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兵：我认为正确的应该说是理性支配权力。当权力受理性支配时，我们就能正确使用权力，让权力为党的亊业服务；反之，权力就可能堕落成拥有权力者牟取私利的工具。我听过一个笑话，说是兄弟三个为死去的老子办丧事。老大要按传统习俗给老子糊房子、车、马；老二却要赶时髦，给老子糊别墅、名车和美女，老三看两位哥哥争吵不休，很不耐烦，说：“别争了，糊个大印，省部级的，就什么都有了！”可见，少数滥用权力者已经把我们领导干部的形象丑化到了什么地步！这怎么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呢！
笔者：权力呈现出许多外在形式：钱财、荣耀、权威……在你眼里，权力代表什么？
丁晓兵：在我看来，一个团政委也没有多大的权力，一个人无限放大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一件很危险的亊，权力越大，说明党对你的信任越重，肩上的担子就越重、责任也越大，你就应该有一种如屐薄冰的紧张感，只有使上浑身的劲为党工作，为部队建设服务，才能对得起组织和官兵的这一份信任！正如一位西方政治学家说过的，权力应该成为一种责任，当它是责任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拥有者让权力变相为牟取私利唯一的工具时，当权力变成一种追求荣耀、钱财的手段时，你就彻底背弃了党性原则，背弃了理想信念。
当今社会，权力确实为个别人聚敛了财富、为他们的亲朋好友大开了方便之门，但在丁晓兵手里，权力与财富无关，与私利无关。
丁晓兵不给亲戚朋友办事在二团是出了名的，一个亲戚说：“别说沾光，就因为阿宝是丁晓兵的亲弟弟，本来可以办的事反而办不成了，丁家白出了这么个官，这个官无用啊！“
丁晓兵甸针锋相对地说：“不怕别人说无情、不怕别人说无能、不怕别人说没钱，正是我丁晓兵为官做人的‘三不怕’。”心中装着这“三不怕”，丁晓兵始终能够挺起胸膛做人，堂堂正正为官。
就这样，丁晓兵用自己的“三不怕”换来了全团官兵的“三不怕”：不怕没关系、不怕没位置、不怕没后路。可还是有人不信这个“邪”。
2002年12月，从安徽人伍的战士小彭，来到二团。临上车，他那在当地颇有名气的民营企业家父亲对他说：“儿子，到部队好好干，一定要考上军校，咱家不缺钱，就指望你为家里争光。”
到部队后，彭父又屡次给儿子打电话、写信，叮嘱儿子考军校的事。2004年4月，一年一度的军校招生工作开始了。小彭父亲得知消息后，从老家连夜赶到部队。
一打听，政委丁晓兵是咱安徽老乡，人又和蔼可亲，这下可好办事了。彭父提着从家乡带的土特产，来到丁政委家门口。看到战士家长，丁晓兵笑脸相迎。“孩子今年想考军校，请首长您帮个忙。”“想考军校是好事，至于谁能考谁不能考，有条件要求，考得上考不上，靠的是本事，是党委决定的事，我一个人说了不箅。”
彭父忙赔着笑脸递上礼品：“政委，您看咱都是安徽人，乡里乡亲的……”
丁晓兵不笑了，他轻轻但坚决地推幵礼品说：“这些东西你还是拿回去吧。”
门被关上了。彭父站在门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看看手里的东西，转念一想：人家是嫌礼轻吧？彭父一跺脚，走了。第二天，彭父又出现在丁晓兵家客厅，这次倒是空着手来的。依旧是请丁政委帮忙照顾儿子考军校。丁政委依旧是摇头。
彭父变戏法般从口袋里掏出个鼓囊娱的信封：“这5000块钱是老乡的一点心意，你无论如何都要收下。”
这回，丁晓兵真火了，他说：“军校考试是部队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应该公开公平。如果我今天收了你这个礼，你还会相信部队吗？给部队抹黑的事，我丁晓兵坚决不干！”
小彭的父亲知道碰上真佛了，忙向丁政委道歉，收起信封，离开了丁家。
临离开部队，彭父对儿子说：“儿啊，碰上你们政委这样的，你爹是没招了，你只能靠自己。”
回到家乡，小彭父亲逢人就说：“我真服了丁晓兵，我做生意走南‘闻北这么多年，还没遇到过摆不平的事，唯独在他那儿碰了壁……”
笔者：听说还有个战士也是两次到你家送礼，两次被你扔出去，有这回事吗？
丁晓兵：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还是我当主任时候的事。其实团里人都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没人敢给我送；。那不是战士自己的主意，是家里人教他那么做的。其实战士送礼大多都是有人支招的。第一次被我扔出去了，第二次送来的钱居然又多了一层厚度，这种情况干部也有，从门口扔出去也不止一次两次了。
笔者：你认为送礼的背后隐藏的是什么？
