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的意见启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充实了“体系”中各个元素的练习。
夏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家人在法国布列塔尼半岛度假。
当时他在钻研印度的瑜伽的抽象沉思和精神集中，这提供给他的“体系”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包括大大小小的当众孤独的“圈”。演员应当进入到这些圈里，以便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舞台上，而不是在观众身上。
在布列塔尼半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遇到也正在这里休假的一位老朋友——戏剧评论家埃夫罗斯，以及他的妻子斯米尔诺娃。斯米尔诺娃是小剧院的著名演员。
和这对夫妇相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感到真是天赐良机。他滔滔不绝地同埃夫罗斯探讨起他的“体系”，有时会激动得口吃起来。
而斯米尔诺娃呢，当时正在酝酿创作小剧院冬天即将演出的麦克白夫人这一角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斯米尔诺娃的创作也颇感兴趣。
有一天，他们在圣·米奇尔山上的圆柱大厦——岩石岛高山顶上的一个中世纪碉堡里，排演起来。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斯米尔诺娃说：
“记住这一切，呼吸一下这种空气！麦克白夫人就是在这儿走下那围着柱子的螺旋楼梯的。她手里拿着一支点燃着的蜡烛。当她走下楼梯的时候，她时而隐没在柱子后面，时而又在楼梯转弯处出现。闪烁的烛光照在她死一般苍白的脸上，并且在柱子上投射一片圆光。这幅景象对你的角色该有多大的启示啊！”
在城堡外的一个阶梯上，他又叫斯米尔诺娃停下来：
“我站在下面等你。你一边下楼梯，一边读着刚刚收到的麦克白叙述看见女巫的信。现在就开始吧！你的台词记得吗？如果在这儿你还不能得到创作这一角色的灵感，那么你还能在哪儿得到呢？”
多少年以后，斯米尔诺娃回忆道：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点燃起了我的想象，我开始了在中世纪城堡中的夫人的那种生活。我已经能够想象自己就同麦克白夫人一样，在走过过道时，已被她的野心所吞没。我就是在邓肯皇帝被杀的城堡中，而且是在班柯的鬼魂出现的武士大厅里，当时麦克白正在举行宴会。从那一天起，我就对麦克白夫人这一角色着了迷。而使我进入角色的正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感谢他，这个角色对我不再感觉困难了。当我在揣摩角色时，感到一种创作的愉快。而且在继伟大的叶尔莫洛娃之后来演这个角色，我也不觉得胆怯了。”
当回到大陆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斯米尔诺娃来说，就像是一个魔术师。他能够随意把人变回到任何一个年代里，并使人在那个年代里生活。
15
苏列尔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终生知己。
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在从事一件崭新而巨大的冒险事业。他俩不仅在剧院里排演时天天见面，而且业余时间大多也是在一起度过的。
每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参加演出某一出戏时，苏列尔就到剧院坐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化妆室里，直到剧终，两人一块离开剧院。苏列尔常常陪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回家，有时就在他家里过夜。
两个朋友总是围绕着关于“体系”的问题，进行没完没了的讨论。
苏列尔非常易于激动，也易于发怒。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这个弱点，而且很会对付他这种脾气。他们发生的第一次严重争吵，是在《青鸟》的一次排演中。那天，苏列尔回家比平常早一些，神情显得很沮丧。“怎么回事？”他的妻子问他，“今天排演结束得这样早？”“不是。”苏列尔摇摇头。
“你病了吗？”
“没有。”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苏列尔没有理会妻子，只是郁郁不安地躺在沙发上。过了一会儿，他喃喃自语道：
“让他自己去导好了，随他爱怎么办就怎么样办吧。”但他的恼怒没有持续多久，就有女仆进来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厨房里，问他是否可以进来。苏列尔一听就从沙发上跳起，忍不住哈哈大笑：
“为什么呆在厨房里呢？”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如此谦逊，使他感到意外。他连忙跑出去迎接朋友。
“我的亲爱的苏列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诚恳地说，一面紧紧地握苏列尔的手，“自然我不坚持……”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能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样对待他。像当年曾和梅耶荷德建立戏剧研究所一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再次同他的好助手苏列尔携手共创第一研究所，后来命名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一研究所。研究所成员是青年演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即兴表演作为给研究所讲授课程的一种练习，并将二者结合起来，由他授课，苏列尔指导学员作各种练习。
苏列尔把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和心血都贡献给这个研究所了，在推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的工作中尽了最大的努力。
