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新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浩然处于“与农民共反思”的阶段。他给自己制订的“戒律”是严格的，所谓：“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他的确不贪恋大城市的热闹，默默地在基层生活和创作，按他的话，就是刻苦经营他的“两垅地”。他说：“我跟京郊和冀东故乡的农民，基层干部一起，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一点一点地提高了认识，同时酝酿起这几部作品”（浩然《追赶者的几句话》）。反思，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精神物质，但各个作家反思的焦点，深度和范围却不尽相同：有人着眼于政治，有人着眼于道德和人性，后来又有人着眼于文化；有的是与知识分子共反思，有的是与工人、士兵共反思，有的则与民族共反思。那么浩然呢？他的特点应该说是“与农民共反思”。这并不意味凡是主要描写农民的作家都有此特点，而是指他以农民的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在与农民政治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领域，从几十年农民命运的浮沉出发，来作为反思的重点。这是既可看出浩然的诚笃求实，又可见出他的某种执拗的。他仿佛重新丈量自己走过的路，并在原先肯定的地方换上了否定或怀疑的评价，他的人物--肖长春、马之悦、焦振茂、马连福、焦淑红、马小辫们似乎又回来了，不过有些人是作为自己的“倒影”回来的。赵百万（《赵百万的人生片断》）、罗小山（《山水情》）、褚大《老人和树》、唐明德（《浮云》）们，便是如此。如果细加寻味将不难发现，在对极左路线，浮夸风之类的批判上，浩然是坚定鲜明的，但在评价人物的价值尺度上，他所肯定或否定的精神品德，与以往并无什么两样。在创作《苍生》之前，由于作家在一个较为封闭的世界里反思，其反思除了澄清一些政治原则，似乎并未打破原先的思维框架，仍在一个圆圈中转动。他的相当一批近作，回到社会伦理和家庭伦理范围，如《嫁不出去的傻丫头》、《姑娘大了要出嫁》、《细雨濛濛》等，令人怵然感到，是否早年“颂歌阶段”的“重现”？当然，退回是不可能的，那只是写法上的近似而已。但是，前路何在？浩然怎样才能找回他失落了的灵气，动势和活力呢？对浩然来说，这其实是相当严峻而迫近的问题了。
我想，通过以上对包含着“颂歌阶段”、“战歌阶段”、“反思阶段”的一个漫长创作历程的剖析，读者更感兴趣的大概是，这种剖析将得出哪些对今天有启示价值的看法。作为“浩然方式”，比较浮面和表层的东西是，它的表现方式是较为单一的政治化视角，虽能网罗较广泛的生活现象，但又无不归入政治化视角的“漏斗”之中；在艺术结构的形式上，往往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本身作为“模拟物”，人还未上升到主体地位，大多服从“运动”需要，有性格单一化和正反面人物两极对位的弊病；又如，以创造新英雄人物为中心任务，这种“英雄”往往是被拔高和纯粹化了的，于是极大地损伤了生活真实性和思想的深邃，至于服务对象的狭隘单一，题材的凝固封闭，都是不言而喻的。这些严重局限，并非浩然个人独有，实乃一种普遍的文学历史形态。在“反思阶段”里，浩然与整个文学界一道，其实已经基本克服了。如他自己所说：“我决计：立足农村这块基地上，写人，写人生，不再单纯地写新人新事，也不再沿用往时那种以政治运动和经济变革为‘经’线，以人物的相应活动为‘纬’线，来结构作品。这回倒过来，写入的心灵辙印，人的命运轨道……”（《追赶者的几句话》）。
