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京都的近郊，紧挨着闹市边缘的一角农村里，按照时兴的说法，该叫做“都市里的村庄”吧。我住在这里快十八年了，每天生活在两个世界里，那全是因为一条马路的分割。在路的西边，是鳞次栉比的楼群，车水马龙的街道，永远不肯停歇的人潮，连天空中都隐隐轰响着烦嚣的市声；可是一过马路东边不远，扶自行车把的手臂会首先感到一丝儿凉意，接着便有习习微风扑面，低矮的土屋四周刚浇过水的菜地，在阳光下镜子似的闪烁，流水淙淙，浓荫匝地，大槐树下佝偻着腰的老爷子带着小孙子乘凉，一坐就是一晌午，似乎时间也在这里凝固了。你一定会羡慕地说，这不是现代最难得的田园牧歌和农家乐趣吗？其实，你太不了解这里的居民啦，他们早就抱怨交通、商品、信息、文化生活的诸多不便利，他们的眼睛多少年来几乎都是盯在马路西边的。近几年来（是的，只能是“近几年”，前几年这一带穿裙子的姑娘都很罕见），象马奇诺防线般坚固的“东环路”突然开始“决堤”和崩溃，都市带着它的起重机、吊车、铁罐的“可口可乐”，迪斯科以及外籍工程师，向马路东边大举进犯，菜地越缩越小，象打桩似地在菜畦中间东一座西一座地升起高楼，坚守在快被蚕食以尽的菜地边的农民象坚守最后堡垒的士兵，正经历着对他们祖辈来说都是最深刻、虽悲壮的精神冲突--在今天中国的各个地方，“最后一个菜把式”，“最后一个车老板”、“最后一个渔佬儿”实在是太多了。我这外来人居然也莫名其妙地成为这群土兵中的不协调的一员。所以，机关里的同事都玩笑地说我是城里的乡下人。对了，我的确是个乡下人，却又忝列于城里人的队伍，准确地说我是两栖人。白天，我在现代化的社交圈子里斡旋，一遍又一遍地拨电话，在会议上严肃探讨“现代意识”，叩响单元楼紧闭的房门；到了晚上，却又不得不回到家庭为本，聚族而居。血缘纽带特别坚固的乡下，说得苛刻一点，我的大脑象由东西两半球构成的，一半儿是现代意识，一半儿是农民意识，这就是我无可逃遁的“夜与昼”。
现在，关于城市人的生态和心态，关于“城市文学”，已经历史地被提到文学界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一系列新的未知领域，复杂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摊开在我们面前。谁都能够预感到这些问题对于当代文学发展前途的非凡意义。如果说，我们以往文学的重心是放在农村，我们总是立足于农村社会的旋转来观察和把握整个社会的旋转，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文学的重心转移到城市，并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去观照整个社会的变化，就央不是无稽之谈和虚幻的假设。我看到过一些有关的文章，有人在引证托夫勒，有人在阐发奈斯比特，有人在描述城市人的“隐名状态”、“角色更替”，厌烦感和荒谬感等等，它们在开拓理论视界上都给我们启示，但我终究感到有些文章与古老中国大地上人们的实际生存境遇有所隔膜。重要的是我们在谈中国的城市和中国的文学。奈斯比特不是说过吗？在未来的社会里“瑞典人将更加瑞典化，法国人更加法国化，中国人也将更加中国化”。好一个“中国化”，这无疑应该是我们讨论的根本出发点。中国的城乡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它象一个巨大的梦魇笼盖在现代中国人的心头，你只能改造它却无法彻底摆脱它，这很象是一棵参天大树，你可以修剪、嫁接、喷药，让它抽出新技，却断不可连根拔起移栽到别的土地上，所谓树挪死，就是这个道理。不同质的文化只能相互影响却无法相互替代。但质量互变规律到一定程度又会冲破旧质。我们现在更需要量变，大幅度的量变，为诞生一个新的文化形态而努力。因此，面对城市与文学这个很大程度上带有猜测性的新问题，首先要从生活和创作实际出发，哪怕先从描述现象入手也是好的。由于我的“两栖”境况的特殊性，反倒使我增添了几分自信，我既可用城市人的眼光看乡下，又可用乡下人的眼光看城市，这样也许可能揭示出一些不大为人注意的东西。