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个年头，在文学解放运动的浪潮中，短篇小说领域里出现了一位值得重视的、擅长描绘农村生活的能手--高晓声。凡是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被他的小说中深切的生活真实和浓厚的生活气息，深刻独到的见解和丰满厚实的人物形象所吸引，所感染。高晓声以他独具的眼力，从社会“生活的大书里扯下几页来”（别林斯基语），然后又把这几页合在一起，奉献给读者，不啻给我们提供了一幅粉碎“四人帮”前后中国农村生活的风俗画。他在短篇小说的形式里，填进了比较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创造了不少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
高晓声并不是一位文学新人。早在五十年代之初，他就开始写作了。后来，由于“探求者”一案，他突然被打人生活的底层，几乎二十多年一直在农村，备受折磨。然而，这一段坎坷艰难的生活，却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天然的准备。在农村，他不但观察，更在时时体验，他不必特意“交朋友”，而是“个中人”，他的悲欢与普通农民息息相通。他说：“我写他们（农民）是写我心。”这就是他的作品中的人物那么维妙维肖，生活气息那么丰沛的根本原因。说到艺术特色，也许他作品中强大的客观生活实感，是其最突出，最重大的特色了。
高晓声的小说是在“替农民说话”，是在艺术地探求农民的命运，是在强烈地表现目前农民的苦衷、热望、爱憎和理想。然而，不同的作家对现实生活感受和理解的角度和重点不同，因而表现生话的方式、角度和手法也就不同。高晓声有他自己独特的方式。他要替农民说话，但他恪守着必须用艺术形象说话的准则。他是通过干预人的灵魂来达到影响生活的目的。他的作品并不是远离政治的田园牧歌，相反，其中包含着十分尖锐的社会问题。不过，他的小说中的“问题”和“见解”是他独特地从生活的复杂关系中提取的，而又紧紧地与艺术形象拥抱在一起，带着生活的露珠，充满着生活本身强大的逻辑力量。他的小说，可以说从各个生活的侧面、断面及细微平凡之处，发现了和提出了各种各样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他敏锐地发现了问题，却又含蓄地，委婉地，真切地表达出来。
《李顺大造屋》，不过写了“造屋”这么一个农村最常见的现象。房子能否建造起来，一般人会想到许多直接的、表面的原因。比如穷，比如建筑材料的困难，比如无力“走后门”之类，可是高晓声以忍辱负重的李顺大为主角，以“造屋”为贯串线索，以勿庸置疑的真实性，概括了近三十年农村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幻，沉痛地倾诉了农民在左倾路线和错误政策干扰下的苦境。我们从李顺大这个忠厚、善良、勤劳的人物身上，所认识到、联想到的东西还会更多、更广，他甚至使我们陷入对三十年历史的回顾之中。李顺大，是小人物；造屋，是小事情。可是，小中寓大，浅中寓深，这就是高晓声通过揭示灵魂而产生的效力。《漏斗户主》也许更深沉凝重。象陈奂生这样的缺粮户，不久以前，走进每一个生产队里都会遇见的。陈奂生何以缺粮？作者历历写来，在性格的刻划中，条分缕析，把造成陈焕生性格及其缺粮的各种原因，和盘托出，揭出了“这一个”人与十年来颠三倒四、倏忽万变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内在联系。作者始终把社会问题交溶在人物的灵魂世界里，“暗示”给我们，而不特别的指点出来。《周华英求职》何尝不是如此，这篇小说写的绝不仅仅是个劳动权的问题，它要深刻得多，广泛得多。周华英不过是个在不正常的人与人关系的夹缝中挤扁了的可怜的小人物而已。
透过小人物，折射出了大问题。善于在平凡单调的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小人物的性格、命运中，发现并揭示重大的社会主题，是高晓声的特长。“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恩格斯语）。高晓声是这一艺术规律的努力实践者。他把作者观点的隐蔽与作品思想的明朗较好地辩证统一起来了。
具有不见人工斧凿痕迹地再现生活的本领，也许是高晓声小说给我们的另一个突出的印象。在高晓声的大部分作品里，生话仿佛是以原始状态的复杂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不敢稍加穿凿”似的。本来，短篇小说反映的是生活和人物性格的一个横断面、一个纵剖面，很难没有分割之感。可是，在高晓声的笔下，让人感到了生活的复杂性、完整性和内在的联系。应该说，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艺术境界。这里略举《柳塘镇猪市》和《漫长的一天》的特点。前者的内容着重写公社书记张炳生大半日的活动，从多方面揭示这个基层干部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可是，这篇小说包含的内容又是何其丰盛！它以“猪市”行情的变化为枢纽，等于剖开今日江南平原小镇的一个风俗断面，牵引出多少棘手的问题：猪的收购问题，人的安排问题，社办企业的方向，干部的作风……点染出各色人物的面目：张炳生的正派干练，李金生的龌龊下流，姚经理的老于世故，肉站掌柜的商人嘴脸，还有刘玉梅这个颇为复杂的少妇。