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欢悦未能长久，从这一片绿色的出现之日起，我的心就开始了不平静。我看到的是旁若无人的肆意的践踏。践踏是全社会的，从无知识的到有知识的。当汽车或卡车在新植的草地上横冲直撞，我觉得那是在辗压我的心。我不得不为这肆无忌惮的蹂躏而揪心。本来就很可怜的“书斋”一角的和平也就最后地被破坏。于是，除了四壁的“物质”重压，我还感到了无所不在的精神的重压。在这样的环境里，欢乐既与我无缘，当然也闲适不起来。
同辈人的住房条件都过得去，也有做了高官的，也有得了一官半职的，他们都享有受到规定和受到保护的住房标准。一介书生，两袖清风，除了物质的压迫，时不时还有非物质的骚扰，我除了用阿Q式的自我解嘲，什么都不能做。于是，我只能继续在那张杂乱不堪的桌面上进行世界上最艰难的“领土”争夺。我的儿子也只能继续在北京城遥遥的东西两端之间进行永恒的疲劳的竞走。
这种艰难的处境，我的学生们最清楚。他们纷纷向我许愿，一位说，等我成了“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一定送老师一部奔驰车；一位说，等我成了巨富，我一定送老师一幢带有游泳池的别墅。这些话当然认真不得，事实上他们把可怜的助学金用来吃最粗糙的伙食都不够。我们也就在这样的嘻嘻哈哈中进行着世上最轻松也最富有的“精神会餐”。“会餐”之后，我依然侧身躲进我的“工作间”。
我的苦恼无时不来袭我。去年从香港分批空邮寄来的书，全国图书评奖的赠书，如今都堆放在地下。何时能有一间可以把所有的书都放在架上的空间呢？我对着我的窗子喘气--而在窗外，那片草坪依旧被那些受过教育的和未受教育的、年青的和年长的、无知的和有知的人们残暴地踩着、踏着。在这时，我的仅有的一丝平静也最后地消失了。前些日子来了位摄影的朋友，他发现了我的“不和平的”一隅书斋，以为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的镜头对准了我的窗子和窗子前面的“书桌”，当然，也对准了我的痛苦和不宁，我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摄影完了，还要题字，我写下了如下的一句：“愿天下读书人都有一间可以看到风景的房子。”
说书“灾”
这里说的是书多成灾，“书斋”变成“书灾”了。这话出自以书为生的文人之口，很有些“诛心之论”的味道，是对不起书的。都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对于读书人来说，书总是不够用的。人对于书的欲求，也就是对于知识的欲求，从无止境，是永远也不会感到少的。怎么一下子就成了“灾”了？所有有价值的书，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同代人和前代人精神劳作的成果。它们从各个方面丰富了人的精神，给人以智慧，增长人的才干。书应该是愈多愈好，爱它、宝贵它还来不及，恨它、谥之为“害”，却是从何说起呢？然而，在我这里，书却真的成“灾”了。所以说是“灾”，是因为我的住房太紧窄，书们又不断膨胀，扩大它们的地盘，弄得大家都不得安生。它们侵占了我的居所，并且反客为主、以不容讨论的粗暴，掠夺我本已非常可怜的生活空间。而且日复一日，没有停歇的意思，是一种不见尽头的压迫和强暴。
我的工作是写作，却没有可以安放一张书桌的地方。别说书桌了，即使是安放一张稿纸宽的地方也没有！在我的居室里，最大的一间房子是用来做客厅的。而现在，书们已经蚕食到沙发和茶几的周围了。每次来客人，我都得客气地请它们礼让一下，匀出地方来，好让客人们落座。待客人一走，书们毫不客气，当然是故态复萌，一下子又呼啦恢复了原来的占领。
我和书们进行着持久的战争：书进我退，我退书进，它进一步，我退两步，不仅是拉锯战，简直是持久战！总结我和书的斗争，虽说互有胜负，但多半书是赢家，我是输家。书们是“真理”在手，勇猛顽强，毫不妥协地步步进逼。而我却是，心虚理亏，心情惶乱，态度暖昧，总是节节败退！
在这里开展的书与人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斗中，作为主人的人之成为战败者几乎就是一种宿命--人爱书，尽管他因它的粗暴的占领而“恨”它，但说到底，他却更无法抗拒它的诱惑。人因书本中的无可替代的、神奇而丰富的世界，而无条件地钟情于它，仿佛是命中注定的情人，因爱而心甘情愿地做出牺牲。
于是，人在书的无节制的扩张面前，只能采取守势。从书房退到客厅，再从客厅退到卧室，如今卧室也已部分地“陷落”了，再往后呢？难道是厨房和洗手间吗？
赠书琐记
书是供人看的，这人看过了，再转给别人看。书是越流通越能发挥作用。爱书的人讲收藏，更要讲流通，这原在理中，不言自明。然而，事实上书籍之于文人，有点像金钱之于商人的关系，积累和守护的愿望大于施放。所以，所谓流通，几乎就只是纯理论的一个命题。