况且，城市之所以为城市，是相对于农村而言的；离开农村的对比和参照，所谓城市的独特性、城市意识、“城市文学”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在文学界有的朋友，对于“城市人的生态与心态”的提法完全不感兴趣，说这是挖空心思的标新立异，说“又是新名词轰炸”，说中国的城市人和乡下人其实是一副模样；对于“城市文学”的提法也表示不屑一顾。我不否认他们的话包含相当的合理性，“城市文学”这个概念的确也象目前许多不得已而用之的概念一样，经不起穷根究底的推敲和质询。但是，触动我的并不是“名”而是不甚严谨概念下包藏的“实”。要说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心态没有区别，或区别甚微，我是不敢苟同的。因为生活经验告诉我，他们之间大有区别。清晨，从我和我的自行车越过马路汇入川流不息的人群开始，这种区别也就开始了。张辛欣不是有过一篇《早晨，三十分钟》的小说吗？她绝妙地描绘了城市人之间的狭仄、拥挤和陌生感，我的感受与之接近。落入人海的我，首先有种没入他世界的感觉，继而还有“无人称‘人格’”的奇特幻觉，反正，你、我、他都是“骑自行车的人”，我们不认识也无须认识。我们必须为之停止的“红灯”，身边疾驰的豪华型轿车，快要压下来的插入云霄的高大建筑，会使我们感到渺小。我们为了各种目的驱使，全部卷入庞大的都市。我们必须寻找缝隙向前，我们是些互不相识的竞争者--在都市庞大的生物圈里，我们不认识，但我们的利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矛盾，这是我们自己无法知道的，却是无情的事实。这种心境与我在乡下那一段路面上的感觉就不大相同。在行人稀少，房舍低矮、阡陌纵横的乡间小路上行进，我感到我和我的自行车都象奔驰的骏马，我的形象比物更高大，我不断遇到熟人打招呼，我没有陌生感却有熟悉感。在城市我感到周围的景观与我对立，在乡下我感到周围的田园与我紊和。记得爱默生曾经说过，农业社会的人与大自然有亲密的血缘关系故而诗意多，工业文明社会的人与大自然日渐疏离故而传统诗意少。我的感受恰好是这样。进入城市以后，我发现我的形象具有不确定性。我在专业会议上的发言受到同行们的称赞，在同行眼里我成了受尊敬的“专家”，可是转眼之间，在配钥匙或配眼镜的商店里，我的形象就黯然失色啦，我必须压住火用恳求的饶舌办事；我怀揣着请帖庄严地步入北京饭店，我用饿鹰般的目光搜索馄饨铺里的板凳；我在文学爱好者中间受到欢迎，我在菜市场的队列里遇到排斥；在音乐会我听《圣母颂》心头升起泛爱主义的宽容，散场时被人踩了一脚我采取怒目主义的厌憎……我时而高大，时而渺小，时而幸福，时而失意，时而有价值，时而没价值，天哪，究竟哪一个我才是真正的我？在乡下情况可就不一样了，我的形象简直象“定身法”给固定在那里了，街坊四邻全都熟透啦，谁的脾气秉性、血缘家世也都摸透了，这里无“隐私权”可言，试想，我要在这样的环境里企图改变一下自我形象该有多难，好象我该是什么全得由他们来决定似的。既然这样，我穿什么，吃什么，用什么腔调说话，只好约定俗成，尽量单调，免得老一辈的人说我出洋相。这可说是空间上的差异。时间上的差别也很分明：在城里，一切都象车轮子在加速转动，服装式样的转换比季节的转换快得多，人们需要快餐，需要电饭锅、冰箱、洗衣机，还需要暂时得不到的电话，总之需要一切可以节约时间的东西。乡下呢，虽然时间也在加快，人们也在购置家用电器，但使用的目的有所不同，他们毕竟还是按照植物生长周期来安排生活的。至于信息，城市是汇聚中心，你不必特意打听，每天也会有各种消息震动耳膜，而在乡下，即使是近郊的乡下，找一张“参考消息”也很难。我曾经急于打听一场漏看的足球赛的比分，问了很多人也没得到结果。这样的现象我还能举出很多。不过现在已经够了，足够说明城市与乡村的区别了。
