参考：一是《文艺报》主要任务乃宣传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开展科学的文艺批评，其重宏观性、前瞻性、思想性的传统不可丢；二是当与时俱进，关注新的文艺现象，从内容到版式更见活泼。
十分怀念在文艺报工作的岁月与共度艰难的同事们，愿报社与同志们都青春长驻。
原载2009年9月17日
回忆《题材问题》专论
胡可
我是《文艺报》的一个老读者，曾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名创作人员，在创作思想上遇到问题、遇到困惑，便从《文艺报》上寻找答案。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理论批评报刊，《文艺报》传达着党对文学艺术工作的方针政策，反映着新中国文学艺术战线的动态，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十分喜爱的报刊。六十年来，它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艺理论文章，也刊登过在今天看来论据不实或观点明显错误的文章，它反映着我国文学艺术战线走过的曲折历程。有一段时间甚至被迫停刊。它就像我们的一位为革命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也犯过错误，也受到过冤枉，至今仍在勤恳工作的老前辈、老战友，六十年来一直和它难舍难分。在《文艺报》创刊六十周年的时候，我想到许多和《文艺报》有关的往事，而想得最多的是四十八年前《文艺报》编辑部撰写的那篇题为《题材问题》的专论。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文艺事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迅速的发展，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所拥护，文艺创作的成绩是显着的。在新的形势下，也暴露出一些新的矛盾，表现在有的同志由于对文学艺术工作的特点和文艺创作的规律性了解不够，有时对文艺提出不适当的要求，突出表现在对创作题材的要求上，似乎只有直接描写工农兵的生活才是为工农兵服务，甚至认为只有描写重大题材、描写英雄人物的作品才符合人民的需要。这种简单狭隘的认识，反映在直接管文化工作的同志或从事文艺批评工作的同志身上，往往使从事文艺创作的同志受到束缚。因为每个创作人员的生活积累、性格趣味、创作习惯极为不同，处理题材各有短长，在写什么题材上要求过于具体，极不利于创作人员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针对这个问题，记得周恩来同志等中央领导人多次讲过：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政治方向的指引，而不是指要写什么题材、不要写什么题材。1957年毛泽东同志把这一矛盾视为文学艺术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写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期望这一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回想起来，这一矛盾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年代，曾十分强调文艺为现实斗争服务，重视文艺的宣传教育功能，因此由有关领导部门出题目、给任务、进行审查已形成习惯，对戏剧创作尤其如此。“双百”方针颁布后，有的同志担心文艺工作脱离党的领导，在政治运动中有时把就艺术规律对领导人提的意见视为反党言论。虽然“双百”方针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拥护，但是阻力也是不小的。为贯彻繁荣文学艺术的“双百”方针，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党的文艺宣传部门和文学理论刊物对“双百”方针进一步作了阐述。《文艺报》的《题材问题》专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题材问题》专论发表在1961年《文艺报》第三期。专论根据文艺创作的规律，指出：“题材是作家在观察体验生活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开始进入创作过程的产物。”针对那种把作品的题材视为等待人去描写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其本身即具有重要价值，甚至认为“题材选对了，作品就成功了一半”的看法，进行了批驳和论述。专论刊出后曾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各种意见十分活跃，我是极表赞同的一个，曾应《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同志之约，写了学习《题材问题》专论的心得。一年以后情况发生变化，先是作协在大连召开的关于小说问题的座谈会因讨论了英雄人物之外也应该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而受到批评，继而《文艺报》《题材问题》专论受到指责。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江青、林彪等人炮制的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里，列举的所谓“文艺黑线”的八个论点，其中的“反‘题材决定’论”就是指《题材问题》专论的。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个年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文革”否定“双百”方针造成的恶果，和新时期以来“双百”方针得到贯彻使文艺发展繁荣的现实，说明当年的《题材问题》专论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三十年前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所作的《祝词》中，是把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联系在一起来提出要求的，而且专门解释了党对文艺的领导，讲了创作题材的问题，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六十年来的事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互相依存不可以分开的。没有“双百”方针不会有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而没有“二为”方向的指引，“双百”方针也就失去意义，这已为六十年的历史所证明。
