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生活的巨大变化和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作家亟需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养。为作家服务，就要为作家更新和补充知识提供帮助。除鼓励作家自学外，作家协会应通过举办研讨班、培训班、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使作家们获得更多信息，增加知识储备。还要为作家深入生活、向生活学习拓展渠道。根据作家创作需要，安排他们定向深入生活，沉下去、扎下去，“打深井”，防止形式主义和走马观花。要加强中外文学交流，使更多的中国作家走向世界文坛，开阔视野，了解当代世界文学的现状和趋势。学习和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打造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
依法维护作家权益，是作家协会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作家对作家协会的殷切期望。为作家服务，就要把维护作家权益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加强力量。要认清当前维护作家权益工作的复杂性和紧迫性，着力研究在文化产品生产和传播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条件下维护作家权益面临的新问题，善于运用法律武器，依靠政府主管部门，充分利用社会力量，维护作家的正当权益。要加强版权保护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增强作家的版权意识，帮助作家了解维护合法权益的途径和方式。当作家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作家协会要挺身而出，有所作为。
作家协会是作家之家，关心作家的生活，为作家排忧解难，是题中应有之义。为作家服务，就要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改进服务方式，真心实意与作家交朋友，千方百计帮助作家解决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特别对那些为我国文学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老作家、老评论家、老编辑家、老文学翻译家、老文学组织工作者在生活中遇到的特殊困难，要给予特殊关照。作家协会能够解决的，应全力解决；自己解决不了的，应积极向党和政府反映。要努力为作家多做好事，多办实事，成为作家的贴心人。
创新是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作家协会各项工作向前推进的巨大动力。要清醒地认识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在实践中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文学发展规律和人民团体特点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组织形式、活动方式，把中国作协建设成为服务型和谐作协，使作家在作家协会这个大家庭中感到温暖，感到快乐，感到光荣。
六十年的文学成就值得我们骄傲，未来的文学辉煌需要我们创造。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奋发进取，辛勤耕耘，共同迎接社会主义文学更加绚丽的明天！
原载2009年7月14日
《文艺报》社论：
让历史经验照亮文学的前程
迎着新中国诞生的曙光，踏着时代前进的鼓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走过了不平凡的六十年。六十年风雨兼程，六十年春华秋实。六十年的实践是一座资源丰富的精神宝库，我们要倍加珍惜，潜心开掘，领悟真谛，汲取营养。
在最近召开的纪念中国文联成立6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回顾总结了新中国文学艺术事业六十年基本经验，他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为指导，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根本保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关键所在；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基本遵循；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必由之路；重在建设、团结鼓劲，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法宝。刘云山同志归纳的这五条基本经验，是对我们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本质要求的准确把握，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也是我国文学艺术事业进一步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指针。
