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由于成为作协会员，我就常参加作协创作委员会诗歌组和儿童文学组的活动，去东总布胡同的机会更多了。儿童文学组由老作家张天翼主持（他写的《大林和小林》《罗文应的故事》等作品当时成为少年儿童最喜爱的读物），他就住在22号院内东北角的小楼上。金近刚调来北京不久，积极协助天翼同志张罗儿童文学组的活动，定期开会，我从王府井过去比较近，走完东单三条和西总布胡同就到，有的人却要走较远的路程。冰心老人当时虽然不到花甲之年，在我们后辈眼中已是老一辈人了。她从西郊民族学院寓所来，每次都要换两三回公交车，再走一段路，必定准时赶到。有一次去开会，刚走到东总布胡同路口，看到高士其同志坐着轮椅，正由他的秘书推着向22号走，我赶紧快走几步，帮助一起推。士其同志侧过头，对我笑着点点头。他因年轻时做科学试验被病菌侵害了大脑，导致半身不遂、语言有障碍，说的话别人都听不懂，那位秘书替他翻译：“他问你近来写了儿童诗吗？”东总布胡同22号前后院有好几道台阶，那时还没有无障碍通道设备，轮椅进出十分费力。但是这位受到尊敬的儿童文学家也是逢会必到。儿童文学组常讨论有关当时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出版等事关下一代精神食粮的重要内容，有时还请团中央少年儿童部和出版社领导人来列席，向与会者介绍有关情况。冰心、严文井、高士其和年轻些的成员金近、韩作黎、葛翠琳、刘真等等都热烈地发表意见。我们还曾受作协领导委托，起草一份向全体会员的倡议书，要求每位会员在下一年里每人至少为少年儿童写一部作品。儿童文学组的会一般都比较严肃认真，只有散会前才轻松地说些闲话。有一次正逢天翼同志喜得千金，大家向他祝贺，问他给新生婴儿起什么名字，天翼笑笑说，叫张章。他又解释一句：“宪法刚刚颁布，这是人民的大宪章，值得纪念。”大家齐声称赞名字起得有深刻意义。
相比之下，诗歌组的会就轻松生动得多，常常响起臧克家的山东口音、何其芳的四川口音、力扬的浙江口音、卞之琳的苏中口音。诗歌组组长艾青生性率真活泼，即使讨论严肃的问题也是谈笑风生。诗人们那几年有的到外地旅行，有的刚参加“土改”回京，个别的人还有出访苏联、波兰、印度或是接待来访外宾的机会，所以话题广泛。如有新的诗作，就互相称赞几句，鼓励一番。会上也常说到一些报纸刊物上新出现的有才华的青年诗人的名字，关注他们的情况。记得袁水拍就提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诗作的志愿军诗人未央，引起大家注意。有一次散会时，艾青突然宣布中午他做东到奇珍阁吃饭，于是大家高高兴兴地三三两两穿过西总布胡同走到王府井东安市场，在奇珍阁楼湘菜馆上雅座坐了一大桌。艾青点了一大串菜名，向大家说其实不是他请客，是《人民日报》给的稿费。袁水拍立刻说明：《人民日报》1956年7月改版恢复副刊后，经上级领导同意，突破当时出版部门稿费的标准（好像是每千字5-7元），实行每千字50元的高稿酬制。艾青的一篇短文得了五六十元稿酬，请一桌饭当然绰绰有余。大家笑着说是《人民日报》的“德政”，艾青却说未见能长久，真让他说中，到下一年就行不下去了。
可惜好景不长，充满希望的明媚春光，两三年后便逐渐被阵阵飒飒寒风侵扰。接二连三名义上是严肃的政治运动而实质是“整人”和“挨整”，最后都成为受害者的“窝里斗”，破坏了宁静、祥和、团结。尤其是1957年那场从天而降的龙卷风，连续几个月之久的“丁酉之难”，使大批优秀的作家、编辑和共产党员先后陷入罗网，从此在东总布胡同和王府大街“文联”大楼消失了身影，到工厂农场劳动或者发配边疆，报纸刊物上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名字。以后几年，人们一方面战战兢兢处于随时迎接新的折腾的精神状态，一方面仍然勤勤恳恳地工作。1960年作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振作起作家们的创作热潮，《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等作协系统的报刊也常出现好作品。1963年3月，《人民日报》和作协共同举行一次报告文学座谈会，由《人民文学》编辑部和我们文艺部操作，李季同志和我负责会议的具体事务。第一天会议就在东总布胡同作协会议室举行，作协副主席老舍、邵荃麟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胡绩伟真诚热情地对作家们寄予期望，希望他们在经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之后，能够多写出振奋人心、鼓舞民气的好报告文学作品。徐迟、陈残云、艾煊、魏钢焰、玛拉沁夫、何为、林遐等作家和田流、林里等老记者，都是意气风发，手边都积累了不少可写的人物和题目，似乎大有可为，前途似锦。大家披着灿烂春阳走出22号大门时，谁能预料新的寒流正悄然逼来，而且三年之后就面临一场天昏地暗的疯狂浩劫呢？
