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森，你可真是头蠢驴！堪萨斯州付的钱，比全纽约的广告费还多。得照新方法办事啊！”
亨利·温多维对于“新事物”真算得一往情深。他觉得只有“新事物”才能给他带来进项。他脑袋里每天都产生新的念头，他完善了那些能写会画的外勤记者系统，他开始采用“答记者问”的方式，将显要人物的谈话全文登在报上。他搞到了废奴主义者、参议员萨姆纳对记者发表的谈话，再加上一大串惹人注目的标题发表出来。诸如《萨姆纳说：“不，我们决不！”》、《廉洁的参议员揭露堪萨斯州的南方屠夫》、《萨姆纳向本报记者预言：美国奴隶制已危若垒卵》……
午休时，各车间的排字工出来洗手。贝茨来到黑人门卫拉格斯跟前：
“老头子，怎么啦，”这个英国人问道，“不大舒服吗？”
“您怎么知道，贝茨先生？”
“那位太太离开编辑部后，你就心神不定。别这样疑神疑鬼地瞧着我，我是朋友中的朋友。”
拉格斯连连摇头，什么话也没说。
“那么，朋友，”贝茨继续说，“假如你手头紧，需要帮助的话……”
“不，先生，我不需要钱。”
“这么说，你需其他什么帮助了？”
拉格斯凝视着这位排字工那双灰眼睛发出的炯炯目光。
“贝茨先生，”他低声说，“确实需要帮助。你能不能收留一个女人，只一天一夜？”
“一个女人？这还用问，拉格斯！”
“不，先生，您得认真考虑，她是个黑人哪！”
“考虑过了，拉格斯！她值20000美元，是吧？”
拉格斯打了个哆嗦。
“别见外了，拉格斯，”贝茨说，“我是什么人，打哪里来，你是知道的。今天我听见老板同那太太在谈什么20000美元的事，老板不愿刊登缉拿这个黑人妇女的广告。她不在你那儿，又在谁那儿呢？”
“要是那些‘死兔子’也这么说……”拉格斯叽咕道。
“什么‘死兔子’？你是说五角区那些挥拳舞棒的家伙？”
“对，对，贝茨先生，正是他们！纽约闹市中的匪徒！”
“他们要抓黑人？”
“这种地方，只要肯出钱，什么勾当都有人干，先生。”
“把她带到我家里来吧！”贝茨说。
“死兔子”可不如贝茨机灵，他们还不认识拉格斯，追捕也迟了些。当天夜里，哈丽特离开了她的临时栖身之所——她确实住在肮脏、狭窄、挤满黑人的高房子里——往贝茨家去了。
对哈丽特来说，转移住所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她一会儿住在这个城市，一会儿住在那个城市。厨房、马厩、草棚里，她都住过。她总是随身带着在加拿大买的一支小手枪，一出门，就把手插在衣袋里，紧紧握住枪柄。
贝茨住的地方与布鲁克林黑人区那些蜂窝式建筑略有不同。相同的只是，这儿也横牵顺扯着晾小孩衣物的绳子，壁陡的小搂梯上散发出阵阵猫儿身上的气味。贝茨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小孩都挤在一个房间里。哈丽特就睡在地板上，身下垫着一堆英国的旧报纸，头顶上挂着贝茨夫妇年轻时甜蜜的结婚照。
第二天，有人小心地敲门，贝茨透过锁孔往外瞧了瞧，然后点点头，打开门闩。门半掩着，拉格斯探进头来。
“我们那儿昨天来了两个，”他悄声说，“把门也砸坏了。”
“谁？”哈丽特问。
“两个‘兔子’，都打着花领带，他们一来就大叫大嚷要抓‘逃亡的女黑人’。他们都带着刀子和手枪。”
“你没开门吗，拉格斯？”贝茨问。
“没开。我从窗口招呼孩子快叫邻居来，不到十分钟，赶来一大群黑人。‘兔子’大吃一惊，就悄悄溜掉了。”
“他们害怕黑人吗？”哈丽特惊奇地问。
“假如有300人对你怒目相视，”拉格斯说，“楼梯上又挤满了身强力壮的码头工，你也会不寒而栗。告诉你，他们倒真像……像兔子一样逃跑了。”
“他们还会回来。”哈丽特说。
“不，”贝茨答道，“纽约社会上的流氓，不会老到敌人窝里去。他们会想出新的花招，比如，深更半夜在街头搞突然袭击，要不就……”