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日趋明显，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国内，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文学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文学的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要正视这些变化，研究这些变化，适应这些变化。但变中也有不变，万变不离其“宗”。要保证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健康发展，这五条基本经验任何时候都应一以贯之地执行。
坚守五条基本经验，就要为人民写作，为时代放歌，努力反映人民的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做人民的作家。要始终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欢迎不欢迎，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主要标准。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与时代同步伐，把握时代的主题和生活的本质，热情讴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优秀作品为中华民族文学史增添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实践永无止境，文学之树常青。我们要与时俱进，大胆创新。既秉持和传承历史留下的基本经验，又在实践中不断创造新鲜经验，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动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文学事业发展道路无限宽广。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任重道远。在未来前进的道路上，让历史经验成为我们的指路明灯，照亮我国文学事业的前程！
原载2009年7月23日
中国作协引导我走上文学之路
邓友梅
今年是中国作家协会成立六十周年，也是我获得文学生命一甲子。我的文学生涯，是和中国作协紧密连在一起的。
1949年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一年。元旦我们华东野战军文工团还在战壕里为战士们唱歌贺年，春节就在徐州市为淮海战役胜利庆功了。随后向南进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战上海，驻南京。在欢呼胜利的笑声和大步前进的歌声中穿过了由战争转向和平、由农村进入城市的转折点。这一年我刚年满十八岁，在欢庆胜利的同时，我心中也升起一缕愁思：入城之后，在战场上数快板、编活报那套本事用不上了。我连四年小学都没上完，以后该往哪方面发展呢？
正在这时，全国文协（中国作协前身）成立，新出版的会刊《文艺报》上登出了“我怎样做文工团员”的征文启事。我从小在文工团长大，又在班长茹志鹃的带动下养成写日记的习惯，看到启事后就把淮海战役中写的日记整理一下寄了过去。不久在《文艺报》第八期上作为征文的首篇发表出来，文章前边有一长段“编者按”，对该文加以肯定和赞赏，并向战斗在前线上的文工团员们表示敬意。战友们看到后纷纷向我祝贺，并鼓励我在写作上努力。这篇稿子发表，也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觉得只要用功读书，埋头苦写，总会练出点成绩来，从此就把业余写作定为工作的一部分。
是中国作协的报刊，引导我走上文学之路。
开头的两三年，诗歌、通讯、文艺评论、大鼓词、小说，我什么都写。《说说唱唱》《人民文学》哪里能发往哪里投。虽没什么出色东西，总算略有表现。1953年中国作协文学研究所（后改为“文学讲习所”）招收第二期学员。就靠这点表现，我被录取了。“文学讲习所”是专门为来自解放区和部队、有写作表现但没受过系统教育的作者创办的。在两年时间内系统学习中外文学史和各类名着。课堂上请各门类的权威专家上课，课外有丁玲、艾青、张天翼等老作家作导师，辅导学员在思想修养、感情培育、观察生活、塑造形象等多方面进行自我培训。每天至少要读五万字以上的经典名着，读后要写学习笔记，每过一段时间作一次创作实习。同学间友好交流也很重要，像白刃、张志民、玛拉沁夫、苗得雨等同学，都已写作多年，闲谈中各自把经验和体会摆出来与大家共享，使我很有收益。两年下来，我由自发的写作爱好跨入了自觉追求文学理想、把写作作为人生理想的境界，并练会了记生活笔记、磨文学语言等基本功。
是中国作协的培训，为我走文学之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毕业后，为了全心全意深入生活，我要求到北京建筑公司担任工地干部，直接参加新北京的建设。工作之余，依两年学习对创作的新体会，写了篇爱情小说《在悬崖上》，寄给同学赵郁秀，在《鸭绿江》上发表了。发表后引起读者欢迎和文学界的关注，中国作协的刊物《文艺学习》予以转载，并请导师张天翼写了评论。从此我就跟在刘绍棠等青年作者之后，成了北京市文学界最受关注的新生力量。随着他们参加各种讨论会、座谈会、鸣放会，受到不少老作家、老领导的指教，令我对文学现状和艺术追求有了更多更全面的思考，使我对文学事业更有信心。
中国作协对青年作者的关心与扶持，使我这文学新苗绽开了第一枝花朵。