1966年8月，全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正处于乱哄哄的狂热气氛中。大约是老舍先生和我们文艺部主任陈笑雨惨遭凌辱后分别投水自沉后两三天，某日上午，文艺部一位编辑在办公室里大声介绍说，昨天下午他到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去，恰巧遇到那里的造反派正在院子里开批斗大会，刘白羽、邵荃麟、严文井、张光年几位负责人都挂个“黑帮大将”牌子，跪在地上，后面还站着一排刊物负责人冯牧、侯金镜、李季等陪斗。他看到邵荃麟正交待自己的罪行，说话有浙江口音，造反派听不清楚，大声呵责。我当时已经“靠边站”，每天写检查，随时准备接受批斗，默坐一旁，听到此处，不禁恻然。那几位的难堪处境，尤其是荃麟体弱多病，怎禁得起这般摧残？想起三年前在东总布胡同报告文学座谈会上他讲话的神态，连带又想起有一次到他家去时葛琴大姐一再热情地劝我去看看她风光如画的家乡宜兴。五年以后，荃麟就在秦城监狱含冤去世，报告文学座谈会上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位令人敬佩的文坛前辈。前几年去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邵荃麟百年诞辰纪念会时，我在遗像前肃立凝视好久，深深鞠了三躬，聊尽哀思。
四十多年来，再没进过东总布胡同22号大门，如今回想，真是恍如隔世，也不知它近况如何？北京城内这些年大兴土木，许多老宅深院先后都夷为平地，东西城不少胡同都变成宽阔的马路，路边矗立起一座座高楼新厦，东总布胡同作协旧址的院子还能保留吗？记得曾在会议室里听熟悉古都旧貌的老舍先生闲谈时说起，22号院落可能是清朝某位高官旧宅，他说得并不肯定，我听了也未记住，不管是不是，自然都成尘土了。
流光似水，岁月无情。丰神各异的前辈风华，都已先后离我们远去，充满悲欢离合、荣辱浮沉的种种前尘影事，也已渐次成为历史。历史是不应该遗忘的，它伴随我们每个人的一生，直到我们自己也回归尘土。作协走过了风雪阴晴的六十年，在未来长长的年月里，可能也会有新的会址，但是，不论到哪儿，大约总不会忘记最初在东总布胡同22号大院的起步吧？
原载2009年7月14日
心灵中的家
叶广芩
夜深人静，常常地想起故乡的家。故乡是和红墙黄瓦、和苍老陈旧的四合院、和步履蹒跚的亲人、和一帮可以推心置腹的人连在一起的。这其中，中国作协在我的心中占了很大一块。我常常想，如果没有作协的时常呼唤，我的回京便会显得单薄，缺少了某些意义、某些隆重。
写作的时候常常思念家，那思念如丝如缕，随着悠悠的风飘进书房，穿绕于心臆，回荡于脑海，轻柔，疏淡，时断时续，时有时无，那是一种带着舒展的淡淡忧伤，是创作的极佳状态。北京把我看作陕西作家，陕西把我看作北京作家……只有家还认可着我，在老哥哥们的眼中我仍是个淘气的“丫儿”，在作家协会的档案里我是一名西地的作者，无多少才气，但是勤奋。京城的家变得更残旧，破败得几乎再也拾掇不起来，故乡的维系如同游丝，眼瞅着断了……对已经拆迁的四合院，我一次又一次从心底翻涌出来难以言说的疼痛和酸涩。“看君已作无家客，犹是逢人说故乡”，那是对生命、对人生的别一番滋味。
但是，另一种力量将我牢牢抓住，将我紧紧护罩在她的怀抱里，给了我家的温暖，给了对外地女儿的关照，她不残破，不悲凉，她蒸蒸日上，充满活力，填补了我心内对家的凄惶和无奈--中国作协，故乡的娘家。
没有旧四合院的熏陶我写不出一篇又一篇的小说，没有中国作协的扶持我同样写不出一篇又一篇的小说。四合院的培养是潜移默化的，中国作协的培养是醍醐灌顶、耳提面命的，一届又一届领导，一批又一批工作人员，我们成了朋友，成了互相惦念的亲人。
1998年夏天，作协办了鲁迅文学院“第一期创作研究班”，那时中国南方正发大水，很多学员来自抗洪现场，带着一身泥水坐在教室里，聆听政治、经济、外交、公安各方面专家的讲课。作协对这些学员管吃管住，照顾得无微不至。我是其中之一，同学中有河北的“三驾马车”，有解放军的李鸣生，有邓一光、周梅森、范小青、张平、纪宇、星竹、王旭烽、陆天明、李兰妮、秦文君等等，我的这些同学，至今仍活跃在文坛，活跃在生活的第一线，不少人成了知名度颇高的人物。相聚谈起那段时光，我们感念颇深，视野的开拓、理念的更新、人品的铸造、文字的锤炼，让我们受益匪浅。后来还有了“重走长征路”，有了“下军营”，有了“深入地震灾区”，等等，我都有幸参加了。没有作协的安排，我何以能在洱海水边与当年跟红军结拜兄弟的小叶丹后人促膝而坐，谈论当年的歃血为盟，谈到那些饮酒的细节？何以能在大渡河畔为石达开妻妾的终结而感叹，在铁索桥上为红军数十支冲锋号振聋发聩的吹响而震撼？在大雪山巅，我与同伴们手牵手攀上雪峰，体会当年红军翻越的艰难。没有作协的安排，我不可能在北海舰队的驱逐舰上，发出“雪北洋之耻”的感慨，没有机会看到空降战士的严格训练，看到“静若处子，动如脱兔”的铁军操练，当然更没机会穿上戎装，亲上靶场，过一把当兵的瘾；没有作协的安排，我不可能在汶川大地震时踏上四川震动的土地，亲历那些撕心裂肺、生离死别，感受大自然的山崩地裂、地动山摇，我不可能体味到使命与坚强的深层涵义……这些特殊的体验，不是谁都能有机会得到的，我们得到了，只因为我们是作家，我们有作家协会。