研究所中，一个很有天才的学员在排练时，受到挫折便垂头丧气。但只要鼓励他几句，他就会振作起精神来。后来，苏列尔干脆做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很有才能。”只要那个学员一气馁，苏列尔便让人打出这个标语牌来……
在第一研究所的四年时间里，由苏列尔领导成功地演出了狄更斯的《炉边蟋蟀》和另一作家的《“希望号”的沉没》等剧。《炉边蟋蟀》是研究所的最高艺术成就。它之于研究所，正如《海鸥》之于莫斯科艺术剧院。
苏列尔早年过流浪生活时患上了慢性肾炎。在研究所里他忘我地工作，过度的劳累勾起了宿疾，他竟一病不起了。
在卧病期间，苏列尔一心研究将狄更斯的另一部小说《钟声》搬上舞台。他天天捧着那本书，可是力不从心，终于有一天手拿不住书了，书掉了下来……
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看到这幅情景时，悲哀地感到，苏列尔与艺术的联系就这样地扯断了。
苏列尔已经不能说话了，可是他那双富于表情的眼睛仍然在说话。他面带微笑，温柔地望着病榻周围的朋友，聆听人们的话语，并用点头来表示赞许……
“他爱所有的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心中这样想。
1916年的严冬季节，苏列尔静静地死去，终年仅44岁。他的灵柩运到了研究所，在那里停放了两天，供学员们瞻仰和悼念。
苏列尔的死，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生活造成巨大的损失，这个损失永远无法弥补。
22年以后，在他逝世前的几个月，苏列尔的妻子来看望他。他悲痛地对她说：
“我没有一天不在想念苏列尔。请相信我，这是真的。”
除了苏列尔，另外还有一个人的死，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心灵以重创，那就是瓦赫坦戈夫。
瓦赫坦戈夫一直追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他的“体系”的热烈拥护者。瓦赫坦戈夫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生。但他不拘囿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而是综合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梅耶荷德两人各自的长处，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他认为，无论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还是梅耶荷德的“表现派”都是值得肯定的。而博采众长的瓦赫坦戈夫本人，则更令人刮目相看。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这颗戏剧艺术的新星，划过天空，便过早地殒落了。
瓦赫坦戈夫运用高尔基的即兴剧院的理想作试验，进行他最著名的导演工作——导演卡尔洛·戈齐的神话喜剧《杜兰多公主》，在排演时，他对演员说：“你们要用真的眼泪来哭，但要以戏剧方式哭给观众看。”前者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论，而后者正是梅耶荷德的表现论。
《杜兰多公主》已彩排，而年富力强的导演却倒下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去看望病人之后，回来泣不成声地说：“我那最优秀的学生要死了！我那最有前途的学生要死了！”
16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莉琳娜正在奥地利的疗养城市马里昂巴德。
当时，凡是在德国的俄国公民，全部被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给丹钦柯的信中写道：
“我们经历了光怪陆离的罗曼蒂克和闹剧式的历险，这种历险真值得搬上电影银幕……在身受遭驱逐、俘虏和侮辱之后，一切都不能考虑了，只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冲出这个野蛮的欧洲牢笼。”
在当俘虏的时候，他甚至想到自己有可能要被枪毙……那真是一段噩梦般的日子！
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妻子回到俄国时，他才真正体会到“自由”的可贵和“祖国”的伟大含义。
战争使莫斯科艺术剧院产生了剧目危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选择了普希金的三部悲剧——《石客》《瘟疫期中的宴会》《莫扎特和萨利耶里》。
在《莫扎特和萨利耶里》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扮演阴险可怕、毒死莫扎特的萨利耶里。演普希金的作品，就需要有朗诵诗歌的卓越技巧，而这正是他的弱点。于是他向自己久已崇拜的大歌唱家夏里亚宾请教。夏里亚宾为他作了示范表演，朗诵萨利耶里的开场独白。他读得很冷漠，但却十分令人信服。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从夏里亚宾那里学到了朗诵技巧，为此，他十分感激这位歌唱家。
和夏里亚宾在一起的时候，他不禁想起人们常说的两句话：
“上帝在创造夏里亚宾时，心情特别好，所以把他创造成为一个让人愉快的人。
“上帝在创造高尔基时，一定正对彼得堡大发脾气，所以彼得堡对高尔基如此充满敌意。”
在这期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仍然进行“体系”的探讨。他已经发现了一种元素，这种元素可以对演员的潜在意识、对角色的体现起积极作用，这就是角色的“贯串动作”。它把“体系”中所有其他元素紧密连结在一起，从而引向剧本的“最高任务”。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我的艺术研究工作正在进行着，我已发展了许多新的东西……”
但是，由于战争的延续，使得艺术剧院的演出工作十分困难。大部分演员都有应征入伍的可能，剧院简直无法安排上演什么剧目和由哪些演员来演出。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又在信中写道：
