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月过后，斯诺携新娘去北平。当时统一新闻协会驻北平代表爱德华·亨特已前往欧洲，于是协会决定由斯诺前往北平接替其职位。1933年3月，斯诺到北平赴任。他们在煤渣胡同21号租了一幢房子住下来。他们在这个美丽的故都生活了五年。斯诺笔下的北平城是：“亚洲最壮丽、最有趣的都城。它是一个具有差不多三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的文明中心，它的内王城有着若干宽敞之美，有着玫瑰色墙壁的古宫殿建筑，给人以一种古代风习感。”“它不同于上海，北平及其郊区是完全由中国人管理的，只有东交民巷例外。”而这里的外国人也“不同于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大多数都对中国具有研究者或学者的兴趣。在那里，纯粹是为了赚钱的人是比较少的，哪怕是做生意的人，也得学习中文，因为走出东交民巷，欧洲语言就很难通用了。”上海有的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十里洋场；而北京有的是奇珍异宝的古董铺和富丽堂皇的宫殿。在北平城里住着的是退职的官僚和退役的军人，还有学者、僧人、古董商人、人力车夫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学生。住在北平的西方人，主要是从事教育、艺术、外交和新闻事业的工作者。
斯诺夫妇安家北京后，开始了他自己认为的“介于新闻与学术之间”的生活。有时外出采访。为统一新闻协会写新闻报道，而更多的是花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为斯诺提供了世界政治、经济斗争的许多现实材料。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刊报纸，有中国的、美国的、日本的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涉及到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而这些材料全都是用英文写就的第二手材料。这些二手材料是通过剪接的，并且是带倾向观点的，使斯诺感到不全面而不太可靠，不能客观地反映现实问题。为此，斯诺得想办法去接触第一手资料。
在中国住了50年的老“中国通”、汉学家——L·C·阿林顿对斯诺说：“斯诺，如果你想要了解中国，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精通她的语言。”而在当时，外国人学中文是件稀罕事。来到中国的外国人自视高贵，看不起中国人，也贬低中国文字，甚至认为“学习中文会伤害大脑神经，那些极少数懂得中文的外国人，会被看作怪物，背后遭到人们的讥笑”。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不顾讥笑，斯诺毅然接受了汉学家阿林顿的忠告，开始学习中文。只有学会中文，才能直接去与中国人交流，深入内部去探索中国社会，完整而确切地、不带偏见地掌握第一手材料，才有对中国问题的发言权。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尤其是印欧语系的人，要学好汉语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汉字是方块字，读音有声母、韵母，语言声调有“阴、阳、上、去”四声；有文言文和白话文，同音词、近义、同义词；还有地方方言。书写工具有“文房四宝”，当然此时亦可用现代的笔。斯诺迎难而上，在阿林顿的鼓励下，拜一位满族老师为师，认认真真地学起来了。
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斯诺也确实感到中国语言比较难学，“我没有语言方面的天资，而欧洲语言对于学习中文又无帮助。在失望与忍耐的交织中，大部分得力于我的满族老教师的指导。我终于学到了足以应用的国语，使得我得以在简单的交谈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了解别人的意思”。
斯诺学习中文时断时续，是在工作之余进行的，可他越学越有兴趣了，他说：“我给精细巧妙的中文迷住了。”他学会了近1500个汉字，他自己认为：“这已使我能够阅读一些白话文作品了，我不完全是一个‘瞎子’了。”
正当斯诺学习中文刚入门了的时候，他失业了。由于整个美国经济的大萧条，统一新闻协会的财政吃紧，斯诺到北京后的第二个月，他的薪水就被减少了，到年底他就被辞退了。斯诺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固定收入来源没了，只有给《纽约太阳报》的专栏周报投稿的微薄收入，而这仅够付房租。斯诺被迫为生计奔波，他向《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日报》等大报社写求职信，均未能如愿受聘。此时，一位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报酬可观的工作：为美联社做一名跑日常新闻的驻华记者。工作要求是24小时坐在电话机旁，事无巨细，均要报道，而且一定要抢在别的新闻报道发出之前，并且不得在别的报刊上发文章。收入可观，可限制太严，斯诺不喜欢这种性质的工作，太限制个人的自由了。他喜欢“随意进行阅读和研究，在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中发现新闻”的学术加新闻式的生活。
现实是严峻的，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起码的生计都成为问题。斯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准备孤注一掷。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存款从银行取了出来，准备到跑马场去赌一把，如果赢了一把，那他就不去美联社；如果输了，那就只得老老实实为美联社工作了。海伦忐忑不安地跟在斯诺身后往跑马场走去。随着发令枪声“砰”的一响，比赛开始了，在两轮赛马中，斯诺下注的马跑在第一位；幸运之神又像1928年在股市一样降临了，斯诺奇迹般地赢了1000多美元。斯诺兴奋地大叫起来了，“啊哈！美联社，我们拜拜了”。海伦拉着斯诺的手离开了跑马场，她要求斯诺“只要你不再去跑马场这样的地方，我宁愿饿肚子都行”。他们来到餐馆饱食一顿，回到家里安心于“新闻加学术”的生活。
