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尼古拉在自己的作息时间表里加上了新的一栏：“写作”。现在，写作占去了他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大约是四个小时。“写作”意味着什么，连他们都无从知晓。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后，尼古拉要来墨水，从枕头底下拿出一本厚厚的练习簿，开始埋头写作。
谁也不知道他写些什么，当拉娅向他要那本秘密的练习簿时，他开玩笑说：
“喏，你是个多么好奇的人，简直像个老娘儿们！我在写日记，就像我对你说过的在医院住院的那个克瓦斯曼，还记得吗？你如果想知道的话，我读给你听听？”
尼古拉打开练习簿，眼睛不自然地瞟望着一页纸，念道：“……11月27日。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健康情况自我感觉良好，左脚的大脚趾还在动弹，但是，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愿到医院去。”“11月28日。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胃口很好，吃了三块肉饼，还想吃一块，但是妻子不给吃；妻子说：你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一般说来，吃东西是有害的。但是，她自己却在一般的情况下吃七块肉饼……”
拉娅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而尼古拉却立即把写好的东西藏了起来。
有时，他简直被写作吸引住了，很难叫他中断一会儿去吃饭。在这种情况下，叫他吃饭他却发起脾气来，他要求别把这“愚蠢的午餐”摆上来，并答应过几天完成工作后，用错过的时间吃饭。
有一天早晨，尼古拉交给拉娅一大包封好的东西。是谁给他的糨糊，什么时候给的，尼古拉是在什么时候把这秘密的本子封起来的，她都没有看见。
“请把这包东西寄出去，拉尤莎，要马上去办这件事。”他请求说。邮件封面上的地址也是他亲笔写的。“敖德萨市”这几个字写得特别醒目。至于是寄给谁的，她也记不清了。
那大包邮件寄出两三个星期之后，尼古拉收到了科托夫斯基式的英雄集体发来的一封信。只是从他们的来信中拉娅才知道这个秘密的本子写的是柯托夫斯基和有关他英雄的里程的中篇小说。信的内容是对小说的热情洋溢的评语，对下一步如何写作的建议和良好的祝愿。
正像尼古拉的同事们所说的，小说的手稿已经寄回来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但小说的手稿并没有收到。尼古拉有些忧郁不快。过去了几星期之后，他们才知道，手稿遗失了。这可是惟一的一份手稿啊！
“是的，”尼古拉说，“它包含着多少心血和感情……一切都化为灰烬了。”
当时，拉娅只是为尼古拉感到惋惜。但现在她才明白，应该惋惜的是手稿的遗失。显然，现在所有热爱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保尔·柯察金的人都与她一起为此而感到惋惜。
很长时间他没有写什么东西。只是新的工作吸引住了尼古拉，使他忘记了丢失手稿的事。共青团区委会派他负责党史研究小组的工作。
时间在完成它赋予的使命。尼古拉这种情况，他们大家和他本人似乎是习以为常了。他对自己领导小组的工作很满意。到他身边来学习的共青团员们，十分爱护和尊敬宣传员。和平常一样，尼古拉一直在博览群书，学习，给其他的同志上课。他又焕发起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地从事工作的精神面貌。
他幻想能得到收音机。当时在他们村子里，很少有人有收音机。建立无线电转播站在当时是件极为复杂的事。天线、地线、接收机、电源电池一切都得靠自己动手去搞，去做。但是，他们抱定目的，无论如何要完成这一任务！
共青团员们在院子里的洋槐树上架起了一条天线。他们买来了一个小小的晶体管接收机。这是一个不大的、 15×20厘米的盒子。在顶上，四五厘米高的玻璃罩下有一个小晶体管。一条导线接在晶体上。为了收到声音，应当把导线与小晶体连起来。
现在，整个整个晚上，有时在白天，尼古拉把耳机子戴在头上，从这个极为不完善的收音机里“挤出”声音。不至于因恼怒而把它摔碎在地板上，那必须有极大的耐心。要知道，声音，取决于将导线成功地与晶体管连接。他不断地寻找更好的收音效果。有时还收到放电、尖叫的声音。此外，在有风的天气（而在诺沃罗西斯克刮风的时候较多）天线的导线因摇晃而不断与洋槐树枝相碰撞，这样也就引起放电。
过了一些日子，尼古拉又买来了些干电池和半干电池放在他的床下，共10至12筒。这些电池都用导线串联起来，再从电池组引出一根导线通到尼古拉的床上。在床上他可以直接控制开关。他经常让拉娅爬到床下去修理这些电池组。她害怕触电，于是对尼古拉开玩笑说：“你有朝一日要毁灭在这些电池上的！”