“我陷入了神经衰弱的状态。今年剧院将不到彼得堡演出了，我们对此是很高兴的。虽然这对剧院来说将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为什么取消了到彼得堡的演出？这是因为在当前形势下去进行访问演出，与艺术毫无关系，纯粹是生意经。那是商业，不是艺术。今年，因为不断地应征入伍，我们什么也干不了。所有的剧院都处于可怕的混乱中。剧院已经遭到破坏，人们的神经也脆弱不堪。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再演戏。我们宁可呆在家里研究《斯切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和《玫瑰和十字架》等剧本。”
《玫瑰和十字架》是诗人布洛克的一个浪漫主义新剧本。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排演了将近两年。但始终没有上演。然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把它作为运用黑丝绒幕来简化舞台设计的进一步试验，特别是为了创造舞台远景幻觉的试验。
《斯切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是艺术剧院在1917—1918年的演出季中惟一的新剧目。这个剧本是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篇幽默小说改编而成。1891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艺术文学协会曾演出这个剧，扮演剧中的罗斯坦涅夫上校。
在艺术剧院这次演出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仍然扮演罗斯坦涅夫。
可是这一次演出，却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促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同丹钦柯最后决裂，并使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从此不再扮演任何新的角色。
这个剧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丹钦柯联合导演。但主要负责导演的是丹钦柯。通常二人合导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扮演主角的话，一般都是完全服从丹钦柯的指挥。例如，当丹钦柯负责导演《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时，演员们就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接受丹钦柯的指示时，那种谦恭的态度感到吃惊。那时他像一个胆小的新手，站在其他的演员中间，虚心地听取导演对他表演的意见，并且像一个小学生那样，谨慎地在本子上记下导演的每一条指示。
可是在《斯切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中，导演丹钦柯对罗斯坦涅夫上校这个角色的理解和文学分析，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它的直觉的体会恰恰相反。就像在《斯多克芒医生》中扮演斯多克芒医生一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罗斯坦涅夫上校的相互融合毫不费力，好像是出于天性的。在扮演这个角色时，他感到自己就“是”罗斯坦涅夫上校。
然而，当他试图忠实地贯彻丹钦柯对这个角色的概念时，竟一无所得。
彩排了，上妆后的表演使得他更为苦恼，大家都在等候他，而他却在化妆室里像一个孩子般地哭泣……
最后，丹钦柯撤消了他扮演这个角色的资格，让别的演员来代替他。这一消息令剧院的演员们大为震惊，大家都担心会出事，可是什么事也没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严格遵守纪律，服从导演的决定，没有一句怨言。
几年后，有人问他最近将排演什么新的角色，他的脸色突然变得阴沉起来：
“我不再扮演新的角色了……丹钦柯说我没能成功地创造罗斯坦涅夫上校这一角色，而把那个角色给了别的演员。自从那次以后，我就不再扮演任何新的角色了。”
说这话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嘴唇在颤抖，声音里充满忧郁。但他没有说一句对丹钦柯不满的话。
不过，这件事对作为一个艺术家最宝贵的东西——对一个角色的直接和直觉的认识能力，所造成的伤害，却使他终生难以忘怀。
17
十月革命爆发了。
从那时起，演出一律不收费。戏票都是统一分发到各个机关、团体和工厂。
自法令公布之日起，剧院面临的是全新的观众。这些观众里的绝大多数，不但不了解莫斯科艺术剧院，而且不了解任何一个剧院。
一开始，剧院的制度和气氛都得改变。一切必须从头做起，要教育这些在艺术修养方面处于原始状态的观众：应当按时进场，安静地坐着，不大声讲话，不随便走动，不吸烟，脱帽，不带东西进场里吃。
在刚开始时是很困难的，戏的情绪往往被没有受过教育的观众所破坏。使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得不在演完一幕之后，掀开幕布，一再地请求观众安静。
情况很快就改变了。观众在开演前一刻钟便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并且立即摘下自己的帽子。他们不再吸烟，也不啃带硬皮的零食了，养成了服从“艺术之家”的习惯。
在饥荒和内战的年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他的同事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已经成了一个无产者，”他不无自嘲地给友人写道，“但实际上还不算太穷，因为我可以在剧院没有演出的晚上到别的地方去演戏。我没有降低我的艺术水平。说来惭愧，常常是我的老朋友《万尼亚舅舅》来解救我。过两天，我将在哥尔多尼的《女店主》中出现……我们家的钱都用在吃饭上了，别的事情几乎顾不上。衣衫褴褛，住处狭窄——一间房租了出去，被研究所占用了大厅、客厅和餐厅……”
1919年6月，莫斯科艺术剧院以克尼碧尔和卡恰洛夫为首的一批演员，到乌克兰的哈尔科夫旅行演出。过了一个月，邓尼金的进攻，把这些演员与莫斯科隔绝了。他们陷在战线的那一边，无法回到剧院来。
这样，艺术剧院在好几年中，一直被分成了两半。
尽管苏维埃政府给予剧院一定的资助，但仍然是入不敷出。必须另外再找一些收入，于是就出现了粗制滥造的现象。
粗制滥造戕害了真正的艺术。
另一个威胁就是电影。电影公司以丰厚的待遇把演员们从剧院吸引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