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少年天子》稍晚。它之引起我的研究兴趣，首先不在通常意义上所谓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如何之好，而在于它所表现出的一种自由：想象的自由，选择的自由，移情于历史的自由，把僵硬的史料意象化、心灵化、审美化的自由，一句话，作者主体重构能力的自由，当然，不言而喻，这种自由贯彻着并体现着唯物史观的精神，既非毫无制约的谵妄之想，也非悖谬历史规律的凭空臆造。但我要着重指出的，是它提供了小说家在多大幅度上重构自己艺术世界的可能性的一次较成功的实践。这样的实践是没有尽头的，现实绵延得多么长，它就会翻新得多么久。
《少年天子》得了奖，也发过一些评论，按照惯例似已无庸置喙。但我以为，关于它的论题并未过时。因为，它把历史小说创作的诸多问题摆到我们面前，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深究呢。比如，史家眼光与历史小说家的眼光究竟有何异同？也即史家与小说家在目的、手段、主体意识结构上有何异同？再具体到“这一个”小说家凌力，她又有何特异之处？一般人或认为，此类问题已多有议论，何须你来饶舌，其实不然，这里正伏藏着历史研究与历史小说各自独立发展的分野所在，《少年天子》的创作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深化，又如，历史小说家在面对历史创造人物时，究竟是侧重地强调历史作为一种自然进程的客观性，从而让人服务于规律，还侧重于把历史看作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创造，从而突出人的选择？人与历史运动的深刻联系和交互作用该怎样正确理解？这问题史学界曾争论不休，我不想泛淡，只从《少年天子》人手，看它的人物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如何具现于创作，历史矛盾的复杂性如何与典型化原则相统一。《少年天子》的重要美学价值，是它创造了福临、乌云珠的悲剧，这一悲剧的性质是什么？根源在哪里？它何以迥异于历史上类似身份人物的悲剧？它的薄弱点又在哪里？史料运用上的、“化腐朽为神奇”，将历史还原到生活化、人情化、心理化，是《少年天子》极突出的特色，我也想约略涉及。这些，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方面。
一、史家眼光与历史小说家眼光
《少年天子》是个独立完整的艺术个体，一旦进入便无暇旁顾，读到结尾，董鄂妃夭亡，顺治帝相继殒殁，唯有庄太后怀抱年幼的孙儿玄烨掩泣于秋风，愁云惨雾一时萦绕官墙，我们便也沉浸在悲剧的氛围中流连不去。可是，倘若理智地从小说的世界抽身出来，退后一步，把这部小说置放于明清鼎革之际，所谓“天崩地解”的大时代中度量，一个疑惑或会出现：作者为什么要选择福临呢？这样的选择究竟有多高的历史典型意义？通过福临去概括那个风雨纵横的时代有足够的涵盖力吗？
粗知清史的人都知道，在清王朝创建前前后后约一百年间，仿佛造化的着意安排，奇迹般地集中了一系列杰出人物，勇武睿智者联袂而出，极一时之盛。就满蒙贵族集团一面看，入关之前，努尔哈赤，皇太极，在北中国的广大土地上，跃马弯弓，纵横驰聘，建立了赫赫战功，为明王朝的灭亡准备了重要条件。紧接着，多尔滚挥师人关，气吞万里如虎，为清王朝奠定国基。以后的顺治，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共同际会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高潮--“康乾盛世”。就人民革命一面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最直接地扼断了明王朝的命脉。而就汉族官僚和士大夫一面看，也非一律地媚颜屈膝，邦成功、夏完淳、史可法，以至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等，或者深怀孤臣孽子的剧痛奋起反抗民族压迫，或者由悲愤而避世，隐身山林，著书立说，深思历史兴亡的教训，荫动了唯物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这是一个沧海横流的时代，一个正义与非正义，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反动犬牙交错、波诡云谲的空前复杂的时代，我们上面提到的分属不同营垒的面目各异的人物，可说都是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通过其中某个人物及其环境的典型概括，都有可能达到从一个侧面表现一个时代的鹄的。