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朱元璋面对破碎的山河，发出这样的感慨：“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大臣们也纷纷上疏，奏说迁民事。督府左断事高巍奏称：“臣观河南、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自兵燹以来，尽化为蓁莽之墟，土着之民，流离军伍，不存十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实际上，励精图治的朱元璋此时心中很明白，就连他的故里安徽凤阳，虽已置县，但却是“地瘠民稀，萧萧数楹，仅同村落”。置县不过是大臣们为阿附他而已。户部郎中刘九皋献策：“……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从放牛娃、贫僧到南面百城称孤道寡的朱元璋，雄心随岁月而膨胀，抱负伴龙墩而扩张，为圆龙腾云涌万世一系之美梦，也必然会做出顺乎历史潮流的抉择。在移民的举措中，除遣返、军屯、商屯之外，最难实施最牵动人心的，则是平民百姓的大迁徙。
《明实录》记载，明初山西辖五府、三直隶州、十六散州，共七十九县。移民主要来自辽州、沁州、泽州、潞安州、汾州府和平阳府，这些地区共有五十一县，而平阳府就辖二十八县。可见迁民最多的是当今临汾，而洪洞当时人口最稠，作为一个县份来说，移民最多自在情理之中。但遍布大半个中国的晋民后代修葺的谱牒里，几乎都记载先祖来自洪洞，这颇令人费解。但稍一留意有关史乘方志，便疑团顿释。因当时之洪洞，凭借古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加之广济寺院落宽展，易于政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发放川资凭照。于是，汉槐旁的驿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
长期浸泡于农业文明中的“丁村人”的后裔，虽有劳作之苦，但不乏桑麻之乐。此时的流动与迁移，早就不是逐水曲，狩猎歌，游牧吟，而成了农民悲剧的代名词。
鸟恋旧林，鱼思故渊，狗记八百里，猫认三千途，老马识归道，狐死必首丘……中国古老文化以动物习性创造的这些依恋故园的词汇，实际上是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心理的折光。围绕这次迁徙，迁徙者及其后人编纂出了种种听来令人百脉沸涌，低徊唏嘘的故事。
最为普遍的传说是，大迁徙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了朱明统治者设下的一个弥天骗局。迁徙伊始，明政府颁告示于三晋：“不愿迁徙者，到洪洞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候。”消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晋北、晋中、晋南的人拖家带口，携儿将女簇拥而来，三日之内，老槐树下呼啦啦集结了十万之众。这时，大队官兵，蜂拥而至，把手无寸铁的百姓裹了个严严实实，一官员高声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说罢，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带铐上枷，遂强行登记，强发凭照，一家一户，根绳相拴，如串蚂蚱，十万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声饮恨，踏上了迁徙的路途……
围绕这次大迁徙，关于“解手”一词的来历及“小脚趾复形”的原因，也曾在冀鲁豫一带门道户说，妇孺皆知。
大迁徙中，移民双手被绑，在官兵的押送下上路，凡大小便，均要向解差报告：“老爷，请解开手，我要小便。”长途跋涉，大、小便次数多了，口干舌燥的移民，便将这种口头请求趋于简化。只要说声“老爷，解手。”彼此便心照不宣。于是，“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同意语。
山东有民谣云：“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我在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看到两副楹联，一为“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楹联与民谣，一雅一俗，说的都是足小趾两瓣的事。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识记。后来，移民的后代脚小趾甲便成了复形。
