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明媚的春日
吃过早饭，姬队长、罗干事、瞿干事，还有十多位同学，陆续来到招待所。
赵琳的事，我已对母亲说了，她依了我，说相信我会把这事处理好的。这会儿，赵琳已挤上前来，挽扶着母亲。另外有些同学争着替我拿行李，一行人熙熙攘攘，向一里之外的汽车站走去。
离开生活了九个月的地方，是那样地难忘，瞧，那高插云霄的是水塔，我每天就是喝它滤过的水呀！那西北角一溜青砖红瓦的房屋，是咱们女队朝朝暮暮生活的地方，还有那绿色山岗上的茶园，今年的春茶长得特别茂盛，再等几天就要采摘了，真遗憾，这次劳动，我不能参加了。还有，那新建不久的巍峨的礼堂，那儿，曾摄下我的舞姿身影，还有，‘那纵横交错的阡陌山径，溜下我多少或深或浅的脚印啊；再有，那耸入蓝天的高高的白杨，丛丛翠竹，枝柯交叠的梧桐；那汩汩流淌的小河，叮哨作响的小溪，甚至天庭的鸟雀，纯净的空气……这一切的一切，多么使人留恋，真是留也难走也难啊……
近了。近了，长途班车已从一处山坳里开过来。我们急匆匆地抢着说话，仿佛要把心里的东西一下子掏空似的。可是，车子停了，车门打开了，妈妈和秦局长已经上了事，尽管我想再拖延它一分钟，一秒钟，但，这由不得我，司机在按着喇叭，我只好上车了。
“邹场长开会脱不开身，他让你常来信……”姬队长紧挨着我嘱咐，“你可是农场的儿女呀！”
“嗯，是的，我是农场儿女，我一定来信，您放心。”我的话音低沉，发颤--同学们把行李从门、窗里塞了进来。赵琳踮着脚尖，跟我紧紧地握着手，我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只说。“我会跟你联系的，等你到期的那一天，我一定来接你，一定来。”
车子启动了，车里的人和车外的人相互挥着手，赵琳第一个哭出声来，我也控制不住了。走的人哭，留下的也哭，透过模糊的泪眼，我看到姬队长和瞿干事别转过身子，肩头在微微地抖动。
“唉，一群多么可怜可爱的孩子，怎么都走到这儿来了呢？”妈妈擦着泪水在低声自语。
“好了，都回去吧！芳芳不会是唯一的。今后，凡是到期的，我们都会来接的。”秦局长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探首向窗外招呼着。
远了，远了，向后望去，逶迤的白杨林带尽头，姬队长仍在挥着手……
远行来到农场，生命的旅程在此出现转机，我惊异地发现，正是这样的环境，唤醒了她们尚未泯灭的良知，诸如：
善良、单纯、友爱、正直、礼貌、助人为乐、求知欲……这些美德，并未从她们身上消失殆尽，仍经常或隐或现地在不同场合显露出来。一名失足少女写了这样一首诗：
我走在春天的小路上，春天的小路长满各种花草；我默默地向前走去，疲乏的眼睛在花草中寻找。
啊，我终于找到了，一朵黄花在绿叶中欢笑。
我采下这朵可爱的小花，让它伴我走完春天的小道。
--一朵黄花不是春，但它是我心中的花，春的先兆。
读了这酋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春天会很快回到她们心中呢？我受到深深的触动，感到义不容辞地要帮她们“寻找”，我想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可是，究竟怎样来处理和把握这类题材，我不免有点踌躇。如果我照搬生活，是绝对不行的。社会主义文学决不能作这种丑恶的展览。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善于发掘她们身上人性的闪光点，爱护它，珍惜它，讴歌它。当然，对于她们自己酿下的杯杯苦酒，也不应视而不见，不能回避，只是在揭露和描写时要注意分寸，要适当。一句话，这两方面要辩证地兼顾，唯其如此，才能比较真实地展示她们“告别昨天”的改造过程，也才有可能收到如期的社会效果。这是我在写作中考虑的问题之一。
第二，劳教，诚然是带一定强制性的，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劳教人员仍属人民内部矛盾，管教人员与她们之间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而不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要求管教人员要以“父母之心，教师之德，医生之术”，对失足青少年实施“教育感化第一”的政策，医治她们灵与肉的创伤，这是失足青少年得以挽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管教人员被誉为“特殊园丁”，是理所当然的，无愧的。在我深入农场的日子里，他们对事业的执着热爱，他们的任劳任怨，和他们在失足青少年中所享有的崇高威信……曾不止一次地激动过我，如果要反映失足青少年的改造、成长，而不去着力刻划“特殊园丁”的形象，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只是，在这方面我所做的，尚不尽令人满意，我将继续努力。
这几年，反映失足青少年生活的题材，已引起不少作家的关注，但如若联想到过去文学的这一领域的薄弱，尤其是有关文艺理论探讨的不足，那么，我们的工作仅仅是个开始。青少年犯罪是个普遍的社会问题，需要“综合治理”，这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希望有更多的同行参加到这个行列中来。
《少女远行归来》这部不太长的书稿，从动笔迄今，历时四年，三易其稿，在整个写作、修改过程中，得到了群众出版社的理解和支持，在此，我表示诚挚的谢意。
庞瑞垠
1986年10月2日
于南京“两然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