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的今天，一个足可称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奇观”出现了，这就是一向不甚发达的报告文学，再也不是徘徊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时常找不到自己准确位置的东西，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日臻成熟的文学样式，在我们的文坛上勃兴起来了。它现在完全有资格与小说、诗歌甚至戏剧等文艺形式并驾齐驱，争相媲美了。这不仅因为它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作者队伍，而且因为它历来容易与通讯、报道、调查报告、速写，记事散文等形式混淆的时代结束了。它有了越来越鲜明的形式特征上的界限。就近年来报告文学的总体发展趋势看，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重大的革新。它确实达到了“语言艺术还从来没有这么真挚和成功地为认识生活服务过”（高尔基语）的基地，在我们这个新旧交替、转机纷呈的大转折，大变革的时代里，它为援乱反正，实现四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发挥着更为直接的、干预性的“催化”作用。与此同时，它也在向更加完美的艺术形式嬗变。现在，不怀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一篇敢于尖锐地揭示现实矛盾和展示生活发展趋势的报告文学，其影响之大，波及之广，收效之速，往往超过了内容相近的小说。这除了说明报告文学自有它紧贴生活，真实、敏锐、迅速、震幅大的长处之外，还应该看到，由于它与当前急剧变革的社会生活的节拍更为协调，它已具备了一种非常可贵的功能。那就是直接地能动地反映现实，是对现实的巨大的冲击力，是贯注了丰沛的时代精神。伟大的时代赋予这种文学以强有力的性格。这几年，我们对小说创作的功绩给予了较为充分的估价，相对来说，对报告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其形式上的逐步完善，则探讨得还不够。因此，我想以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年获奖的部分作品为例证，谈谈对报告文学勃兴和嬗变的若干特点的认识。
当然，以上所说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报告文学没有它虽然短暂却也光荣的历史。如果从二十年代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算起，于今也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里程了。随着社会生活震荡幅度的强弱，它也曾不断出现或兴旺或沉寂的景况。例如抗战前后，就有过一个小高潮，有过大家熟知的夏衍的《包身公》、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还有当时很年轻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不惮艰辛，跋涉万里，写下的两部长篇报告《塞上行》和《中国的西北角》等。解放战争的硝烟里，也产生过一些虽称“战地通讯”，实乃动人的报告文学的作品。至于建国以后的许多篇章，至今不失其激动人心的魅力。例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焦裕禄》、《小丫扛大旗》、《红桃是怎么开的》……这些难以举得完全的作品，勾勒出我国报告文学所遵循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
但是，仍然应该说，报告文学曾经是比较薄弱的。由于它年轻，也由于它缺乏充足的营养和深厚的传统，虽然它伴随着革命事业而诞生了，却一直没有能够健全地、茁壮地发育。建国以后的一段长时期里，在“左”的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下，它的战斗性的羽翼未能充分展开。如果说，别的文艺形式在那样的情势下还多少能够寻求到某些发展自己的天地的话，对于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的报告文学来说，就有些举步艰难，欲进不能了。“左”的思想遮住了许多作者的目光，禁区林立，戒律重重，他们难得对社会，对人，对各种事物，达到真正马克思主义化的认识，难得看清并反映事物本质的真实。于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报告文学的表现对象局限在一些可以公开报道的非常事件和盖棺论定的英雄人物。即使描写这样的人物和事件，也要受到很多局限，往往要回避一些实际存在的尖锐矛盾，竭力转化为一种单纯的、直接符合某些概念的颂歌。这就大大限制了它的发展，可供作者选择和发掘的空间很小，也无须更多的人参与写作。由于在狭仄的路上蹒跚，由于内容的狭小和反映矛盾的肤浅，致使许多原本可以成为有分量的报告文学的题材，不能得到充分的反映和发挥。