墙上挂着一个木制的扩音器，形状像个小盒子，但是，扩音器经常处在沉默之中。还是耳机帮了他的忙。为了不使铁制的耳机弓子压着头，用一块厚绒布把它缠住（扩音器和耳机现正在索契奥斯特洛夫斯基陈列馆展出）。虽然耳机的可听度不好，但奥斯特洛夫斯基却离不开它。
当播送音乐时，尼古拉便搁下书本，欣赏起音乐来。这对他说来，才是真正的休息。
现在，他在斯维尔德洛夫函授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规定的时间里，他像一个仔细的小学生一样听广播课。不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分散他的精力。
很快，又发生了最可怕的事情。他的身体又增添了新的病痛。由于读书过于劳累，1920年受伤的右眼开始红肿。炎症转移到左眼。完全不可能看书了。尼古拉痛苦地忍受着新的打击。如今，无线电耳机只是在夜里才从头上摘掉。
医生也说不上如何治疗。尼古拉忧伤地瞧着放在他床边的一叠叠书和杂志。
双眼的疼痛没有平息过一分钟。尼古拉整天在拉着窗帘的昏暗的房子里度日，因为光线使他急剧增加痛苦。这时，苦痛已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了。生活又使奥斯特洛夫斯基经受新的考验。这时，青年们都来帮助他。现在，朋友们把业余时间花费在自己的宣传员身上，大声地给他朗读书报杂志……
1928年夏天，尼古拉的姐姐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索柯洛娃带着女儿卡秋莎来拉娅家作客，和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月，对他们十分亲热。她去上班时，尼古拉也不感到孤单了。
虽然他的病情和从前一样十分严重，他们也很清楚这是不治之症，但仍然提出要去疗养院的问题。但是上哪儿去呢？他们不想考虑去温泉。还是决定赶快动身去索契的马采斯塔疗养地做浴疗。
区党委终于给奥斯特洛夫斯基签付了去旧马采斯塔五号疗养院的证明。
陪伴病人的是他姐姐。决定从海上动身。
走的那天天气格外晴朗，阳光灿烂，大海十分安详。他们用马车送尼古拉去搭船，把他安置在二等舱的前室。
小火轮在浪涛的颠簸中消失在地平线上……
两小时后，天气骤然变化：彤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大海咆哮，汹涌澎湃。
当知道索契没有轮船码头，小火轮只好停泊抛锚时，他们心急如焚。把病人从船上沿着舷梯运到小木筏上，就是在风平浪静的海上也是件困难的事，何况现在海在呼啸，在甲板上都不容易站稳——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由于毫无消息，拉娅难过得如万箭穿心。
只是经过几天之后，从尼古拉的信中，他们才知道，小火轮在索契没有停泊，病员被送到苏呼米，安排住在医院里等船去接。
过了好些日子之后，尼古拉还幽默、风趣地对拉娅谈到他被送到苏呼米的事。
“大海在怒吼，小火轮无法靠近码头。他们把我放在担架上，我用双手紧紧抓住担架。就在这个时候，小火轮被波浪拥簇着渐渐靠近码头；站在码头上的装卸工人抓住担架的一端猛地一扯，就在这一刹那间，波浪把小火轮推开。担架一头落到水中。头下的枕头掉到海里去了。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抓住我，拉上码头。凡是看到这个场面的人，见担架悬挂在空中时，无不惊叹不已。”
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转述说，后来，尼古拉开玩笑地说：“如果我掉进波涛之中，海里的‘居民’只能得到一份蹩脚的下酒菜，除了骨头，什么也没有！”
尼古拉和姐姐在苏呼米住了几天，便返回索契。卡佳没有下船，把尼古拉交给了前来接他的女卫生员。
尼古拉的姐姐回到诺沃罗西斯克后，和奥列加·奥西波芙娜以及自己的女儿一道动身前往舍彼托夫卡。过了两星期，把一切都安排好之后，拉娅前往索契尼古拉住的地方。她很少到自己的父亲那儿去：从那年夏天起，她和尼古拉单独生活。生活很艰难，但它毕竟是他们自己的生活。
若干年之后，尼古拉打趣地说：“第一个阶段很健康，第二个阶段我重病在身，看来，第三个阶段依然故我，但这仅仅是从医学角度分析……”
拉娅现在是描写最严重的阶段——第二阶段。
尼古拉经历过充满暴风雨的生活：国内战争骑兵的冲杀，基辅城下小铁路的建设，土匪的枪弹，别烈兹多夫和伊贾斯拉夫共青团的日常工作，这是他始终不掉队的战士的幸福生活。
尼古拉面临着创作的幸福，他醉心于写小说，将深受读者敬佩，使大家感到他已经归队了。
现在，他们仿佛处于僵局，在困境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