原载2009年9月17日
毛主席批评《文艺报》“文也不足”
阎纲
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期上，刊出《再批判》特辑，反右斗争的火力更加猛烈；同时，引起《文艺报》领导对于文风问题的高度重视，因为毛泽东主席批评《文艺报》正副主编们“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
张光年在编辑部大会上极度兴奋，继而紧张、沉重，说他对自己的文风很不满意，肚子里的货色少，写出来的文章空，一片衷忱，满纸呆相，相当苦闷。又说，我们《文艺报》说空话、发空论的文章不少，洋八股、党八股积重难返，问题相当普遍，现在毛主席批评我们了，我再也坐不住了。
张光年决定召开大型座谈会，广泛邀集知名作家，为改造文风大造声势。为了开好座谈会，张光年拿出一份内部资料《毛主席论文风》，收入毛泽东主席有关批示和讲话，很觉新鲜，编辑部如获至宝。这份资料选自1956年初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毛主席给大部分材料重新命题，把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从而“突出文章的主题思想，引人注目”。
更多征引的，是《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如：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的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章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
“（四十二）学点文学。”
毛主席关于文风的言论，对于八股腔上瘾的作家，无异于醍醐灌顶、甘露洒心。
“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观点和材料的统一”这两条，印入我的脑海，于今不忘。
张光年让我们带上这份资料分头约请作家与会。拜望老舍，是我的一大幸事。
文风问题使老舍兴奋起来，滔滔不绝（开会时重复地说了一遍，见下），我笑个不停。我说，《茶馆》彩排，聚讼纷纭，还有主张禁演的，我们《文艺报》可喜欢《茶馆》了，张光年说：“《茶馆》，好剧本啊！”我说，单看《茶馆》语言文风，就很绝，灌进耳朵，全身舒坦，什么“大英帝国的香烟，日本的白面，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福气不小吧？”“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看多么邪门，好容易有了花生米可全嚼不动！”难怪李健吾说：“老舍真厉害，用最简练的语言，最简练的动作！”陈白尘说：“全剧3万字，写了50年，70多个人物，精练的程度真是惊人！”老舍冲着我微笑，耐心地听着，然后说了句：《茶馆》这会儿正排练，准备上演。我转达编辑部的意见，请老舍出面主持会议，他满口答应。他问还有谁参加，我介绍一位他点一下头，当听到侯宝林也在邀请之列时，老舍笑了，连说“好！好！好！”
侯宝林家住北海后门东官房一带，我登门求见。提起文风，侯宝林饶有兴趣，每举一例我笑一阵，有时失相，前仰后合。他却一本正经。他表示愿意到会。后来下乡，没有来成。
虽然《再批判》狼烟再起，作家们对文风问题依然饶有兴味，猜想此举是上面的意思，也许领导的兴趣逐渐要向创作方面倾斜。开会讨论文风，作家没有不热烈拥护的，都说文风早应该好好改造一番了。会议地点设在文联大楼地下室的文艺茶座（“文艺茶座”在1957年时是《文艺报》杂文专栏的栏目名），开会时间：1958年2月15日下午。
座谈会的起因是毛主席修改《再批判·按语》时对文风问题提出严厉的批评，可是会上不便于公开毛主席的原话。信里，他批评张光年等三位正副主编：“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又说：“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这些话不便公开，但此次会议必须对毛主席这封信表示积极的响应，所以，张光年在会上发言时，迂回地引述了一下信的内容，公开发表时另写了一稿，注明“书面发言”。张光年的“书面发言”十分巧妙：“评论文章，首先要求判断准确，言之有理，有说服力。文章写得生动些，群众化些，才能在群众中发生应有的效果。可是反躬自省，很惭愧。我们写文章，政治性不足。我们是搞文学的，文也不足。我们的文章平淡无味，不足以引起读者注目。我们拿起笔来打敌人的时候，往往用语太直，用字太硬，形容词太凶，离开‘恶毒的诽谤’、‘猖狂的进攻’之类的词句，似乎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字面上尖锐，实际上没有力量。这说明我们的头脑僵得很，我们还没有从教条主义、党八股的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因此，需要整风。今天的会，请了好些名师来，帮助我们这些文风上毛病很重的人来一次整风。”巧妙的渗透，忠实地传达毛主席关于文风的警告。
出席会议的“名师”是：老舍、臧克家、赵树理、叶圣陶、谢冰心、方令孺、宗白华、林庚、吴组缃、陈白尘、朱光潜、王瑶、郭小川、胡可、陈冰夷、李希凡、戴不凡、张真、凤子、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
老舍说：“要为人民服务，就得说人民的话，写出来人民看得懂，爱看。”臧克家说：“毛主席写文章、说话都不落常套。他不说‘社会主义一定胜利’，而说‘东风压倒西风’。他不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说‘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也应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这样说法生动新鲜而又活泼。‘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些话情意俱到，多么富有文学意味！”赵树理说：群众把“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唱成“自由之神在宗清阁上”。说侯宝林这样讽刺有些话剧的对白（学侯的腔调）：“天哪，你让我怎么办哪！”（众大笑）老舍说，在苏联告别宴会上，一定让我讲话，我说我是家里最落后的人，拿俄语来说，孩子们全会，就我不会，他们笑我，我只好说：“我是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的副会长！”这下子才恢复了父亲的尊严，上台拥抱我。如果我上去说“为什么什么而斗争”，人家不能不鼓掌，但多少有点“鼓”不由衷吧！（众大笑，长时间的活跃）吴组缃编了几句念给大家：“四大皆空，一窍不通。装模作样，言不由衷。词句别扭，章法雷同。废话连篇，术语无穷。千山万水，雾闭云封。”朱光潜在谈话里专门批评了洋八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