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评论界，大多只看到章永磷与许灵均相通的一面，把章作为许的性格延续来看，其实，章永磷既是许灵均的延续，又是否定和超越。许灵均的性格是真实的，他选择了最容易得到内心平静的路，但他在本质上却是封闭的、守旧的。儒家的内省和慎独，家庭为本的乡土观念，调节个人和社会的中和风度，知足常乐的田园情调和小国寡民理想，抑制个性的“适度”谦和，确是内蕴在他灵魂深层的文化心理。这既是他的形象美的根源，也是他的形象旧的根源，如此灵魂是很难参予世界文化的竞争的。然而，当时无论作者还是笔者都还提不出更新的知识分子人格理想。到了《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章永磷的形象及其内在精神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两部作品写的仍是“大墙”、历史，却贯注了现代意识。章永磷在孤独、苦难、饥饿、性压抑中，接触到了人的存在、人的发现、人的自我价值和人的潜能的发挥等基本问题，章永磷的追求是通向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实现这个总目标的；“食”和“色”不过是其起点，目的则是人怎样尽可能地摆脱动物性，向着灵与肉融合的“升华”境界和全面“人化”复归。在这个意义上，章永磷既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是今天的知识分子。这也是伤痕文学早已却潮，而这两部作品依然拥有众多读者的原因。从这个典型例子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形象已从初期的争取政治解放、洗去尘垢后，恢复社会地位，发展到今天要挤出忍从和奴性的血，换上强化自我、摄纳现代自由民主精神，追求相侔于世界先进思潮的新鲜血液。当然，这个换血过程是极痛苦漫长的。与张贤亮经历大体相近（实质上深层差异极多）的王蒙似乎投有张的痛苦的反省色彩，他有一种见怪不惊的豁达，善恶互换的宽容，其作品有时绐人“无我之境”的平静，机智感，但是，从“心在流血”的钟亦成，到“老孙头”与“张部长”名称不停转换的张思远，直到宋朝义、梁有志的灵魂断裂声，不是在表面的宽广冷静中也包含着一种内在的时代悲剧感吗？由此观之，不论章永磷还是王蒙等作家笔下的众多人物的心灵深处，正升腾起可被称为“现代忏悔意识”的新的审美意识。这种忏悔是超越了被社会肯定其地位价值后的自满自足，既非对具体历史过失的追悔，也非“思想改造”式的自轻自贱，而是由民族灵魂痼疾而及自身的洞察、醒悟和怀疑，是中国知识分子试图由依附性格走向独立不羁的蝉蜕过程，然而，它又总是陷入无法真正超越旧我的痛苦之中，也就总是表现出两重性。王蒙有的人物陷在传统思维方式（如封闭、求同、内倾等）中难以自拔，他对之常常不愿苛责且有时暗加宽宥。张贤亮的两重性在其社会观、哲学观、艺术观上都表现明显。可以说有两个章永磷：一个是真实的（如与“枕头上的敌人”黄香久之“搏”），一个是矫情的（如突然宣称要外出“闯世界”之“搏”）；一个是用现代意识探究的具有丰富知，情、意的现代人，一个是不自觉迎台传统观念的“观念化”的现代堂吉诃得。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两重性是任何一个深刻的作家不可避免一的矛盾。王蒙、张贤亮的两重性已给当代批评界提供了广阔的话题。另一值得重视的现象是，知识分子的单一性格模式开始打破，“恶”的力量和严重分裂的不谐和出现。这在《条件尚未成熟》中的岳拓夫、《祖母绿》中的左葳已露端绪，到《蛇神》中“被扭曲了的人”邵南孙的变态便达到了对民族灵魂一个隐蔽层面的揭示。这是对表层化、甚至中层化的穿透。但在赞赏其展示人性深度的同时我也不无疑惑：邵南孙由多重社会关系的聚焦点到后半部蜕化为单纯性变态、性报复，是否是一种褊狭呢？
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更其复杂。如果说，中年知识分子形象虽不断收纳新潮，但骨子里的传统思维方式和传统人格理想变化缓慢，那么，青年知识分子在人生价值观念方面则思考更紧张，变化更迅急，转换率要快得多。仅看所谓“知青小说”否定之否定的回环发展，就足见其变化速度之快了。但是，它仍然有一条分明的主线，那就是不论诅咒中的否定，否定中的肯定；归来后的彷徨、彷徨中的归去，还是由“自我”把重心挪到人民、又由人民挪回到更高层次上的“自我”，都是艰苦地求索着强化民族灵魂（以强化和更新自我的形式出现）的道路。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新时期文学中，中年知识分子形象主要通过忏悔和反患来探索民族灵魂的重铸，青年知识分子主要通过多方接受现代思潮，张扬个性、肯定自我来探索改造灵魂的道路。