“那有什么关系，我们走着瞧吧！”哈丽特说，“你怎么不进来呀，拉格斯伯伯！”
“不止我一个人，”拉格斯说，“这儿还有两个呢！”
“是谁呀？”贝茨疑惑地问。
拉格斯说：“一个是索琼纳……”他话音未落，门已敞开了，门口站着一位上了年纪的黑人妇女。她身材高得出奇，差不多像个男人。
她就是索琼纳·特鲁思，人们简称索琼。从大西洋到密西西比河，她是一位尽人皆知的人物。敢于在大庭广众中发表反奴隶制演说的人中，她还是第一个黑人妇女。
她总是四处奔波。她在公众面前只能露一次面，因为她的每次演说总以斗殴告终。集会一完，她就赶紧坐上大车，由同伴护卫着，到别的城市去。好几次有人企图在僻街陋巷的十字路口暗算她，但她都安然无恙地脱了险。有一次她正在教堂讲演，一伙醉汉手持木棍，杀气腾腾地闯进来，扬言要将“该死的黑鬼”打个腰断骨折，把附近黑人的房舍烧个精光，可索琼纳毫无惧色，一动也没动。
她用洪钟般的声音，指着这伙流氓厉声斥责道：
“请看看闯进来的这伙好汉吧！他们喝得烂醉，六个彪形大汉围攻一位老妇！你们有谁同情他们，可以给他们帮忙，去殴打那些手无寸铁的人。自由的美国人，有谁愿去？绝对没有危险的！”
有谁愿意呢？人们高呼着“索琼纳万岁！”护送她离开了教堂……
“哈丽特！”索琼纳说，“有个马里兰来的人要拜访你，我给带来了。他要离开纽约，想同你见见，有些事……请进，请进，亲爱的。”
一个穿麻布外套、着高腰猎靴的人进来了。猎靴上沾满了泥污。他戴一顶宽边草帽，帽沿压得很低，一时看不到他的面孔。这位陌生的不速之客，一副西部牧人打扮——他常到纽约，把长角牛卖给屠宰场。可是，哈丽特凭着锐利的目光，一下子认出了这位来访者；她猛地扑向客人，一把摘下他的草帽：
“啊，天哪！你可瞒不住我啊！”她兴奋地说，“这不是戴维吗！戴维·金布斯也在纽约呀！”
“对，他也到这个该死的城市来了，”索琼纳平静地说，“好在他只呆一天一夜。”
“你来这儿做什么，戴维？”
“嘘，小声些，海特，”戴维微笑着说，“派我来搞枪支弹药。最近我们的人手增加了，可小伙子们的武器却只有些棍棍棒棒。”
“你是说……马里兰吗？”
“不错，海特，我们在山里有一支很大的队伍，全是黑人。”
“你是司令了？嗬，戴维，我真为你骄傲！”
“别忙着骄傲，”戴维说，“我不是司令，司令是另一个人。”
“谁？”
“他的名字我暂时不能说，”戴维不大自然地说，“不到一定时机，他的名字我不能说出来。”
“怎么，要保密，对我？”
“对任何人也不能说啊，海特！哪怕遭到严刑拷打，我也必须只字不漏。”
“你放宽心吧，哈丽特！”索琼纳解释道，“连我他都保密，我也不知道他那司令是谁。不过，我们协助金布斯好不容易来到纽约，还给他弄到了一批武器。”
“可你们用什么办法把武器运过梅森-迪克森线？”贝茨很感兴趣地问道。
“根本没什么线！”索琼纳严峻地说。“把武器伪装成一箱箱胡桃，用轮船运往巴尔的摩，戴维扮成这条船上的司炉。一切我们都已关照过了。”
“钱呢？”
“由道格拉斯提供。”
哈丽特摇了摇头。
“海特，我们的人不少，”戴维说，“我们很有力量。我们要进攻种植园，解放所有奴隶……我们希望你同我们一道干……”
“告诉你们司令，”哈丽特若有所思地说，“请他关心一下书生萨姆的命运。”
“萨姆在巴尔的摩坐牢！我们可以攻打监狱，不过这要……”
“不，不用去攻打监狱；但应当搭救萨姆。”
“真遗憾，你不能同他们一起在马里兰干，”索琼纳对哈丽特说，“你本来是一个满不错的黑人将军啊！对不对？”
索琼纳说罢，哈哈大笑起来；哈丽特却垂下了眼睛。
“不，索琼纳，我不愿做将军，也做不了。”哈丽特低声答道，“我不会打仗。我能在一片林海中寻到小路，能在白人巡逻队鼻子底下救出遭难的黑人，我从来天不怕地不怕，可就是不会打仗。就是攻打种植园也不行，我只会独个儿呆在森林里。”
“那有什么用，哈丽特？”贝茨问道，“你能把所有南方黑人救到北方来吗？”