只有进入了新时期，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以后，报告文学才会在总体上获得了一个质的飞跃，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大幅度革新。它象是一个挣脱了拴着无形绳索的孩子，自由地奔向了广阔的“大海”--剧烈变革的时代；而变革时代沸腾的斗争生活，又给了它前所未有的丰富给养。自身获得了解放的报告文学与解放了思想的大时代拥抱，便源源不绝地得到新鲜的血液和青春的活力，迅猛地成熟起来。《哥德巴赫猜想》、《人妖之间》、《命运》……《中国姑娘》、《三门李轶闻》、《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报告文学在广阔的道路上前进。
今天的报告文学，摆脱了“左”的羁绊，赢得了相当大的自由，但它并没有把从二十年代起慢慢凝聚起来的现实主义传统丢弃，相反，它沿着这条道路丰富着自己，扩大着自己。在遵守报告文学特有的严格的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它至少是鲜明地表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对我们当前的时代，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反映；二是对人的认识的深化和广泛的描绘；三是它感应时代的脉搏，能够不断提出迫切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四是艺术形式上的长足发展，以前我们常称报告文学是文学中的“轻骑兵”，就它迅速敏锐的特点来说，这是不错的；但就这种形式蕴蓄的能量之大和概括生活的手段之多来说，它其实并不轻，“轻骑兵”之称对它未免有点委屈了。就其容量来说，有的已近似“中篇小说”。创作实践已经证明，它能够以生动丰富的语言形象，负载起迅捷反映伟大时代的重任。
看了一九八--一九八二年的获奖作品，这一感受格外强烈。作者笔锋所向，几乎伸进了社会生活中处于转机的各个角度；他们的笔尖之下，跳动着强有力的时代脉搏。在地域上，涉及到了大洋的此岸与彼岸；在时间上，既不时回溯严酷的历史，更面对奋争向上的今天。人物事件则是纷繁多样，森罗万象，很象是八十年代我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这些作品里，我们的共产党员，有的象哨兵一样伫立在海关，任凭风吹雨打；有的不幸被人们暂时遗弃，却以卧薪尝胆的精神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有的在大火袭击后的废墟上，没有瘫软下去，而是重新举起了理想之火。我们有为了振兴中华而奋力拼搏的排球姑娘；我们有为了振兴军事而绝不轻易“投降”的“蓝军司令”；我们有为了传播鲁迅精神之火而发扬着“韧性战斗精神”的文化战士。我们有那么多精明强干的企业家：被称为“梦想家”的、“行踪难以捕捉”的电视机厂经理；总是“充满自信，甚至有点洋洋自得神气”的，终于在艰难中起飞了的轻工局长；在“引进热”的谈判桌前异常冷静，以至使外商节节败退的汽轮机专家们。我们的老革命家闪动着对知识分子无比关切，信任的温暖目光；我们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历经劫难的提琴家，还是曾锒铛入狱的技术员，一旦报国有门，便挣脱华美的物质享受和精神的藩篱，扑向祖国，扑向四化建设。我们还有许多心灵美好的普通劳动者，有象一片即将萎黄的叶子，被重新灌满了绿色的汁液，精神抖擞地奋战在葛洲坝的推土机手；有承受了那么多误解，胸怀宽广的“继母”；有居住在海河边一间小屋里的“凡人”；有向死亡挑战，夺回了生命的“癌症明星”；有用爱的暖流挽救失足者的心性刚强的姑娘。当然，我们也有一条“高颠”公路，它呻吟着，向阻碍四化的恶势力发出愤怒的呼喊。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宽的空间，这样纷繁的人事，这么多的矛盾，奋斗、纠葛、痛苦、呼喊，不愧是时代情绪的历史图象。它们都向着一个焦点汇集：“有一种倔强的志向把它们团结起来--那就是去认识、体会和猜测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以及祖国在世界上的使命”。（高尔基语）
这真是一种强有力的文学。它的力量在于它满足时代需求的程度上，它帮助人们认识服前正在兴起的和正在消亡的东西；它的力量在于，它向人们报告的全是真的人和真的事，不容怀疑，只容你思考、激动、行动起来；它的力量还在于，当小说家们还处在殚精竭虑的虚构和想象过程的时候，它已经把你推进了生活的激流之中。
一、具有时代广度和历史深度的“选择”
