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的期限到了。他们不想回诺沃罗西斯克去。因为拉娅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没有征得父亲的同意，打算留在索契，可是住在哪儿呢？他们开始找房子。在城里——他们买不起房子。但也不可能定居在老马采斯塔，因为在那些年代，该地和索契的联系全靠铁路，但疗养季节过去之后，火车很少开，所以存在着食品匮乏的危险。
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芙娜·日格列娃帮了他们的忙。她陪同拉娅一道去索契寻找合适的房子。她掏钱从一个姓波里采金的人那里租来一间租期两个月的小别墅。房子离火车站不远，在“农民大街”（现在这条街叫高尔基大街）。两个月之后，他们盼望从区委会得到房子，这是索契市委书记莫·沃里梅尔答应的。
日格列娃很快回到列宁格勒去了。她向拉娅提出要求，更准确点说——她要她把他们的生活和尼古拉的健康状况经常地详尽地写信告诉她。
日常生活开始了。每天早上拉娅跑到市场上去购买食物，然后做午饭。终日忙于家务和照料尼古拉。
她经常阅读报纸、杂志。那时在《真理报》上正在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读报时，她被一些不懂的地方难住了。但是她不愿意轻易打扰尼古拉——他全神贯注、津津有味地听她朗读。然而，他却想议论读过的内容。他感觉到她并没有弄懂，他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义。
尼古拉描绘的图画，当时对拉娅说来，有如想入非非的童话一般。后来，甚至使她确信他那丰富的想像力。奥斯特洛夫斯基却没有能够描绘后来很快变成现实的事情……
他们的房东有一个近八个月的小女孩。她名叫索尼娅：是一个乖乖的、黑眼睛的小囡。拉娅常把她抱到他们家里，坐在尼古拉的身边。他拥抱着小女孩纤细的身躯，逗着她玩，而索尼娅洋洋得意地抓住他的鼻子。当她瞧着他的脸时，他作了个鬼脸，高兴地笑了起来。尼古拉常给她唱起短小的儿歌。
一些大孩子也常常喜欢到“科里亚叔叔”这儿来。孩子们经常把他团团围住——有的坐在他的膝盖上，有的爬到椅子上，有的把胳膊肘支在尼古拉床头的枕头上；他们悄悄地听着，听着……
然而，必须解决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日常生活上的问题。为了得到食物购买券，拉娅必须去工作。但是把尼古拉搁在一边怎么行？靠尼古拉一个人的食物购买券两个人生活就得挨饿。而且尼古拉也跟着“受罪”。在人民供应工会，她被登记为家庭女工。
与此同时，她还要到城市公用事业局去打听房子，但没有任何结果。她把这些情况通知了在列宁格勒的日格列娃，她从那儿写了封信给市委书记沃里梅尔，但是沃里梅尔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乡下——那里正在搞农业集体化。
最后，城市公用事业局的工作人员请拉娅去看房子。他们提出了三处住房。但是这三处都没有供暖设备，是用水泥板砌的地下室。这三处住房都被她拒绝了。工作人员指责她调皮捣乱。他们无处安身，只好把尼古拉搬进韦尔夏金诺区普希金大街九号一层半地下室式的、既潮湿又阴暗的房子里。
他们搬迁的房子位于城郊，晚上回家极不安全。拉娅经常过的那个隘口（现在在这个隘口上修建了一座高大漂亮的桥——它把过去的韦尔夏金诺区和市中心联在一起）经常发生一些拦路抢劫和侮辱妇女的事件。尼古拉坚持要她随身携带他的勃朗宁手枪。在尼古拉的指导下，她学会了使用勃朗宁，经常擦它。她坚决拒绝携带武器：擦枪是一回事，放枪是另一回事。有一次，她承认自己不敢放枪，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两条腿上。尼古拉嗤笑了她一阵，最后欣然同意了。
她们住的房子终日不见阳光，没有窗户。嵌了一半玻璃的门通向挂满葡萄藤的走廊。房子因此更显得阴暗、潮湿和清冷。
每逢温暖、晴朗的日子他们就想吸收些阳光。根据尼古拉的建议，拉娅把他的床铺移到门口，分开遮住阳台窗户的葡萄蔓，试验成功了：阳光终于照到床上。兴高采烈的尼古拉鼓励她说：
“喏，再来一点，把蔓分开些，把叶子打掉！”
她用尽全身的力气，但仍不可能把蔓再往旁多挪动一些：她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拉娅想他已经忘记了这一情景，但过了几年之后，她读了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一书：
“塔泰，瞧，阳光终于照进来啦！”莫依舍用双手捧着射到肮脏的地板上的金色的光华，“塔泰，我给你一点儿阳光吧。”
当时，天气寒冷多雨。有时，为了烘暖屋子，拉娅把一些杂草、落花、树叶收捡起来。但这些只能供给有限的热能。尼古拉终于感冒了，肺部开始发炎。她不得不又去城市公用事业局申请房子。他们的一位新认识的邻居萨佐诺夫老人帮了她的大忙：很快，他对尼古拉依依不舍，寸步不离；她不在家时，他给尼古拉读报。现在他又为生病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开始张罗住房。
他们总算是走运气。沃里梅尔指示：把这栋房子原女房东在二楼的一间私人牙科诊室整理出来给奥斯特洛夫斯基住。
尼古拉为了尽早让五金工人舒拉契卡高兴，于1928年10月29日写信给她：
“我们已经过了三天资产阶级的生活啦！这儿房子宽敞，阳光充足，有三个窗户，有电灯，甚至……还有自来水……我在这儿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还见到了阳光。我已经26天没有见到阳光。我曾经住过的那间地下室，无论从肉体上和精神上竟如此摧残了我。”
