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待答复的日子里，斯诺受到一系列疾病的折磨：疟疾好了，尿路结石又犯了，随后又做了两次手术，切除体内肿瘤。病魔缠身的斯诺，极度虚弱，他已失去了昔日的健壮，体力明显下降，然而他的毅力非一般人能比。曾多次作为翻译，陪同斯诺访问考察中国的徐尔维说：“这老头子是一个硬骨头，他每次访问中国都是不容易的，他从不愿意作为中国的客人由中国政府支持路费。”一次，在访问中遇到一个湖区渔民，他对渔民的蓑衣很感兴趣，渔民表示可以送给他，可他坚持要付费。后来斯诺将它挂在日内瓦家中厅堂的墙上，视为珍贵的礼品。每次采访，他忘记了病痛，不知疲倦地访问、记录、整理材料。
病情好转后，斯诺又出门了。1970年6月，他准备去意大利参加一项电视制作节目，刚到达罗马，电话追踪而至。那是中国驻巴黎大使馆来的电话，中国大使要见他。大使告诉他，中国政府同意斯诺和他的夫人一起去中国，并拟给其夫人提供路费（这点斯诺也谢绝了）。几个星期后，意大利一家刊物（《时代》周刊）愿意为斯诺夫妇提供旅费，只要他为它提供六篇左右有版权的文章即可。
经费问题解决了，美国方面对记者的限制取消了，记者访华旅行的护照可以不经审批自动生效。尼克松改变了其前任政府的法规，表现了对华政策的和缓，但一般美国居民去华旅行却还要通过规定程序申办护照。这样洛伊丝就只能依此办理了。1965年她申请过却未获准，这次她又提出申请。但她这次不等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就随斯诺前往中国了。因为中国方面早在1964年就同意给予入境签证。
7月31日，斯诺夫妇登上瑞士航空公司的客机飞往香港。到达香港后，斯诺由于身体虚弱住进医院。两周后，病情好转了，斯诺耐不住走出医院，乘车前往广州。在广州稍作停留，匆匆飞往北京。这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以来接待的第一个外国记者，又是老朋友艾黎和黄华等人到首都机场迎接他。
又是一个5年，这时的中国可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是经过了5年动乱后的中国。对于考察和报道“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斯诺好似雾里看花。他写道，这个事件开始时就很复杂，后来被一场热战的偏激宣传弄得更加复杂和混乱了，公众在热战中所听到的主要是胜利者的控诉。扑朔迷离的政治局面，使斯诺难以作出准确的报道。
斯诺夫妇回到他教过书的北京大学（原为燕京大学），在此呆了一个星期后，他们又到了清华大学。从这两所学校，他了解到关于“文革”和“红卫兵”现象的一些情况（这是“文革”中影响较大最早的学校）。他们参观了医院、机车厂、钢铁厂；再次到了陕北延安；去了东北，参观了更多的工矿企业，进一步了解了中医与针灸；南下广州参观了“广交会”；接着又到东部沿海地区和浙江产茶区，考察长江三角洲地带；访问了11个（农村）人民公社，再返回瑞士。
8月18日，刚到北京，斯诺就被邀请去观看北朝鲜和中国之间的乒乓球队的比赛。实际是周恩来总理要会见他。总理向他询问了许多有关美国的问题。斯诺反问总理，是否中美关系有了松动的可能，“倘若中国寻找和解，同俄国谈判的可能性大些，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大些？”斯诺从总理那里知道中国北方有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军压境。周总理回答道：“我也一直在向自己问这个问题，”请斯诺来就是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当时在场看球的有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等外宾，周恩来召见斯诺在这种场合是有意的安排，做给外国观察家看。
会见中，周恩来看到斯诺身体较弱，加上北京此时气候正逢“秋老虎”时节，就建议斯诺到北戴河疗养一段时间，那儿是中国有名的海滨避暑胜地。斯诺婉言谢绝了，他要抓紧时间到处看看。他于9月去了东北，在中国国庆节前赶回北京。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1周年庆典。斯诺夫妇正在欣赏庆典广场上的人群、彩车、彩旗，一个世界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颇为壮观。突然，周恩来走过来扯他的衣角，示意跟他走，他们被带到毛泽东主席身边。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简单的交谈。毛泽东告诉斯诺，他收到了斯诺的信，但没有立即答复，所以“该你埋怨发脾气的，现在你总算来了。”斯诺回答：“我发脾气了吗？”毛泽东说他读过斯诺近期的文章，其中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批评的文章，但“这些批评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并不要求你同意我们所作的任何事情，你有权保留你自己的看法，还是保持你的独立判断较好”。毛泽东也向斯诺问及美国的反战运动的政治意义等问题。斯诺与毛泽东主席交谈几分钟后继续观赏庆典活动。
庆典结束后，斯诺被宾馆服务员们包围起来了，服务员们以他能与毛主席并肩站在一起感到莫大的幸福。由此可见人们对毛主席的崇拜程度，斯诺却不以为然。倒是斯诺和毛主席站在一起的那张照片却具有历史性意义，它被刊登在圣诞节那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顶头位置上，文称斯诺为美国友好人士。这是中国政府的有意安排，是向美国人传递信息。斯诺后来评述道：美国人没能理解东方人含蓄的表达方式，错过了时机。