报告文学是在受到自身形式特点的严格制约下发展的，那就是必须首先充分尊重事实的真实的不可动摇性。丧失了这一点，也就丧失了报告文学自身。捷克著名报告文学家基希称报告文学是“一个危险的文学体裁”，是不无道理的。他谈到创作中的难度时说：“尽管他有一切艺术手段，他还必须提供真实，仅仅提供真实，因为正是由于要求科学的经得起检验的真实，采访员的工作才变得如此危险，不仅对于世界上的食利者危险，对于他本人也危险，比一个无须乎担心被否认的诗人的劳动更危险”。这几年，有些报告文学一出，便招致告状者蜂起（告状本身还不是判断真实时根本依据），就可看出其“危险”性。因为这种随时可能超越“真实”的危险性，使得报告文学家的主观性受到了制约。在这一方面，它很有些与摄影艺术相似的地方。不论多么高超的摄影艺术品，都必须以客观存在过的“此时此地此情此人”为前提，然后才有摄影家的选择，以及角度、剪裁、光线、色调、变焦之类的处理。在这里，客观有着绝对的权威性，主观只表现为对客观的某些艺术加工。就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而言，摄影艺术也好，报告文学也好，都与诸如小说、戏剧、电影（故事片）、绘画、舞蹈、音乐截然不同。这就是它们共有的纪实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报告文学首先是一种“选择”的艺术。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选择的重心放在哪里，这是一个报告文学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至见识、胆魄、修养、艺术感受力的考验的症结所在。经得起考验的作者，应该象地质学家能从矿石中迅速判断所包含金属的性质与多寡一样，或象林学家面对浩浩森林，能迅速辨别各类树种、质地、加工后可成为什么器物一样。
过去，我们的“选择”受到诸多外在因素的约束和限制，现在获得了较充分的自由，那么作者自身是否就没有约束了呢？现在同样有约束和考验。那就是看你的“选择”能否穿透事物的本质，能否触及时代最敏感的神经，能否与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搅起千万人心中的波澜。如果把“选择”的意义仅仅归诸所谓“题材扩大了”之类，是很不够的。实际上，它反映出一种质的判断，反映出作者对时代、社会、人生的认识是否真正达到了深化。面对共同的事件，“选择”的水平高低可以导致全然不同的后果。作者“选择”题材，题材其实也反过来“选择”作者。平庸的作者或许会绕过最有价值的矛盾，糟踏了一个好题材；聪明而又轻率的作者，或许会以自己主观性形成的主题，去代替事实本身含藏的主题；站在低处的作者，或许会被部分事实激动，得鱼忘筌，舍弃了事实全貌和真相。我们称许的“选择”，是既具有时代的广度，又具有历史的深度的“选择”。
象《三门李轶闻》这样的作品，的确显示了它的作者敏锐的目光和高屋建瓴的胆魄，是关于“选择”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作者没有埋没了这个原本就埋藏着黄金的素材，同时又是冒了若干“危险”的。试想，这件五名党员一夜之间被群众冷落抛弃的事情，是极容易借口“不典型”而被否定掉的。在作者采写的过程中，确也有好心人建议他笔下留情，最好不要把五个人全“抛掉”，哪怕留一两个人物也好，否则，党的形象岂不要受到损害了吗？如果作者接受了这个多年来天经地义的“建议”，那就丧失了真实性，也就投有我们所说的内容上的“革新”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真要写起来却布满了歧途：你可以借此写党风受到破坏，你可以渲染“信仰危机”，你也可以写成“小生产们”气焰嚣张，妄图脱离党的领导了。看来，作者度过了“危险”，经住了对诚实的考验，忠于事实，而且是本质意义上的事实的真实。他敏锐而准确地感知、判断，没有比这件事更能说明我们沉重的历史和新生的现实了。透过这件事，他看到的是，共产党人在群众中位置的移易和可悲可喜的大变化。承认这个事实，写出这个事实在时代中的价值和历史发展中的必然趋势，也是检验作者思想水准的过程。实行责任制的“分组”之夜，“五个党员哪组都不要”，这事发生在一个社会的细胞--小小的生产队里，却是一个严重的事实！这个局部的现象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失败，我们党从未有过的失败。本来，共产党人之于群众，应是如鱼在水，如鸟在林。人民拥戴党，党为人民奋斗。可是，“三门李”的这个夜晚呵，一切似乎都颠倒了。是群众寡情，还是这几位党员失义？几个被抛弃的布尔什维克中，不是没有人闪过“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念头，可是，历史毕竟前进了，他们终究很快意识到：这些年来，不是群众冷落了我们，而是我们辜负了群众；不是群众不需要党员，而是我们没起到党员的作用。这样痛切的自省场面，是只有今天才会有的。是的，他们没有就此躺倒、沉沦、咒天骂地，而是在哪里跌倒，又在哪里爬起来。“党组”的风格，每个成员用双手、汗水、胸襟、觉悟，重新树立了自己作为党员的形象。历史把他们推到了群众的远处，现实又用有力的手把他们拉了回来。如果把这叫做“生产责任制的优越性表现”，就太肤浅了，作者没有掉进这个模式和陷井。什么是时代精神？在《三门李轶闻》里，我们看到它具体生动的体现。这篇作品八一年发表在一家地方刊物上，却开了风气之先。而在小说界，目前还没有这么有力地触及扭转党风方面的作品。两相比较，可看出报告文学“突入”现实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