“我倒真想看看到底有什么结果，先生！”哈丽特答道，“虽然我不能带走所有黑人，但是为了在神意裁决时表示我的诚挚，我要尽力去做我能做到的一切，并说：‘上帝啊，我为我的民族尽了力！’”
“你要是懂得一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就能为你的民族做出更多贡献。”贝茨不满地说，“所以大家应该携手并进。金布斯这小伙子好像倒比你走得更远，也许他自己并不明白这一点。”
“啊，”哈丽特说，“他干得比我多？”
“现在还干得不多。不过他能够干得更多。他懂得要携手并进，去投入公开的斗争。”
“携手并进？”哈丽特说，“在你们这个城市里，人们像蜜蜂一样挤在蜂房里，携手并进倒也不难。但我不喜欢，也办不到。我只喜欢独个儿呆在大森林里，有森林，我就浑身是劲。啊，上帝啊，快快把我从纽约救走吧！在这儿我的精力一天不如一天哪……戴维，要考虑书生萨姆的遭遇啊，他太软弱，自己救不了自己。”
“听说最近要把萨姆转移到另一个监狱，”戴维说，“不过……囚犯全用火车转运，关在特别车厢里，有人监押。”
“火车？那就叫火车停下！”
“叫火车停下？”
“莫非这比攻打种植园更难？”哈丽特说。
“可是……攻打火车……”
“我不在那儿，确实感到遗憾，”哈丽特对索琼纳说，“美国人不善于拦劫火车……看来我得回马里兰！”
“不，哈丽特，”索琼纳果断地说，“你同我一道去罗切斯特，找道格拉斯，今天就动身。对那些形形色色的‘兔子’来说，20000美元可是一块肥头，……另外，你可知道杰西·巴林顿还提出些什么要求？”
“不知道。”
“你那位爵士夫人心眼真好！她许诺说，有谁能不动一枪一棍，活生生地抓住你，她就从自己的私囊里另加7000美元赏金。她声称怜悯自己的同乡。你真得感谢她的大恩大德：捕奴人要是使你残废了，只能得到20000美元；要是只把你来个五花大绑，就能得2. 7万。哼哼，终归你还是上绞架的命运。”
“前不久，我们老板拒绝了刊登这个广告。”贝茨插了一句。
“其他的报登了。”索琼纳应道。
“不错，我的身价一天比一天高，”哈丽特说，“再有几年，会远远不止值4万……火车呢，怎么办，戴维？”
“火车的事，我去跟司令谈谈。”戴维说。
“那么我请贝茨先生写个字条。”哈丽特说，“我太打搅贝茨先生了，真不好意思。不过只要一片小纸头，行了，贝茨，不用更大的了。把笔拿起来吧，好啦？现在请写上：‘雷声隆隆，沉睡的人们就要从梦里醒来！’写好啦？谢谢，贝茨先生。”
“落款怎么写？”贝茨问。
“谢谢您。我虽然不识字，签名还是自己来吧。”
哈丽特拿起笔来，指头也不弯——不习惯写字的人都是这样——在纸条上潦潦草草签了个名字，交给戴维。
“恳求你，戴维·金布斯，”她说，“在你第一次使用新步枪的地方，把这张纸条留给白人。我真希望杰西·巴林顿能读到它。”
“行啊，海特，”戴维说，“你的话准能传到她那里，我担保！”
“我要到罗切斯特找道格拉斯去了，”哈丽特说，“再见，贝茨先生！你帮助过一个逃亡的黑人妇女，任何一个黑人都将感激您的。因为对您来说并没有这种义务，您是白人哪！”
“朋友，”排字工感叹地说，“您要能理解我多么羡慕你们，那就好了！我真讨厌这平庸无为的生活！要知道，曾几何时，我可是在伦敦同警察搏斗的先锋啊！”
5 参议院里的袭击
哈丽特在7月4日的一次集会上见到了道格拉斯。小小的罗切斯特城，彩旗缤纷，街道上鼓声震天，爆竹噼噼啪啪不绝于耳，车辆的铃声丁丁当当响个不停。太阳像一只擦得铮亮的铜盆，金光四射，到处洋溢着一片独立日的节日气氛。
集会上，形势紧张到剑拔弩张的程度。哈丽特和索琼纳来到会场时，那些结着五光十色领带的花花公子正神气十足地“布——布”吼叫，向演说的人挥拳头。道格拉斯是一位长得魁梧健壮的混血种人，宽大的额头上是满头银丝，他正高声宣读废奴主义者沃克尔的号召：