目前所谓借鉴西方现代派或拉美文学技巧的作品，所借鉴的决不限于形式已是有目共睹，而不断引进的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又给青年创作以助燃的思想活力，所以，目前青年知识分子形象的价值观念呈现着多元状态，《北方的河》中的“他”、《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他”、《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鬈毛》中的各个人物，其精神特质均不相同。尽管如此，那种摆脱传统的躁动心绪，那种嘲笑世俗的面孔，那种把粗犷与文明糅合的个体意识，却也有异中之同。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重铸民族灵魂的主潮是合流的。当然，有的人物的嘲世走向了极端，也会如游离主潮的飞沫倏忽而逝的。
至此，我们沿着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这股主潮，审视了改革者、农民、知识分子三个人物谱系的主导思想轨迹。我们并未遗忘如《立体交叉桥》、《那五》、《美食家》、《流逝》、《井》、《感谢生活》、《钟鼓楼》、《夜与昼》等在探索民族灵魂上卓有成效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正在焕发出对未来文学发展颇有预见性的现代城市意识，随着“走向城市的世界”的现代化潮流，这些作品也许将作为我们对第二个十年文学探讨的起点！我们也来遗忘如《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等从军人透示民族灵魂之作。但本文不可能如文学史涉足所有领域。那么，即使仅仅审察三个人物谱系，我们发现了什么？首先，无论改革者、知识分子还是农民，他们受到共通的民族性格模式的制约，表现形态虽异，却共处于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之中，都有暂时难以跳出的魔阵。如改革者中的人治观念，如农民中或满足于经济翻身或难以把握人的解放与传统“仁学结构”的关系，如知识分子的怎样看待传统思维方式和传统人格理想，等等。这既是人物的灵魂魔障，也是作家的灵魂魔障。我们一面为这些人物灵魂中的大痛苦、大撞击引发的人的价值、尊严、力量的不断升高而感到欣喜，另一方面，我们怎样才能站到比平行于政治经济发展更高的位置上，向立体化史诗化综合化的宏大景观迈进，就成为文学发展所必然面临的美学课题了。
走向文化鸟瞰刍议
假若没有一九八五年以来文学的急遽复杂化和多向化，也许以上对主潮的论述可暂告圆满结束。然而，八五年的文坛上，《爸爸爸》与《你别无选择》共争，《异乡异闻》与《无主题变奏》殊调，《老井》与《井》同在，《花非花》与《北京人》齐举，《透明的红萝卜》与《5，19长镜头》相长，各走一端，背道驰鹜，错综纷纭，令人眼花缭乱--大约这正是有些论者认为主潮不复存在的缘由吧。可是，在思维空间拓展的同时，地火依然运行。即以偏重借鉴西方现代派思潮，激烈“反传统”的一批作品而论，那嘲世、讽世的面孔，那杂乱的不合谐嘘声，不都是个性的觉醒对民族灵魂的沉疴宿疾而发吗？注意于民族文化心理剖视的所谓“寻根”派的作品又为了什么？那“曼库特”式的丙崽的混沌麻木，丧失记忆；那不断默念着“快开始了”却不知道开始什么的仲仁宝的自欺；那孙旺泉的寻井与黑氏的私奔，不也都是为了更清醒地审度民族灵魂的历史吗？还有，使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井》，纪实主义的《北京人》等等，也无不为着民族灵魂的觉醒。我们可以说，“文化寻根”派的作品主要是重新审视连结过去的道路；“反传统”派作品是以借鉴和引进为特色，焦灼地寻觅未来的路；传统写实主义的作品则是牢牢把握现实的路，它们殊途而同归于对民族灵魂的探索道路，其精神是可以打通的。即使迷离徜恍、感觉奇异如莫言的作品，其真髓也恰恰在于热烈而深沉地叩询着民族灵魂的消息。
我认为，比起对这些作品旨向的争议重要得多的倒是，文化意识的自觉对于文学主潮发展的深刻意义。“寻根派”的名称因其自身的狭义可能会日益淡化，但是，创作中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眼光，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图景的重要方法，作为文学思维方式的一种革命，作为综合化的途径，却必然会在当代文学发展中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现在关于文学界“文化热”的起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拉美文学影响，“集体无意识论”，“精神气候”说，远古图腾，神话模式，生殖崇拜等等），多半因为局限在文学自身，都没有指出根本原因。其实，它产生的深刻根源还在于时代的现实生话，在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社会的开放要求，在于置身世界潮流必然要在东西文化的比较、撞击，融合中重铸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也是不独文学界，而是整个中国的思想界出现文化意识自觉增生趋势的原因。从新时期文学的自身发展来看，它的出现乃是由政治的批判、经济的思考推及文化的俯视，由改革的艰难推及民族命运的艰难，由民族生态推及民族心态，由现在处境推及从古至今的处境的结果，所以，貌似跳开与眼前政治经济变革的胶着状态起而追本溯源，不能简单认为是背离现实，而是试图站到更高的综合立场观照现实。