真是好事成双，没过几天，斯诺又意外地收到一封被耽搁了一个月的由美国保守的《星期六晚邮报》寄来的信。信封开了一个小口，他俩开始以为是一份广告，斯诺问海伦：“是你订了邮报吗？”海伦感到莫名其妙。打开一看，竟是一张支票。他俩“对上苍的开恩感到诚惶诚恐”，这是怎么回事呢？“肯定是搞错了”，可能是打字错误，把75或是7. 5写成了750美元。他们赶紧坐上黄包车去银行兑现，看看是不是搞错了。结果没错，这支票是750美元，而且是给斯诺的。隔了几天，斯诺又收到《星期六晚邮报》主编乔治·霍勒斯·洛里默的一封信，信中对支票一事作了说明。原来是《邮报》付给斯诺的稿酬，《邮报》采用了斯诺的游记式的长文《西方威望的衰落》。该文记述了旅途所见，评述荷、英帝国主义的衰败及在东方影响的下降；而日本却在亚洲崛起，并渗透远东各国。斯诺收到《邮报》主编的长达六页的信比收到一张支票还兴奋。洛里默亲自审阅了斯诺的文章，并欣赏斯诺的才能，要求斯诺继续为《邮报》撰稿。斯诺发出文章几个月了，没有反响而早把它忘了，没想到《邮报》采用了，而且稿酬那样丰厚，还可以与《邮报》建立合作关系。这里有海伦的一份功劳。当时斯诺准备将文章寄往《纽约先驱论坛报》，海伦劝他不要总往固定的报社投稿，试一试投向保守的《邮报》，结果成功了。《邮报》此时也想扩大自己的影响，也想有来自海外的报道，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此后，斯诺定期向《邮报》写报道文章，在40年代还成为该报的副主编。正是《邮报》的优惠条件，支付斯诺去想去的地方的所有旅差费，斯诺跑遍了世界各地。斯诺在为《邮报》工作期间，累计得到的费用大约有25万美元。
斯诺虽然失去了新闻统一协会的工作，但在跑马场赢来的钱加上《邮报》的稿费，足以维持夫妇俩一年的生活费用。加上斯诺又为《伦敦每日先驱报》、《纽约太阳报》等多家刊物撰稿，经济上就不用犯愁了。
不久，斯诺搬家了，在北京西郊，靠近燕京大学的海淀区军机处八号租了一栋别墅。房东是一位燕京大学毕业、信仰基督教的中国银行家。房子大得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房子呈“U”字形，半中半西式建筑，还带有一个一英亩的花园和一个小型游泳池；站在房子里的窗口边可以观看颐和园和西山的美丽景色。因为斯诺与房主相识，房租的价格也低得出乎他们的意料，每月只需40美元。在这附近是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园，居住的多是些中国学生、教授和外籍学生、教师。这些人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学术氛围，加上环境优美、静谧，是一个学习、读书、研究、写作的好去处。中国人优美的北京话，也是斯诺学中文的理想语言环境。斯诺夫妇自得其乐，过着悠闲的生活。
1934年春，斯诺被聘为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燕京大学校刊》报道：2月9日，燕大教职员交际委员会在临湖轩设茗招待新闻系和社会系新到教员。其中有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雪·思诺”。斯诺对这个汉译名不满意，自己给换上一名字“施乐”，取意“好施乐善”。并特意到前门大街“亿昌图章店”刻上一枚隶书方章。在中国时他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燕京大学新闻系教员中有一半是英、德、美各国的通讯社驻华记者兼任的。斯诺讲授的是选修课“新闻特写”和“旅游通讯”。他给学生的印象是一个有实际经验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个谦虚好学的有学问的教师；他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好沉思，具有学者的稳重态度。萧乾、张文定等回忆道：“他第一天上课，讲话就很别致。他说他不是来教的，而是来学的；说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充满了新事物的地方，可学的东西太多了。他上课仿佛不是在讲学，而是在和学生谈心。他喜欢询问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善于运用启发式教育。”学生们在斯诺身上看不到“教气”，而是和蔼可亲。因而斯诺很快成为学生们的益友。像黄敬、龚澎、黄华、姚依林、龚普生、陈伯翰等成为斯诺家的常客。斯诺利用自己是美国人的特殊条件，收藏了许多被国民党政府规定的禁书。斯诺发现在中国“1928年以后，几乎所有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都遭到官方查禁。许多学生甚至因为藏有《战争与和平》等书而被捕。禁书扩大到德莱塞、肖伯纳、考德威尔等一长串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在斯诺拥有的政府禁书中，有苏联小说，有反映中国红军的小册子，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这为进步的中国青年学生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学生们争相阅读，其中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就是受青睐的作品之一。斯诺与他们一起交谈，他经常向学生们披露那些被国民党封锁了的国内外消息；与学生们共同关心中华民族危亡、国家存毁的问题。斯诺的家被学生们称作是一个“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斯诺感觉到“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一股激进主义浪潮乃在那里翻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