读这样的作品，我们如同亲历了一番江南小镇猪市的喧嚣，公社的各种恼人的日常纠葛。《漫长的一天》的容量也是相当的大。虽然小说只从一件邻居打架的小事人手，但几乎牵出了公社、农村邻里、社办工厂乃至县委各级组织的复杂关系--当然是人与人的复杂关系。正直的公社书记刘和生，虽有整顿的决心，可是，以书记之尊，居然对他管辖下的一件恶棍行凶的打架事件无能为力，鞭长奠及。弱者冤气塞胸，强横者逍遥法外，“后台”纵容，上下掣肘，真令人望而生畏。这实在是漫长的一天，艰难的一天，令人扼腕顿足的一天！读完小说，我们的心情倍感沉重：怎样才能战胜生活中顽固的习惯势力、腐朽势力？怎样才能整顿扭转这十年浩劫之后的农村中种种不正常的关系呢？这篇小说，主线是处理打架事件，作者却巧妙地把公社各种日常事务合情合理地编织到作品之中，简直使饱满的生活要从短小的艺术形式中漫溢出来了。作者对农村生活极熟悉，笔锋触处，处处有生活，处处有矛盾。作者的一支笔，在生活的大海中运转自如，矫若游龙。在高晓声的调色板上，生活不是单色调的，而是五光十色，叫人目不暇接的。他能把复杂的矛盾统一到单纯的画面中。
当然，艺术的中心是人。高晓声的写人，即或次要人物，往往用笔不多，便使形象鲜活。此中奥秘何在？我认为，他的写人善抓特征，善于精选极富个性化的生活细节是其特色。如《漏斗户主》及其续篇《陈奂生上城》中之陈奂生，便堪称为典型人物。作者写他，不靠惊人的举动或紧张的心理，仅出之以细节的描绘，内心的微妙变化；对话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句，甚至几个字。在“包队干部”的土政策下来，陈奂生又一次失望时，我们只听他禁不住沉重地叹了口气，“唉”了一声。后来，“三定政策”落实，又听他盯着队长问了一声“凿定了吗？”接着，是几句简短的问答，是纵横的热泪，如是而已。大量的是细节的巧妙组合，如其夜间串门，那“好象隔着关了的大门，还听得到夜空中传来他的饥肠辘辘声”；如其偷售五斤黑市粮以换盐后的自谴心情，都有震撼人心之力。他那“投煞青鱼”，尾巴一扇，向前直穿的形象深深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了。至如续篇《陈奂生上城》，更属绝妙。拆开来看，也不过是靠“卖油绳”的顺当，买新帽的落空，县委书记的“厚待”，住“高级招待所”大亏本之后的复杂心理，归途上的呐呐自语之类的细节砌成，但作者把细节用活了，把人物写得更内在、更细腻、更个性化和恰如其分，故而才给我们活画出一个安分、勤劳、忠厚却又多少带点阿Q精神烙印的丰满形象。
高晓声很注意对农民的个性剖析。而个性，在他的笔下也并非“莽撞”、“温柔”、“急躁”一类的外部标记，个性本身也有其固有的复杂性。仅以他笔下的三个年轻女性：周华英（《周华英求职》）、刘新华（《拣珍珠》）、刘玉梅（《柳塘镇猪市》）来说，三女个性迥异。周华英的懦弱、轻信；刘新华的爽朗、热情；刘玉梅的貌似轻佻而实自尊自重，泾渭分明，绝难混同。这显示了作者在人物创造上的追求和功力。上述三女的创造，甚至使人想到作者是否在学习《红楼梦》对“元迎探惜”四女的创造。例如，《柳塘镇猪市》里的刘玉梅，是个次要角色，着墨不多，竟写出其复杂性。她模样俊俏，又做过推销，名声不太好，被目为“裤腰带扣得不紧”的坏女人。清晨叩见公社书记的一幕，从敲门、扭身、撒娇来看，风骚之态可掬。然而，倚门回首说的几句话，却又沉痛之至，道出了难言的隐衷，希望安排工作的心情。作者步步写来，终于使我们看清，这个女人貌似轻浮实际上有着一颗可贵的自尊心。诚如老于世故的姚经理所说：“一个女人，生得好看，象一朵花，蜂来了，蝶来了，也并不是花叫他们来的；怪花，也冤枉，她心理还不知苦楚到什么程度呢。”所谓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其实并不神秘，那就是人物性格内在的矛盾而已。如写刘玉梅，就写出了她的表象与内心的矛盾。只有把握了性格的矛盾，才能写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如前所说，高晓声的小说真实自然，仿佛信手拈来。事实上，这种艺术境界正是对生活原型进行了精心加工、艰苦提炼的结果。在谋篇结构、情节、语言上，作者都是花费了一番苦心。《李顺大造屋》以“造屋”为关目，贯穿全篇，手法高明；《拣珍珠》的情节转折出入意表，又极合乎生活的内在规律；至于《柳塘镇猪市》、《陈奂生上城》，貌似断线之珠，无梁之屋，其实是一种联珠式的细针密线的结构，用一条内在的线索贯串了多方面的生活。在《漫长的一天》里，一日之长，刘和生书记竟未能走完半条街，纷繁斑驳的生活被压缩在半条街的行程之中了。高晓声的小说，形成一种“中西合壁”式的结构和语言特色。他的小说很难作为首尾完整的故事讲述，侧重于心理描述，人物的内心独白也不少，但又能以朴实凝炼的语言从容叙来，如与老农晤谈，十分亲切。至于他的语言，韵味悠悠，精粹准确，从农民的口语中摘来，带着泥土和唾沫星，又经过回炉冶炼，表现力很强，大有扬州评话之风。关于他的语言艺术，是需要专章研究的。
高晓声的小说，是农村题材短篇创作上的重要收获，它以创作实绩，为深刻反映新时期的农村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高晓声不愧是一位艺术王国里的辛勤的探求者。
一九八0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