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在论述文学的民族性时，对果戈理的一段话极表推崇，他说：“我不知道谁能在如下寥寥数语中把诗的民族性规定得更好、更明确的了”。这段话就是：“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诗人甚至描写完全生疏的世界，只要他用含有自己民族要素的眼睛来看它，用整个民族的眼睛来看它，只要诗人这样感受和说话，使他的同胞们看来，似乎就是他们自己在感受和说话。”别林斯基依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诗人永远是自己民族精神的代表，以自己民族的眼睛观察事物并按下他的印记的。”这些话固然说在一百多年之前，但对我们今天研讨民族文学创作仍然具有某种明确的针对性和启示价值。在认识和评价某些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时候，我们的着眼点似乎常常难以避免两种偏向：要么侧重于探究它们在思想性的进展方面与汉族文学的发展趋势是否一致，乐于肯定那些“共同性”明显，跟得上当前文学发展势头的作品，要么赞赏和迷醉展示边地风情、怪异习俗，传奇色彩浓郁的作品，误将一些外在的东西当作民族性的特征加以肯定。这两种偏颇，何其芳同志在关于如何看待我国各民族文学的“自然融合趋势”时已经指出过，即使到现在也不是不存在。我们容易忽视而又是最重要的，恰恰在于“民族精神本身”。民族文学创作中最大的难点，也恰恰在于能否真正写出“民族性格”和民族的“心理素质”。因为，这“在旁观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但它既然表现在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的特点上，它就是可以捉摸而不应忽视的东西”。
现在，有这样一位作者，他自觉地、执拗地用自己民族的眼睛来看取自己民族的精神，他一踏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就意识到处身于新时期文学的大家族中，倘若忽视自己民族的具体的生存条件和独特的心理素质，而仅仅满足于驱赶和相侔于当前文学的思想态势的话，那只能意味着自己民族性的丧失；他也不想凭借怪异的风俗习尚和令人惊讶的传奇故事取悦读者，虽然这条路走起来要容易得多。吸引着他和激发着他的，始终是民族精神及其随着生活而起的发展变化。他也知道，要把这些看起来“不可捉摸的东西”化为诗意的形象相当困难，但他没有求助于猎奇，没有避难就易，而是在他迄今为止发表的十多个短篇小说中，竭力按上自己民族精神的鲜明印记。他的小说，至今也没有讲述出几个曲折惊险的故事，却弥漫着自己的民族的情绪，可以说，他的小说是他那个民族的精神和意识的花朵。这位作者就是鄂温克族青年作家，蝉联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获奖者乌热尔图。
他所属的鄂温克族是个小小的“共同体”，仅有两万人口。他集中笔力描绘的则又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居住在大兴安岭山脊的“雅库特”鄂温克人。他们骑着“四不象”，背着猎枪，从事着艰巨的狩猎生涯。他们是大森林的儿女。这个群体没有来得及按步就班地度过人类社会的几个发展阶段，一下子从原始公社的狩猎部落制踏进了社会主义时代。他们的人数虽然很少，但他们也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联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他们强悍而勇武，宽厚而豪爽，这是在与严酷的大自然的搏斗中，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的习俗中，在绚斓的神话、歌谣的熏染中，养就的品格和文化一心理结构。他们不但能够奉献出飞龙、麒面、熊掌之类的山珍，同时也向祖国大家庭奉献着赤诚和激情；他们在阴云密布的日子里也遭受过磨难，他们对今天新的生活也就倍加珍惜。