作协--我们的家，我们心灵的支柱。
最让我感动的是今年春节，我恰在北京，大年初二，是京城嫁出的女儿回娘家的日子。作协下属的《民族文学》，特意为我摆了一桌饭，请了几位满族同胞作陪。席间，晚辈们一口一个“姑爸爸”叫着，叫出了我的眼泪：在外飘泊四十年，今天回家过年了！
原载2009年7月14日
温暖长留心间
周大新
从小就对写书的人怀着敬意，觉得他们了不起。后来读小说，对能创造出孙悟空的人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当作家的梦很多个夜晚都在做着，在那些光怪陆离的梦境中，有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我手里捧着一本自己写的书向母亲身边走去。当我写出了一些作品之后，我就迫切地想要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想要证明自己是个作家。这个愿望是鲁迅文学院的教务长周艾若先生帮我实现的，他介绍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当拿到会员证的时候，我反复看了许久许久。
眨眼之间，许多年过去了。
到了中国作协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我屈指一算，我入会已二十余年了。二十多年间，我一个普通作家，没能力帮协会办什么事情，连会费也常常忘了交，但我从作协那里，却得到了太多的关心和关照，每一想起，心里又不安又感到很温暖。
我第一次参加作协创作联络部组织的采风，是去敦煌。那是我第一次去西北。第一次看见祁连山的雪，第一次进入河西走廊，第一次感受戈壁的空旷和荒凉，第一次被海市蜃楼所迷惑，第一次踏入一望无际的沙漠，第一次走进莫高窟欣赏那些精美的壁画。小时候在书上、在画上见到的东西，零距离出现在了眼前，给生长在中原的我造成很强的新奇感，那种鲜明的印象至今还保留在我的脑海里。那次西行给我的精神营养，对我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创作都有益处。
创作是一种孤独的没有终点的旅行，写作者在远行路上，有时是很需要一点鼓励的。当年，我的短篇小说《汉家女》发表后，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批判的文章出来后，年轻的我当时很有一些紧张，没想到作协在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给这篇小说评了奖，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支持，让我精神上顿时放松了。后来，我写完了《第二十幕》，因为耗时太长，身心都极疲惫，我原本就不是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这种极度疲惫使我对自己写的书乃至写小说的意义都产生了怀疑。就在这时，作协创作研究部的朋友们花时间读了我近百万字的书，还热情地为我开了研讨会，对作品进行了分析肯定。这一下子又鼓起了我的劲儿，增强了我继续写下去的信心。这些事每一想起，感激之意仍盈满胸中。
我们的国门打开之后，很多人开始出国去开眼界，我因为是军人，想出趟国十分不易，未料作协在这事上也想到了我，安排我和几个作家去了趟以色列。尽管在本·古里安机场刚下飞机就被告知候机楼里有提包炸弹，吓得我们紧张匆忙地撤到了楼外，可在整个访问过程中，我依旧高兴非常。在以色列，我看到了耶稣的受难处，看到了犹太教的圣殿遗址，看到了阿拉伯人的大清真寺，三大宗教圣地相离如此之近，令我大为惊奇。之后，又看了大屠杀纪念馆，看到了以色列人挎着冲锋枪护送自己的孩子上学，看到了以色列青年跳舞也不放下身上的枪支，都给了我强烈的精神刺激。再后来，我们又看了以色列人发明的滴灌农田，看了他们美丽的剧院和养老院，以色列人的聪明和创造精神令我惊叹。那次西亚之行，开始让我思考很多有关宗教、民族、人性和战争的问题。
加入中国作协这些年，我结识了好多文坛前辈和朋友。很多前辈和朋友写的书与文章早已读过，可谓神交已久，但人一直没见过，加入作协，让我在一些场合目睹了他们的风采。见过之后，他们有的和我从文字中得来的印象差不了太多，那会让我会心一笑；有的和我从文字中得来的印象完全不同，那会令我觉得惊奇无比：人的精神世界和其外在形态竟能如此分离？对于我这个笨拙的后来者，不少前辈和朋友给予了真诚的关心，每每想起和他们的交往，都感到温暖无比。
原载2009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