但是，细数起来，在满清统治者的序列中，顺治（福临）却显得较为晦暗不彰，历史界对他的专门研究甚少，关于他的论述颇为零落，在通史中他往住居于不甚重要，一笔带过的位置，有的史家甚至认为，他“谈不上有什么治绩”。陈垣先生倒是写过专文的，但那主要是考证他的“出家”问题，董鄂妃的来历，以及他与汤若望的特殊关系，我想，史学家们对福临的多少有些淡漠的态度，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他号称满清入主中原君临天下的第一位皇帝，但冲龄践位，很长一段时间实权操在独断专行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手中，他只是“拱手以承祀”罢了，直到他十三岁，多尔衮突然死于喀喇城，他才宣布亲政，虽然，他亲政的时期正是清朝立足未稳，最艰难，最荒凉，最需要开拓创业的时期，他也为改革作出艰巨的努力，耗费大量心力，但是，也许是前不及其父皇太极武功的惊人，后不及其子康熙除鳌拜、平三藩的魄力的超卓，也许是他性格的乖戾、暴躁，他与董鄂妃的“狂恋”，他的闹“出家”，他的历数自己十四条“罪愆”的遗诏，掩蔽了他励精图治的苦心，致使他的形象有些黯然失色了，总之，史学界普遍认为他不是那个大时代中最英武、最雄阔、代表性最强的帝王，大约是不算冤枉的。但是他自有他特殊的性格、情感和命运，有他矫正前辈、启迪后辈的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在史学家大而化之或无暇细究的地方，正埋藏着需要文学家去发现，去开掘的诗矿。
凌力偏偏选中了福临！这是耐人寻昧的文学的选择。她写得饱满，恣肆，大致做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时有淋漓尽致、迥肠荡气的发挥。她还要写康熙，我们也期望她能写出更高的艺术水准。但是，需要思考的是，能写好什么和写不好什么，究竟取决于什么条件？史学家与小说家的目的是否完全一致？是否仅仅是手段的不同，方法的不同？历史人物伟大，功绩昭著，材料丰厚，是否描写他的作品就必然高超，厚重？如果不完全如此，那么对历史小说家来说，他的选材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凌力曾说过：“我们民族五千年的光辉历史，是历史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作者选择的，只能是那些令作者激动的，能够引发创作冲动的题材”。这样的回答大体不错，但它还不能真正解决我们的疑问，“令作者激动的”或“能够引发创作冲动的”题材，就一定是最好的选择或一定能写成功吗？令人激动的东西随时可以遇到，凭一时感觉起创作冲动的东西也不难遇到，它们并非探测创作是否成功的可靠依据；显然，其中潜藏着更深刻的值得深究的原因。
从作者自身创作发展中也许最能找到问题的症结。凌力的第一部历史小说是《星星草》，作者写它“历时十载，七易其稿”，不可谓不勤奋。这部“写捻、清双方打仗”的，热烈赞颂“英雄的失败和失败的英雄”的小说，大体可以列入新时期比较成功的历史小说之林。作者自述，她创作的缘起，“主要是被逆境，被不公正激愤而起的”，看来不乏“激动”。但是，回头来看正如作者总结的，其立足点在于尊重史实，再现史实，解释史实，所谓“各有出处，各有所本”。作者对自己的要求是严苛的，她说“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人没有站起来，更谈不上活起来”；虽然她发现了初稿中事件和情节淹没人物和人物概念化、脸谱化的问题，通过修改已有改观，但仍未摆脱拘泥史实的被动局面。她检讨说，造成这些原因，主观上是由于把农民英雄理想化，客观上是受到左的“高、大、全”之类唯心主义创作观念的影响。凌力责已未免过重，但她发现的问题倒也确实存在。例如写曹州大战，几乎无一处无来历；捻军的失败，紧贴“就粮”问题，不敢越雷池一步。不过，我认为除了作者指出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似乎还未说出。为什么读《星星草》总有种拘谨感，不自由感？为什么作者明知写人是第一位的，却总是甩不脱史实过程的牵掣？为什么作者并非不懂想象、虚构、渲染、挪借、推衍的重要，却总难以进入纵情挥洒，伸展自如的境界？为什么作者描写大小几十场战斗场景，虽不乏精采章节，但总难免时有雷同之感？为什么作者写她深爱、敬仰、为之激动不已的农民英雄，总给人隔了一层什么的感觉，相反，曾国藩、僧格林沁倒显得更有活气？为什么小说下卷出现了“东捻”一章、“西捻”一章这样结构上的割裂大忌？是作者不懂结构，还是别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这些是否仅仅是个怎样对待史料的方法问题呢？显然不完全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对凌力说：“如果你能把这次农民起义的失败写清楚，你的作品就成功了”，对此我也怀疑。这位历史学家的眼光正是典型的史家眼光，历史小说的成功远不是个理性地剖析历史事件清楚不清楚的问题，“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风度对史家难解可贵，对历史小说家就太不够用。我认为，《星星草》这部基本成功的小说的拘泥之病，之所以通过反复修政也不能根本解决，之所以懂得虚构的重要也无力改观，真正的秘密在于主客体未能达到融合默契、往复回流的境地，换言之，主客体之间存在着一时难以克服的隔膜乃至脱节。这是因主客体双方极复杂多样的原因造成的。我们常说，作家选择题材，题材也在选择作家，便是揭明了这种互为“对象化”的动态过程。