是的，现在他们总算有了一间豁亮的、干燥的、比起地下室总算宽敞的、十平方米的房子。但有一点不方便：他们的壁炉烧火口在隔壁的房子里，那里住着女房东的亲戚——一个矿主。他现在是工人，在一个疗养院赶马车。
他们的下边住着一个工人和他的妻子，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这就是那间可怕的地下室。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所有的房间里都有泄水池，但却禁止使用，因为下水道尚未修复。不知为什么，了解这种情况之后，拉娅的邻居把家里的污水倒在泄水池里，这些龌龊的东西便流到工人住的地下室的泄水池里。这样一来，尼古拉的屋子里也臭气熏天。此外，这个邻居还从房子的窗口把污水泼出去——恰好泼到这个工人住房的窗下，应当说是一个结核病人住房的窗下。这个工人的妻子常常抱着孩子含着眼泪跑到他们这里来。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帮帮我们的忙！这个资产阶级分子又把脏水泼到泄水池里……”
人们常常来奥斯特洛夫斯基这里寻求袒护。尼古拉在家里召集居民委员活跃分子，力争改善工人居住条件。对矿主进行谴责，并以驱逐出宿舍来威胁他……邻居知道后，破口大骂尼古拉。一般说来，他有骂共产党员的“瘾”。
这个人要做什么？他不准拉娅进他那间房子里去生公用的壁炉。壁炉冷冰冰地在那里。旧房主却在自己的房子里安装了一个小铁火炉。她却不能这样做，因为尼古拉受不了烟气：头痛病一直在折磨他。当她向邻居请求点燃公用壁炉时，旧房主凶狠狠地回答说：
“要想进我的屋子，只能等我死了以后！”
拉娅要求批评他，让他遵守秩序，并帮助他们解决生炉子的问题。而市执行委员会回答她说：“当然啰，若是别人也到那里去生火，这是很不方便的。”
寒冷继续威胁着他们。尼古拉躺在床上。拉娅用能保温的东西把他的身子包得紧紧的。
同时，他们也寻找出路摆脱这种困境。他们坚决要弄一只电炉。但是，索契没有这种东西。他们又火给五金工人舒拉契卡写信。信是1928年11月份写的：
有一件紧急事要麻烦您，请到电料行去打听一下，他们那儿有没有电炉买……极需使用，因天气就要冷了……
今天我就电炉一事给你打电报——要电压110伏特的。这种电炉虽然耗电量大，但能较快地取暖……我那家邻居不准别人点燃公用壁炉，他自己也不用公用壁炉……
关于这个邻居：尼古拉还有这样一段描绘：“我们这所住宅里只有一个敌人，即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分子——我的邻居。由于对我们怀着刻骨的仇恨……不让我们生壁炉，我们只好生活在冰冷的屋子里；我的幸福就是希望有晴朗的天气，不然，我会冻死的。这群土匪中有一个人朝我的窗子里投石块，瞄准我的脑袋，但技术不到家，只碎了玻璃，这已经不是第一枚炸弹了。当拉娅外出时，他们在我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用石头袭击我。用这种徒劳的尝试达到某种目的。让这种荒谬绝伦的举动见鬼去吧！我们疲倦得不行了。对为工人迁入较好的住宅同当地资产阶级分子进行的斗争，作了与众不同的反应。我遭到了两次攻击，但我一一进行了还击——这一切以通信的形式告终了。在这里，右的危险表现得十分明显，这里在斗争和工作中遇到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可是，这些都是我力所不能及的。写一封让人们轻蔑地冷笑和暴跳如雷的信是不值得的。我无能为力和这些老官僚主义者作斗争，也无法使他们回心转意。因而，只好心安理得。你要知道，在信中是无法一一叙述的。信不是一个好的秘密活动者。等我们见面后，我会把一切告诉你的，我相信你会承认我的政治路线。目前我已耗尽全部精力，我应该安静一下了……”
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来说，在他住的地方，为改善工人住房条件的斗争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插曲，而且是社会上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和表现。
“当然，事情并非只关系到我或某个房间，或公用壁炉等等诸如此类的琐事。”尼古拉在给日格列娃的信中写道，“不，问题是关于右的危险，这种危险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你读了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党中央最近的一次全会上的报告吧！报告中说，在黑海区的机关中对我们怀有敌意的分子占百分之三十。毫无疑问，雅罗斯拉夫斯基并没有夸大其词。我不会说拍马屁的话，也不说痔疮似的官僚主义者的话，更不说有损‘上级关系和令人不愉快’之类的话。”
是的，一个病患者，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一个几乎不能动弹的人，他却不甘落后于自己国家的生活之后，关心国家的利益，他熟悉一切成就和胜利，并积极为实现党提出的各项任务而斗争。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自己小小的战线上进行着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