乌热尔图与他的民族不仅有血缘关系，更有着精神上割不断的“脐带”。他的年纪虽轻，但他的青少年时期正遭逢动荡、迷乱、风狂雨骤的年代，个人生活上的刺激和撞击，使他由自身而及整个民族，由一己之痛而及民族兴衰，使他有可能超越自己的年龄限制，站到较高的角度审视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民族精神的演化和民族命运的前景。“这个初中一毕业，就被当做‘狗崽子’，放到猎民中接受再教育的倔强的鄂温克后代，忘不了自己全家和整个民族受过的欺凌和屈辱。”有篇文章介绍过乌热尔图当时一段难忘的经历。乌热尔图说：“当我刚要跨进青年时代的门槛时，我偷偷去看望被专政的爸爸。他们正在放风，脚镣唧噹作响。这个为党、为人民、为民族不顾性命工作几十年的鄂温克睁铮铁汉，被折磨的形容憔悴，衰弱不堪。我哭了，爸爸发现了我。他瞪了我一眼，昂起了高傲的头颅……这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这以后，我一直想把我心中的这句语喊出来！”事实上，我们在他以后的作品如《瞧呵，那片绿叶》、《一个猎人的恳求》、《森林里的梦》中，在拉杰、日杰耶、抄日迪等人的身上，都不难发现“高昂着头颅”的鄂温克族猎人的殊异丰采。看得出来，这位当过猎民、林业工人、民警，后来加入共产党，担任民族干部的鄂温克族青年作家，他的胸中洋溢着民族精神的自尊和自豪，他的创作追求的核心，便是发掘本民族的精神和性格的美，而不是别的。他曾非常明确地说过，他要表现“十年劫乱后鄂温克猎民新的民族意识的觉醒。这种新的民族意识，实质上就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主人翁意识。”这样的创作追求，不是比起某些满足于写出一点民族风情的作者的自我要求，要高得多吗？乌热尔图的确在他数量不多的小说里，一步一个脚印地，严肃而踏实地前进着，从处女作《森林里的歌声》的稚嫩的歌喉到《一个猎人的恳求》中的深沉悲愤的呼喊，从《熊洞里的孩子》的较为直露到《森林里的孩子》的无语凝噎，从《猎犬》的化不开的浓情到上升的为《七岔猗角的公鹿》的饱满哲理、《老人和鹿》的苍凉悲壮，从《雪天里的桦树林》的剑拔弩张的写实作风到《绿茵茵的河岸》的含藏蕴藉的抒情风味……他执着地追寻着如鲁迅所说过的那种境界：“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有人把他的小说称为“森林小说”，我很赞同。这决不因为他的所有小说的环境，都离不开神秘而幽邃的原始森林，他的一支色彩斑斓的笔善于描绘大森林奇诡变幻的风貌；这也不因为他的许多小说都以“森林”命名。而是因为，他的小说的立意，人物的精神特征，也包括环境氛围，整体性地体现着一种“森林风格”。人投入森林，森林含孕了人，人与森林成为相互涵的曲和谐整体。这样说是否有点过于玄妙了呢？不，照我看来，只有用这样的概括（即“森林风格”），才能够抓住他的小说的风貌神韵和审美潜力之所在。试想，什么是“雅库特”鄂温克人的世界？是森林；什么是可供他们生存的自然条件？还是森林及其飞禽走兽；什么可以带给他们以欢乐？也还是森林。森林已经成为他们生命力的对象和象征了。他们对森林的感情，犹如内地老式农民对泥土的感情一样。是森林养育、滋润、陶冶了鄂温克人的民族精神，他们怎能不体现出一种“森林风格”呢？
读《琥珀色的篝火》，我们如果从一般的“舍已教人”的意义上去认识猎人尼库援救三个迷路汉人的行为，那就错了。尼库在护送重病的妻子去县城治病的途中，忽然发现了三个陌生的迷路人的脚印，便陷入苦恼，最后放下重病的妻子，钻进深山密林里救人。这与其说是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使然，不如说是来自他那具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美德的冲动更确切些。我们从尼库的身上可以发现，“黄金，这全身闪光的奴才”一进入原始森林，便被那浩瀚的绿色彻底掩盖；私有观念的卑劣欲望，在这个森林世界里也荡然无存了。这正是乌热尔图对鄂温克族所葆有的原始的美德和原始思维特征的绝妙发掘。这个情节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小说，充溢着大森林里的新鲜而又清馨的气息，足以豁人心目，泌人心脾。在这里，人的感情经过大森林的过滤和含孕，没有机心、没有俗雾、没有可憎的市侩气味，尼库就象那肃穆幽深的原始森林一样，展现了带有原始的质朴美。作为鄂温克人，尼库重病中的妻子，尼库的小儿子秋卡，全都认为忘记自己的痛苦先去救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根本算不上英雄的壮举。就象尼库认为的：“他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不论哪一个鄂温克人在林子里遇见这种事儿，都会象他这样干的。只不过有的干得顺当，有的干得不顺当。”这并非尼库的故作谦逊和轻松。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雅库特人多少年来处在原始公社的狩猎部落制生活中，这种原始的精神美德其来有自，并不奇怪。我们应该赞叹的是，乌热尔图的独特开掘。这就正如马克思说过的：“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畴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