“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她的自由和特权，是我们的父辈和其他人共同浴血奋战的结果。在这个国家，民族的语言就是我们的语言；国民的教育就是我们的教育；民众热爱自由的国家机关，我热爱；民众为土地而献身，我们也在所不惜；民众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民众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出身于民众之中，我们的命运与民众休戚与共；民众的牺牲，就是我们的牺牲；他们的长眠之地，就是我们的葬身之所！”
讲演的最后几句话，淹没在一片狂呼乱叫的暴风雨中。一只只烂番茄向讲演者掷去，啪啪地落在台上。
“黑家伙见鬼去吧！”另一边有人在号叫，“黑鬼想统治我们！”
会场上拳棍交加，斗殴愈演愈烈，一些人抱着血淋淋的脑袋直往外跑。等到罗切斯特消防队赶来，用水龙头冲散人群时，好几个失去知觉的人已躺在草地上奄奄一息了。
哈丽特和索琼纳用椅子左冲右突，好不容易才从一大群斗殴的人中脱身，她俩都弄得衣衫褴褛，浑身湿透。哈丽特望望她的同伴，忍不住哑然失笑了。索琼纳却一本正经地瞧着她：
“没什么好笑的！”她说，“有人向我开枪，没打中，我只挨了几块石头。我们必须经受得住，我们的人正在与日俱增。”
“没关系，索琼纳，”哈丽特说，一边理理头发，“这比我们马里兰好。能打架，就不错！”
“你喜欢打架？”
“简直忍不住了。”
1856年5月，亨利·温多维正忙得不可开交。堪萨斯州战火尚未熄灭。合众国国会中党派斗争你死我活，以至议员们开会时，身上都藏着手枪和小刀。《纽约每日邮报》的老板亲自来到华盛顿，以为可以作一名丑闻见证人，这样的丑闻或许会使他的报纸增加1000个长期订户。温多维先生确实也很走运。
5月19日，著名废奴主义者、参议员萨姆纳一气作了好几个钟头的发言。题目是《反堪萨斯州的罪恶行径》。
萨姆纳指控南方雇佣兵企图用武力把堪萨斯变成奴隶制地区，把自由推入万恶的奴隶制深渊。他揭露总统本人对“密苏里的强盗”大表同情。
温多维的铅笔旋风般在纸上飞舞，他画下了萨姆纳修长的身形，斑白的卷发，银丝般的连须胡子、宽大的前额和一双闪烁着揶揄光彩的眼睛。
“‘答记者问’！”温多维脑海中飞快地闪过一页页报纸的版面安排，“这次讲演之后的答记者问！参议员萨姆纳的肖像！参议员萨姆纳揭露总统！……‘萨姆纳与南方针锋相对’……”
可是，参议员的秘书向报界宣布：参议员事务繁忙，5月22日前无暇接见记者。
5月22日，温多维一大早来到参议院。毫无疑问，其他各报的记者也想搞到这个答记者问，温多维深感荣幸的是他头一个钻到了萨姆纳这里。
参议员萨姆纳会前很早就来到大厅。他在那张形状像小学生课桌似的托架后面坐下，面前摆上厚厚一叠纸。他一页一页地往下写，勾来画去，最后签上名，编上页码，放到另一叠纸上。
“呵，……萨姆纳参议员，请原谅，”温多维说。
“有什么事？”萨姆纳头也没抬，漠然地问。
“我是报纸编辑……”
“现在没空，”萨姆纳看也不看这位编辑，“请过一小时再来。”
“假如您在这一小时内不接见别的记者……”
“我没工夫！”萨姆纳忿忿地说，“恳求您，别再妨碍我！”
温多维退出来，正碰上他的老同学、马里兰州的塞西尔·巴林顿。
巴林顿面色苍白，忧心忡忡地望望四周。
“你打算从他这儿搞一份答记者问吗，亨利？”他问。
“可不是！我要一直守住他，等他写完。”
“我很怀疑，”巴林顿说，声音不住地颤抖，“你同他谈不成话了。”
“你不了解我，塞西尔，”温多维很感委屈，“像‘反堪萨斯州的罪恶行径’这样的演说，应当公诸于全美国。我们的报纸也一定能做到这点。”
“他亵渎了总统，管我们南方人叫强盗……”
“这更绝！塞西尔，这题目就更大了，足以轰动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