但是历史进程是复杂的，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进程中，总会有掉进水中淹到脖子的可能。风光了还没两年，“反右派运动”开始了。
丁玲是文学界“反右”的一个焦点，她是文学讲习所所长，我是讲习所的学员；北京青年作家是一个较显亮的群体，这些人经常聚会，谈天说地难免有语无伦次之处；更何况，《在悬崖上》写的是爱情故事！有了这几条，我被错划成“右派”就在所难免了。
此后二十多年虽然没有再动笔写过文学作品，但革命战争令我形成敢于面对困境的性格，文学讲习所使我养成了观察生活、思索素材的习惯，我停止了写作，但没停止文学思考。因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完，我就能重新执笔，试写了停笔22年后的第一篇小说《我们的军长》。
又是中国作协主办的《人民文学》，在1979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评奖”，并把《我们的军长》评为一等奖，使我获得文学生命的复活。
在党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政策鼓励下，在中国作协的支持鼓励下，我怀着死而复生的激情，一篇篇写了下去。以《追赶队伍的女兵们》《话说陶然亭》《那五》《烟壶》连续五年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
广大读者和作协领导对我的鼓励，使我坚定了革命意志，树立了以更好的成绩回报人民的决心。但也带来严格的考验：1984年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我荣幸地被选入了理事会。同时领导找我谈话，说调我到作协机关负责对外交流的工作。这真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当时是我写作能力最旺盛、灵感如井喷的时期，若改做行政工作，就意味着要中断写作，还可能招来“因想当官放弃写作”等闲话。但是领导谈话时也诚恳地告诉我需要调动工作的原因。是拒绝组织调动坚持写作呢，还是以党性原则服从组织调动呢？
经过几天几夜思想斗争，我决定宁可减少甚至暂停写作，也要按党性原则办，服从调动，这样才于心无愧。
到作协外联部之后我才知道，中国作协作为党和作家之间的联络纽带，除为繁荣文学创作、多方面为作家服务外，还担负着民间外交的重任。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遭到西方国家围堵之时，中国作家牵头在北京召开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并成立了长期联络机构。在中日两国建交之前，巴金等同志就访问过日本，和日本友人展开定期友好交流活动；很多国家在和我国建交之前，我们作家之间就在海外建立了友好联系。巴金、刘白羽、杜宣、韩北屏等老作家在这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我到作协时，友好交流已到成熟期：组织中国作家与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国作家互访；请台、港、澳作家来大陆寻根；陪同和协助前美国作协主席索尔兹伯里采访中国农村，接待日本名家水上勉、黑井千次、宫本辉到川、陕、桂、沪采风；帮助琼瑶、林海音、陈映真、黄春明等台湾地区同行来内地忆旧寻根；请香港地区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金庸来内地参加作家代表大会，等等，中国作协都付出了最大努力。回忆起这一幅幅相互了解、友谊情深的画面，我不后悔为此出力而减少了自己的作品。因为这也是我为人民服务的一种方式。
谢谢中国作家协会给了我第二次文学生命，也给了我更好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原载2009年7月14日
益者三友
王充闾
孔老夫子有“益者三友”的说法，认为“直”者、“谅”者、“多闻”者三类朋友都是有益的。我很赞同这一论断，并且有切身的体会。
我加入中国作协之后，有机会参加多项文学活动，从而结识了许多益友，从中获得多方面的教益。记得是1994年秋天，中国作协组织召开了我的散文集《清风白水》的研讨会。到会的有许多名家，过去只是读到他们的着作，但无缘识荆，未能亲聆謦欬，这次算是大开了眼界。那时参加研讨会，人们都还是特别认真的，从发言中得知，他们大都仔细读过书中文字，而且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指摘缺失，直言不讳。会议进行了多半天，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老一少。
陈荒煤先生接到书和邀请函之后就因病住院了，没能亲自到会，却认真写了份发言稿，由作家出版社负责人蒋翠林女士代为宣读。开头说：“我很同意郭风在序言中的评价：这本散文集确是独具一格，文笔洒脱，放得开，撒得远，收得拢，自由自在，颇见功力。作者如能保持和发展这种‘出格’继续前进，相信会在散文天地里闯出一条新路来的。”重点是在后面，他说：“散文之散，关键在于作者自由地就所见所闻随意抒发自己的感受，虽然也不能不联想到古今中外名文名篇、诗词歌赋，旁征博引，但不宜太多，否则就会近似炫耀。还是以少而精为好，应该着重地表现自己特有的感受。”话语不多，直击要害。听了不啻醍醐灌顶，甚至是击一猛掌。那时我的散文最大的缺陷，正像荒煤先生所指出的：引述过多，“近似炫耀”，缺乏“自己特有的感受”，看不到作者自我。此后，我便注意有针对性地读一些主体意识较强的作品，重点钻研鲁迅的文章，反复玩味个中的奥妙。如果说，后来的创作有所进步，获得某些突破，不能不归功于荒煤先生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