事情往往是这样：主客体遇合、默契、交溶渗透的程度愈高，作家的潜能就发挥得愈好，题材蕴藏的意义就得到更探广的开掘，作品成功的可能就愈大；如果契合交融的程度不高，作家潜在的局限就会阻抑深入的开掘，作品成功的品位就不会很高。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把握。对作家来说，自由的寻求同样是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客体相互作用，作家不仅要认识客体，而且同时要认识自身，认识自身同客体的关系。仅仅认为历史小说是作家对历史的艺术反映是很不够的，正确地说，历史小说是作家对历史的一种艺术的掌握方式，只强调认识意义忽视实践意义，是不完全的。如果不难划分出再现式的被动的创作和实践的能动创作的话，那么一个是单纯的认识活动，一个是实践的动态活动，一个是观察者、探究者，一个则是参予者、投入者，一个主要扮演追摹历史原貌的角色，实际站在历史之外，一个则与历史打成一片，联成一气，投入能动的审美创造活动，处处可见个体的经验性、体验性，“我”的脉搏与历史的脉搏的一起跃动，作者主观的审美意识得到充足发挥，展现出对客观历史的鲜明的主观把握。所以，《星星草》的拘泥之病，它的过份胶着历史原貌，主要还不是个方法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主体缺乏投入、参予、“外化”，作者尚未与对象在精神上贯通、共振，未能充分显现出审感受的具体性和个别性，于是，它过于趋同史家意识，而抑制了小说家意识。
读《少年天子》，情况就大为不同了。虽然作者不可能具备宫廷生活的经验。但她的性格、气质、阅历、知识和已有的生活经验，却足以使她进入许多人物的心灵深处，时有“对象化”的妙笔。勿须举更多例子，这里只举佟妃不顾宫廷禁令探子一节就够了。小说写道，十四岁的佟妃身怀有孕，即将临产，原先对能否进身册立为皇后并不热衷，不失其单纯的一面，但她在母亲的一再诱惑怂恿下渐渐萌生非份之想，小小年纪便也卷入宠辱尊卑的争夺之中，究其根源，乃是帝妃制度和宫廷倾轧对一个少女的荼毒，她的人性正在被贪欲吞噬。起初听到皇上处死陈名夏的消息，她笑上眉梢，她母亲更是乐不可支，母女俩为扫清障碍兴高彩烈，不由又做起“皇后梦”来。恰逢皇帝无意中赐来御腊，就益发助长了佟妃的错觉，“脸上一团娇慵，流露着愉快和满足”，她沉醉在虚幻的梦中，俨然以“中官主人”自居了。然而，就在她心造的幸福感达于顶点的时候，先是传来皇帝惩治她那贪婪“圈地”的父亲的消息，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至恼羞成怒，接着，皇帝已另选皇后，其他嫔嫔特意告诉她并观赏她的狼狈和尴尬。此时的佟妃，不仅是一场欢喜忽悲辛，而且“耳中嗡嗡乱响，脸色渐渐发白，冷汁顺着沟背流”，精神濒临崩溃。残酷并不到此收束。她生下孩子不久，就赶上皇帝大婚，为了恪守后妃之德，不流露丝毫嫉妒，她强忍泪水装点欢容。可她再也承受不住痛苦的重压了。此时，小说一改理性的写实作风，描写佟妃实然下意识地径直向“乾东五所”（专门哺育皇子的地方，未经准许生母不可随意探视）走去，越走越快，宫女们的“哀恳”、“跪拦”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同进入迷狂状态。她“猛冲过去，一把夺过孩子，发疯似地亲吻孩子的小脸”。那孩子（即玄烨）似也灵犀相通，“信赖地搂住母亲的脖子，全身伏在母亲怀中，谁也不要。佟妃全身簌簌发抖，怎舍得放开手”。这里虽写佟妃因一年多的幻梦破碎而渲泄，而歌哭哀恸，其实在写她沉睡的母性之觉醒、人性之复归的瞬间；这里虽写深宫妃子的悲哀，其实何尝不是封建社会特殊情景下的一支妇女的悲歌；再进一步说，历史上的佟妃的悲哀固然与当代某些妇女的悲剧内容迥异，但在情感形式和心理结构上未必没有“异质同构”的相通。象这样的章节，在全书中不难遇到，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作者生活体验、人生思考的大量投入，给对象灌注了浓重的主观体验和生命的血液。别看只是个小的例证，历史人物能否“活”起来的秘密似正在于此。这里，作为历史小说家的意识和眼光凸现出来，与史家眼光分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