庆典之时，斯诺还与周总理在一间休息室里喝茶。总理告诉他，美国政府已提议恢复谈判，但中国认为在枝节问题上的对话已无多大意义，已谈了100多次，没什么结果，而且美国还把战火烧到了柬埔寨，说明尼克松也无诚意，中美双方虽各自作了一些外围工作，如中国释放一些美国在越战中的战俘，美国则授意一家意大利公司向中国出售美国制造的自动卸货卡车，但无实质性进展。
11月5日，斯诺从外地考察回到北京，又与周恩来进行交谈。会谈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举行，谈了四个小时，涉及问题很多，但谈话中心是围绕中美关系问题。至于中美是否有可能在北京进行会谈，周恩来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接待一位美国特使，中国的条件首先仍是台湾问题，美国必须从那里撤军，周强调中国政府的立场“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它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认为尼克松在就职时给中国的承诺不是认真的，美国入侵柬埔寨是尼克松言而无信。后来斯诺得到的正式记录里这句话被删掉了。
斯诺问：“谈判的门还开着吗？”周恩来肯定地回答：“门是开着的，但是要看美国是否认真对待台湾问题而定。”至于其他问题都是枝节问题。
随后中美双边关系的外交舞步总算迈开了，伴奏的和观看的是巴基斯坦总统、大使和罗马尼亚大使。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访华时，捎来尼克松总统的话，美国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派出特使首先会谈的建议。中国方面立即作出反应，通过巴基斯坦大使又转告美国政府，中国等待美国特使的到来。12月16日，尼克松又通过巴大使向中国返回信息，无论台湾问题是否成为会谈主要内容，美国都愿意谈，只是希望中国方面作出时间安排。中国方面又通过罗马尼亚大使转告尼克松，欢迎他本人访华。
就在此时，毛泽东约见斯诺。12月18日，两人共进早餐后一直谈到午时1点结束。见面寒暄后，两人讨论了关于个人崇拜、计划生育、中美关系，文化大革命等问题。对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无论在什么国家和地方都有，没有一点崇拜不行，就像斯诺作为记者，如果没人推崇他的报道文章，那将是什么结果呢？但毛泽东又明显表示对文化大革命和对他个人的崇拜感到不满意，想结束“文革”，更讨厌“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只剩下一个教员就行了。因为自己是当教员开始的，现在也还是当教员好。
当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说，他不喜欢民主党，比较喜欢共和党，欢迎尼克松上台，因为他较少欺骗性，硬的多软的少。而且如果尼克松想到北京来，就请你捎个信，叫他偷偷地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谈得成也可以，谈不成也可以。并且毛泽东又分析了尼克松的心态：他不会秘密地来，一定会大吹大擂，而且尼克松的目的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毛泽东说尼克松暂不会来，但在1972年上半年，美国举行大选之时，他将会派人来。他自己则舍不得放弃蒋介石和台湾，可能不会来。但当他想通以后，我们欢迎他来，他自己提出要当面谈，“我愿意和他谈”。尼克松“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
毛泽东对尼克松的分析后来被证实了。但当时毛泽东要求暂不发表他与斯诺的谈话，只发表周恩来的谈话就可以了，到一定的时候再发表他的谈话。因为中国方面正在考虑美国人入境的办法，要让左、中、右各派美国人都来中国访问，不会很久，也许一个美国特使要来北京。
斯诺从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那儿获取了最准确的信息。他问自己：“为什么要让我得知这类消息呢？”他联想1936年进入陕北后，也是周、毛把消息告诉了自己，就是希望通过自己传递出去。想到这里，他知道自己在中美间起着特殊的联系作用，负有特殊的使命。
1971年2月初，斯诺结束了对中国访问，又一次打破了他自己所预定的访问计划，原定3个月，现在已是6个月了。斯诺从香港返回瑞士，他感到疲惫不堪，他需要休息，理清思路，准备写作。这时他儿子可帮了他很大的忙，回绝了那些想从他父亲这儿获取有关中国方面消息的记者们。
斯诺顾不得自己疲惫、多病和虚弱的身躯，立即投入资料的整理和写作之中。当《纽约时报》向他索取文章时，他立即发出稿子。然而出乎意外的是，《纽约时报》突然决定不刊登斯诺的这篇关于周恩来谈话的文章，其理由是该刊没有那么大的篇幅。实际上是该刊不愿接受文章的观点，不愿接受中国政府的观点。这使斯诺火气直冒，过去积压在心中的愤怒一触即发。多年来，他不能为美国所理解、接受，被迫背井离乡，为的是什么呢？自己不就是想让美国人抛弃成见和偏见，更多地了解别国政府和人民吗？可得到的回报不仅是自己本人而且还包括自己的著作和文章的被拒绝。斯诺气得骂人了。洛伊丝说道：“这么多年，在华盛顿不被接受，不予承认当做桥梁，也不予任何重视，这次是最后一次全面否定。”“他所经历的一切就是：与迪安·腊斯克的屈辱的会见；当中国方面认为他是一个能给华盛顿带去基于实际的某些启示和思考时，而美国方面却任意地把他抛在一旁置之不理。”她也索回了准备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北京城市风貌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