“寻根派”作家的作品和言论不无褊狭的一面，但它们确实起到了触发和推动整个文学界强化文化意识的重要作用。它们的具体贡献是什么？我想主要不在绘制了多少地域风俗、神话礼仪的图景，或告诉我们多少关于商州、湘西、大兴安岭，葛川江的文化掌故；主要在于向文学界提供了“整体性”的思维方式。著名美学家贝尔、苏珊朗格和哲学家卡西尔所强调的“整体性”就是指的“人类文化”。卡西尔坚持符号动物--人创造了文化，而文化是属人的文化，是人的外化，它紧紧绕系着人并由人的“圆周”把它们如“扇面”似地整合为一体的思想。这思想闪射着智慧的光采。因此，文化的眼光往往能达到鸟瞰的高度，引起文学时空观念的变化，使文学不再局囿于具体领域的严格界限，升高立足点，看到在漫漫长途和茫茫大千世界运动着的人物灵魂。读《爸爸爸》我们弄不清小说发生于何时，读《小鲍庄》会感到时间突然凝固了。这两篇作品给人这种感觉；不管外界的时间流逝了多少，在鸡头寨和仁义庄里时针仿佛停摆了，永远凝定在一个点上，人们永远生活在同一种时间环境里。这是在用文化视角更新时间观。再看空间观：读《归去来》我们总也弄不清小说中的地点，因为主人公发现自己虽没有到过此处却又处处似曾相识，不胜惊骇，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面貌，甚至连他自己也不占独立空间，转瞬间成为“我非我”的角色，又如《黑氏》中黑氏其人精神历程的漫长感，《老井》中虚化具体环境，突出人与自然和人与历史的文化背景，都是一种对“整体性”的追求。事实上，《一日长于百年》和《百年孤独》从题名至结构都是整体性的成功范例。但是，不能不指出，“文化寻根”派作家的主张含义较狭，有强调空间性（特定地域文化）而相对忽视时间性（如现代文化形态）的倾向，其作品也侧重超稳定性而缺乏应有的运动感，这就使得大量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无法为其收纳，远不及“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的提法有更宏大的宽容度。卡西尔正确指出人本身就是文化的凝结，而目前诸如“文化小说”之类不科学的概念，实际在削弱以至淹滞文学的“人学”特质，有可能把人降低为某些文化现象的仆从。
走向文化鸟瞰的高度使我们看到文学探索民族灵魂的远大前景，它将大大有助于文学主潮的深化和博大。困扰着文学的一个永恒的常思常新的问题似乎是：什么是艺术作品价值更替和魅力浮沉的秘密？什么是通向获得强固艺术生命和不竭艺术魅力的道路？我们说，这“秘密”和“道路”只能是，看一部作品在多大幅度和多深程度上体现出变动着的民族精神和魂魄；愈是能够在纵的历史精神连结和横的世界文化参照下挖掘、重铸民族灵魂的作品，其价值就愈高，超越时空的魅力就愈久。这也是为整部世界文学历史证明了的事实。“文化”并非虚悬在空中的明镜，不管追求怎样的超越性，艺术毕竟是时代的艺术，它本身必须首先深深扎根于自己时代的现实生活。同时，文学主潮与多元化的审美意识也决不是对立的，随着民族个体意识的崛起和新的群体意识的强化，探索人的灵魂的方式、角度、手法、风格会更加多样，人类的艺术想象力会冲上更加浩阔的空间。但这一切仍然是为了人本身，因而也就仍然要溶汇到浩荡主潮中来。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翻过去了，遥想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不由感触良深。我们的民族为自立于世界之林跋涉了多么漫长的路，我们觉醒了的文学也以她开放的胸襟和丰采踏上了这条艰巨的途路。此刻我愈益深信：只是袭用别人形式的皮毛，作为过程不可避免，但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只有置身世界潮流铸造自己民族的苦难、惊醒、衍变、强化的史诗，提出关于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本问题，才能激起世界读者的广泛共鸣，才能由一国而及世界。正是在我们的文学并未失去主潮的意义上，我对新时期文学的态势和前景充满了乐观情绪。
1986年9写于京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