丁晓兵：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第一，干部自身在晋升问题上缺乏安全感，第二，我们领导干部是否能秉公用权。能不能让干部、战士在成长进步中有一种安全感、踏实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领导干部是不是廉洁，是不是秉公用权。这种现象反映出一个单位的风气。因此，加强单位的思想道德建设，从某种程度上有个固本的作用。但是，道理讲得再多，你收一次钱，10个小时的课全白上了，没人信你。只要破了一个口子，你收了一次，你讲的所有道理都苍白无力了。更要命的是，这种东西一旦占了上风，它摧毁的、损害的是人们对党的信赖和信任。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你作为一级组织，就难以在关键时刻有凝聚力、号召力。最根基的就是对组织的信任啊！这里面有两个信任：一个是我们作为党组织、作为干部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同时，我们开展工作也需要建立在群众对党组织信赖的基础上，这个东西一旦被侵蚀掉了，我们党委的权威就岌岌可危了，所以我说要守住精神家园关键还是在于第一次。就像打仗一样，一旦阵地撕开口子，后果往往是不堪设想的。我想，如果我收下这钱，就等于把自己的人格出卖了，即使办了些好亊，比如对那位干部的提升，他也会认为这是一次交易，就会从骨子里看扁你，就会损害带兵干部的形象。
笔者：在战士考学、提干等关系官兵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你们有什么具体做法？
丁晓兵：坚持做到“四公开”：公开名额、公开条件、公开程序、公开结果。比如今年提干的两个战士就是6月14日公升考试的，都是拿到现场来考，现场公布结果，然后公示全团。因为我们这样做了，在我们团大家就认准了一条，干才有出路，干才有成绩，干才有希望，这是我们工作中一个重要的导向。作为基层一线带兵人，作为一名政治委员，在这些问题上，脑子要十分清醒，绝不能含糊。
作为团政委，丁晓兵经常要面临这样那样的考验。他常说：“谁没有几个朋友，谁没有一些亲戚，淮没有几个老乡，但共产党人不能用感情代替原则。”
丁晓兵就任团政委三年来，团里共有30多名战士考学提干，230多名干部得到提拔，改选士官210多名，上上下下，没有一个发牢骚的，没有一个不满的。
生活中的丁晓兵在一件件或大或小的事情上践行着自己的精神追求。
我们试探从陶婉珠那里丫解一个更真实的丁晓兵。
笔者：丁晓兵是个好丈夫吗？
陶婉珠：只要工作不忙，他就是个好丈夫，别看他一只手，洗衣做饭、切菜炒菜都不在话下，不瞒你们说，家里偶然来个人，都是他做饭，因为他做得确实比我好。一只左手切土豆丝更是晓兵的绝活，电视台来拍过好几回呢。可一忙起来，他完全把我忽略了。这个时候我就有点后悔，结婚前我觉得他应该对我很好很好，怎么也没想到现实和想像的差别这么大。他这个人对自己要求严格，对我和儿子也不例外，结婚这么多年了，他从不允许我利用他的名义或职务之便办私事。
陶婉珠真的是一个很理解丈夫的女人，连丁晓兵都经常夸她：“我家属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在人情世故上，她为我把住了很多关口。这么些年，她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从不过问我工作上的事，很多消息她都是全团最后一个知道的，有人托她找我办事，她从不应承。有些事情，我也觉得对不起她。”
是啊，想当年，陶婉珠兵龄比丁晓兵老，提干比丁晓兵早，为了追随丁晓兵，陶婉珠放弃省会城市大医院的丁作，二话不说，跟着丁晓兵一头扎进山沟沟里的部队，成了团卫生队的司药。专业不对口，职称受限制，好强的陶婉珠常常感到憋屈。丁晓兵当政治处主任时，陶婉珠已经快40岁了，当年和她一同工作的小姐妹们早就是中、髙级职称了，她却因为团双生队级别低，还是个初级职称。陶婉珠跟丁晓兵半开玩笑似的商量，能不能帮她把职称调一调。丁晓兵向有关部门咨询了情况，当得知在团卫生队这样做不符合规定时，他跟妻子说：“这事你想也别想，没可能。”
亲戚们知道了这件事，为陶婉珠抱不平，说：“婉珠是因为你才耽搁职称的，你还不管，你这人也太不顾家了。”丁晓兵说：“谁说我不顾家？可我大小是个领导，不能不守规矩呀，这事我不是不想帮，是帮不了。”
后来，还是陈锡春支队长瞒着丁晓兵和师医院协商，把陶婉珠调到了师医院，陶婉珠才得以晋升中级职称。
师医院离家远，陶婉珠上班来回要坐近三个小时的公交车，中间还要换车。可无论寒暑，丁晓兵从来没主动让司机小张送过一次妻子。
“个冬天的苹上，阴沉沉的天空飘着雪花，陶婉珠起床晚了，第一次向丁晓兵提出用他的车，没想到一张口就遭到了丈夫的拒绝。陶婉珠刚到医院，丁晓兵的电话就追来了。陶婉珠没好气地说：“我当兵比你还早呢，用一次你的车怎么了？”丁晓兵耐心地说：“那倒也不怎么，只是你愿意别人在背后说我不是吗？”
还有一次，陶婉珠去上班，刚好丁晓兵也去师里开会。陶婉珠想，我搭一回你的顺路车总行吧，可还是逍到了丈夫的拒绝。等陶婉珠连跑带赶来到师里时，远远看见丈夫的车早停在师部院子里了。陶婉珠气呼呼地从丈夫车子前走过，丁晓兵跟她打招呼，她也不理。
直到下班，陶婉珠气还没消，想着这回怎么也得几天不理他了。回到家，一推门，餐桌子上琳琅满0摆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再看丁晓兵，腰扎围裙，正端着一碗鲫鱼萝卜丝汤走出厨房。见了妻户，丁晓兵的眼睛笑成了月牙，连说：“媳妇辛苦了，尝尝为夫的手艺。”看着这个有时可恶得牙根痒痒，有时又可爱得让人心疼的男人，陶婉珠的气哪里还生得下去。
那以后，陶婉珠和儿子上班、上学、进城宁可打出租车，也不跟丁晓兵打嘴仗。
现在有些人不占点公家便宜就觉得吃了亏。有个一官半职的更以“烟酒基本靠送，吃喝基本靠蹭，工资基本不动”为时尚。丁晓兵却敢拍着胸脯说：“我这个人这些年来从不占公家便宜。”
丁晓兵每年下连队蹲点都在三个月以上，他坚持做到“三不”：即不加菜、不摆水果、不要人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