我认为，在今天最值得我们深思的，还是处于深层的、作为浩然创作心理基础的东西。它是什么呢？简言之，它是农民本位文化的严重制约和影响。所谓农民本位文化，就是以农民为本位，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它对外来的科学民主和个体意识是排拒的，对内则不断改造传统文化，使之适应其稳固性。如果寻根溯源，它之成为“本位”既有封建社会的远因，又与中国革命其实是一场农民革命不无关系。浩然说，他的宗旨是“写农民，给农民写”，这归纳是准确的。就浩然艺术个性的形成来看，我以为有三个渊源；一是他的农民出身经历和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从儿童团、工作队、基层干部直至今天定点农村）；二是受到民间文艺、戏曲、古典小说的深刻影响；（见散文《书谜》），也即受到农民文化的深刻影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他更多地承继了“解放区文艺”的传统，这从服务对象的明确单纯，强烈的政治“配合”意识，重视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气派见出。我曾说，浩然是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者，其实，说他是“解放区文艺”的最后一个歌者未尝不可。至于这种农民本位文化怎样制约着浩然以至更多的作家甚至青年作家，它怎样作为一种历史性矛盾现象严重存在于今天的文学格局中，在后面对《苍生》的评析中我还想作进一步分析。
象浩然这样的作家，其思维方式总与政治、经济以至政策紧密联系，只有进入变革现实的漩涡，才能在实践中召回活力，激活储藏，展出潜能，教正旧有的观念。所以，创作生机仍在于能否直面现实，仍在用活动性打破封闭性。浩然诚挚地说，面对农村变革，他曾“在困惑不解的忧虑、烦恼中，几乎不由自主地退却了”，他甚至给自己找出逃路：“写改革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的责任，我的时代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有回忆了”（《<苍生>是怎么写出来的》）。事实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浩然终究没有“退却”。当然，一部《苍生》是不可能根本变换浩然的基本方式的，但浩然已在几个重要方面突破着他的固有模式。
首先，《苍生》打破了单一的政治视角，也打破了浩然惯用的以“一场斗争”或“运动”结构作品的方式，充满热情地拥抱广阔的、缤纷的、多层次的农村现实生活，使作品焕发出一种时代活力。《苍生》的前身是中篇小说《男大当婚》，现在小说留着这个前身的骨架。但是，大大丰富和发展后的《苍生》，婚姻伦理情节只是它的隐线，在这条隐线上生长出来的却是农村经济改革激起的多重价值观交和冲突的斑驳生活。小说以摘帽地主巴福来给儿子娶亲的婚宴拉开序幕，田家庄的头面人物一齐前来赴宴，回首《艳阳天》，真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地主巴福来多喝了几杯，忽然抱住儿子眼泪汪汪地说：“你说，今儿的事，全是真的吗？”这是很深刻的一笔，它远远超出婚姻伦理领域，它在写巨大变动后新的社会关系。读《苍生》，“一切正在变”和“一切都变了”的感受非常强烈。这种变，不仅是政策的变，承包方式的变，也不仅是贫富悬差的变，而是人生韵味的变。作家选择婚姻伦理这个关乎农民生计的“大事”来作为全书的基础和启锚地，是意味深长的。这里有多式多样的婚姻：巴福来之子巴平安，直到四十多岁“才闹上了媳妇”，它折射的主要是政治关系的迁变，田大妈和田成业是一对老人，历经忧劳操持着儿子田留根的婚事，反映的是农民世世代代沿袭的“传宗接代”的伦理观。“孝子”田留根和“孝女”杜淑嫒的婚姻，比较完好地保存了农民传统的道德人伦内容；而田保根与陈耀华若即若离的恋爱关系，则反映了新一代农民人生观、婚姻观、价值观的复杂性，同时，它所包含的特权、裙带、金钱等现实利害内容，更加引人深思。的确，《苍生》从婚姻伦理伸展着自己的触角，一直伸向了经济改革的前途和对封建残余势力的批判。它不是围绕着一场斗争的胜败，而是围绕着“人”展开的，甚至是无结局、无“大团园”的。浩然终究是个对政治经济变动非常敏感的作家，如果说婚姻伦理变化是一个“圆”，那么包裹着这个“圆”的是个更大的“圆”，那就是农村经济改革的多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