也许我的朋友又会说，这些不过是生活的表象罢了，就表象背后的民族心理素质而言，城市人与乡下人并无两样，更何况，中国城市的现代化水平相当低，即使大上海、天津卫、羊城也包括在内，放到世界都市的参照系里，它们充其量只达到“乡村化的城市”的水平而已。我不否认这种说法里蕴含着值得深思的问题，我在后面会探讨这个问题的，但是，我要强调，不可忽视具体的时空背景和生态环境对人的心态的巨大影响。喜欢用大一统的共性来掩盖个性，用一般来代替个别，似乎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痼疾。在对待有关城市题材的创作中，这一点也早有表现。我们曾在很长的时期把一切人间关系等同于阶级关系，一切时空背景都形同虚设，顶多作为随意更换的布景，而人的心态只能由不变的阶级分析来决定。于是，不管写城市还是写农村，时空背景与人物心态没有关系，反正是“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管他在城里还是在乡下，管他生活在什么历史文化氛围里，管他受不受生存空间的制约。这一下倒好，城市人与乡下人倒确实是一个样了。试问，这样的描写能说是正确的、深刻的吗？在五十年代，我们有过不少描写城市工人的作品，有不少描写城市资本家改造的作品，它们至今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可是，忽视独特的时空背景和文化背景，几乎是它们共同的弱点。那些造成人物复杂心态的诸多因素，全给“阶级斗争模式”排挤过滤掉了。我并不认为它们不该写当时存在的斗争，只是说它们没有注意独特的生态环境、时空背景、文化气候对人物的深刻的潜在影响。
近来我常常喜欢冥思时空处境和生态环境与人的心态，情感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我们能否获得现代意识的启悟的重要方面之一。比如，今年开春时节，我从北京乘飞机到西南某市出差，离开北京机场时雨雪霏霏，枯草在寒风里摇曳，只一小时，我便降落到一片金黄耀眼的菜花地中间了，真有点恍兮惚兮的梦幻感，我甚至疑惑“雪地”与“菜花地”究竟何者为实何者为虚。我的脚印果真曾留在雪地上吗？那个寒暄、握手、告别的人果真是我吗？由此我想到，古人何以常怀生离死别的情怀，道路的遥远渺茫是不是一个因素？今后人们出门飞机来去，告别者们还会涌出那么多沾巾的泪吗？神圣感情的激发会不会因交通的便利而微弱呢？时间和距离是否在加重感情，时间和距离的缩短是否在削减感情？封闭是否产生真诚，开放是否涵养旷达？“村社”姑娘、“都市”少女、“空中”小姐三者在对待爱情的问题上，谁的感情浓度最大，谁更可能具有之死靡它的激情？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未必就比形影不离式的爱情不美，它们的产生是否都与具体的时空处境有关？《十五的月亮》假若没有时空距离还能那么感人吗？你看，我就这么漫无止境地遐想着，有时沉浸在某种东方神秘主义的美感中。我的如许遐想恐怕经不起科学铁锤的敲打，但你总得承认我触及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运动着的时间和空间的物质存在形式的人的情感变化，是须臾也离不开运动着的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回到我开头描述过的都市的时空感来看，难道它与人的心态的微妙联系不值得作家们研究一番吗？可惜，具有现代城市时空意识的作品还是太少了，不过也不是没有。我认为，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就是新时期文学中第一部具有这种崭新的城市意识的作品，只是评论者较少从这里评论罢了。记得小说的卷头题词是：“谨将此作呈献于--所有为公众开拓居住空间和心灵空间而努力的人们”。仅仅为了这段题词我们就该承认，刘心武在很多时候确实是走在前面的。侯氏三兄妹及其家长、邻居因居住空间的狭窄而引起心态的紊乱，是得到了相当精确的描绘，但作家又决不把它看作唯一原因，只是作为因历史积淀和现实利益而形成的灰褐色的小市民的特定时空处境来看的。他既重视居住空间，更重视与之不可须臾脱离的心灵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