但事实上，任何个人在书的收藏上都是有局限的。首先是财力的限制，再就是空间了。在当今的中国，似乎后一种局限更具有普遍性。在大学里任教的人，其住房标准中并没有用以藏书的面积。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用生活用房来当书房。这样，永无止境的收藏而不疏散，再多的住房也是不够用的。
这就想到了通过卖书以减少藏书量，用这来减轻住房压力的途径。谁知此举却遇到了更大的心理阻碍，即是大多文人、至少在我这里是耻于“卖书”的。这可能与清高有关，但却有更为深层的原因。从道理上讲，书也是商品的一种。可以买进，也可卖出。有些书眼下不需要了，可以出让给更需要的人。从这个意义上看，卖书是无可非议的。但事实却远非如此。
所以，撇开清高不谈，首先是涉及情感。对于文人来说，卖书是一种伤感动情、牵肠挂肚的举动。书与主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的人与物的关系，书涉及一个与人的情感有关的题目。书的主人从书那里得到很多的充实与提高，温暖与慰藉。他深知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知识和情感的精灵在说话。那些古今名典，乃是案前榻旁不可须臾或离的良师益友，这些，自不必说了。也有一般的书，甚至也有水平不高的著作，又该如何评估它们的价值呢？对于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来说，他们决不会因这简单的原因而轻易地否定那些书的价值。
因为他们深知，所有的精神劳动都是艰苦的，而且也深知，不是所有的工作都会抵达这个领域的高处。有的人可以达到，更多的人则不会达到。有了这样的认识做前提，他们就会尊重这种水平未能到达高处的书籍的作者，也就会尊重这些水平不一的精神劳作的成果--这就包括了对它们的体谅、理解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当这些书的主人下决心处理、说白了也就是要把这些书卖出的时候，这种来自内心的阻力是非常大的--他在情感上过不去，他在反对他自己。
内心障碍的另一点，也可能是更难逾越的。那就是很多书是同辈或晚辈赠送的，这些赠送的书，都郑重地写着“留念”、“指正”、“赐教”等一类的敬语，也有很正式的签名和盖章。都说是“秀才人情一张纸”，更何况是厚厚的一本书呢！这些书若通过民间收售的方式流入社会，则自然地构成了对朋友的伤害。但在书籍的拥有者这里，明摆的事实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不得不狠着心，把这些原先属于自己的、并联结着自己的血肉情怀的书们“赶出门外”。说实在的，是所有的书都值得珍贵，但不是所有的书都能够在这里住下去。有的书对你有用，但可能对别人更有用。流入坊间的书，可能会给赠书人造成不快，但若想到书的流通，想到可能对别人更有用，也会释然。至少在我这里是这样，别人呢？那就难说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对此释然的。听说过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作家在坊间买到了一本他送给别人的书，他再次购回，亲自题签再寄送给那人。这当然是很使人难堪的事。要是我也遇到这样的事，今后怎么与他相对？于是，我决心坚守一点（尽管从理智上说，我认为无须这般的坚守），即尽量不使这些书流入坊间市井。这样，就等于断绝了卖书这一条出路。
书多成灾，又不能有效地疏散开去，就只有采取赠书这一条路了。首先想到的是，送给个人。前几年，一位韩国的教授回国，他也是一位书痴，我送给他一整车的书籍和期刊。他高兴得不得了。“宝剑送英雄”，在我，也是个极大的安慰。可是，这样来者不拒的接受者是不多的，不少的接受赠送者是挑剔的。他们只挑选那些对他有兴趣的书籍，而把那些对他不需要的书籍留下来--对于这样的接受赠送者，我是并不欢迎的，因为他并不能为我减少书的压力。
因此想到了赠送给集体。这方面的实践比较成功。我曾赠送给北大昌平园校区图书馆一批图书。我们合作得很好。但美中不足的是，我要求他们刻一枚赠书章，他们没有做到。为什么要加盖赠书章呢？目的也在于证明这是赠书，而不是卖品。一旦万一这书流落到外头了，人们看到赠章，也就不会见怪。最近一次赠书，是向北京一家私立大学的图书馆赠书。刻藏书章，挂铜牌，立专柜，还举行了庄严的赠书仪式，校长和我都讲了话。这是最让我满意的一次赠书。
书是我的至爱，但书一旦成灾了也使我恨。书多了使我牵肠挂肚，送书又让我寝食难安。这就是我的书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