关于大移民中明王朝设圈套诱骗百姓的传说，有一定的史实依据，蒙骗群众向为封建统治者的惯用伎俩。“解手”一词的来历，听来也能自圆其说。中国人历来有将复杂用语简化的习惯，譬如今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缩为“文革”，即是一例。至于“脚小趾甲复形”一说，则于情于理于科学都解释不通。明王朝移民旨在扩大农耕，移民长途跋涉全靠双脚，为防逃跑可在人体其他的部位黥记，大可不必在脚上动刀。国内我天南海北的朋友，凡问及者，脚小趾甲都是复形，而友人们的先祖不可能全部出自三晋。后天绝不可能改变遗传。惠特曼博士曾在老鼠身上做过实验，他将鼠尾斩掉，结果无尾之鼠所生后代仍有尾，他连斩了十九代、二十代鼠的尾巴仍像其祖宗的尾巴一样长。解放前，中国妇女视足小为美，曾忍疼裹脚，裹足习俗沿袭了多少个朝代，然后来的千金，要掠“三寸金莲”之美，如不扎裹，仍是天足……
历史的经经纬纬里，通常交织着神秘的丝线。然而，拂去这些民间传说扑朔迷离的浓雾，我们还是能筛簸出明初农民大迁徙那惨烈的真实。
有人从《明史》、《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等典籍中，从散乱的明代档案里，索章摘句，缀辑编录，笺注出从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的近50年里，在洪洞大槐树下共移民18次（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移民分别迁至京、冀、鲁、豫、皖、苏、鄂、陕、甘、宁等地。大迁徙触动了三晋百姓最敏感的神经，明统治者只得定出移民条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这样写道：“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这说明，当时的移民，完全是在强权政治的胁迫下进行的。
大迁徙无疑是朱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得意之作，但对一家一户却是莫大的悲哀，大迁徙无情摧残着放逐者的心灵，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甚至几代人都难以平复。
我们不难想像晋南迁徙者背井离乡时的情景。
就要告别“尧天舜日”时即耕耘过的丰腴土地了，就要告别先人们“接姑姑迎娘娘”时即敲打的那令人心醉的威风锣鼓了，就要告别那碧波盈盈灿若锦缎般的汾水了，就要告别唐代诗翁王之涣即观赏过的令人神迷的鹳鸟了，大批扶老携幼的迁徙者怎能不五内俱焚，寸心如割！乡土的一涧一溪，一寺一庙，一坟一松，一谷一黍，一房一槐，一莲一蓬，一鲫一鲤，一草一卉，一鸟一虫，早已化为迁徙者生命的血肉，像文身的花纹附着在躯体之上。迁徙者们怎能不恋恋依依，声泪俱下！当他们一步一回首，三步一徘徊，一寸寸、一尺尺、一丈丈，挪挪蹭蹭，渐远乡井的时候，他们泪眼中最后看到的是那棵高大的老槐树，是那老槐枝桠间的一簇簇鹳窝……于是，老槐树和鹳窝便成了迁徙者们诀离故土时的最后的标识……
迁徙者们的新辟之地，抑或难觅鹳鸟，抑或乌鸦常见，抑或“鹳”、“鸹”两字声母相同，韵母也相近，经几代人的舌传口播，老鹳窝便成了老鸹窝了。
风尘逆旅，给迁徙者心中留下许多刀刻般的伤痕。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明移民条律中还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是中国文化崇尚的一种人格风骨，这明律就迫使一些同宗兄弟为生活在一起，不得不更姓易名。如河南黄县就有魏姓与马姓，陈姓与邵姓，周姓与单姓，都是异姓同宗。类似这种情况，在河北、山东也不胜枚举。在豫东和鲁北，关于“打锅牛”的传说，也广为流散。相传，洪洞县有牛氏五兄弟，在集结于大槐树下后，方知同姓不能同迁一地。五兄弟深知自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便匆忙将一口大锅砸成五瓣，各执一片，以备将来作为续祖寻亲的标记。时间是弥合心灵创伤的最好药剂。但在历经六百年风雨后的当今，豫鲁某些农村牛姓素不相识的长者们，见面后还要问“打锅不打锅？”如双方都说“打锅”，便认做同宗一家……
如无根的浮萍，像风吹四散的蒲公英，迁徙者一下被抛进大劫后的荒凉。然而，为了生存，他们没有资格在噩梦里彷徨，他们很快摈弃了人类常有的空虚和绝望，在迁徙炼狱中煮熬过的心，更能驾驭生活道路上的坎坷。移民以老槐腾游时空的气魄和根植泥土的不屈韧性，在他乡异地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创业，不辞劳瘁的耕耘。明政府采用“计民授田”的方法，给移民人均荒田十七亩，免租三年，并诏令山东、北平等地的布政使司：“民间田地，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迁移者们将凝重的汗珠，结实地撒落在陌生的原野，以强韧的筋骨撑起了另一方蓝天，很快便拓展出一片片生机勃勃的生命空间。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地总数由洪武十四年的三百六十六万顷骤增至八百五十万顷，全国岁入税粮也比元代增加了两倍。《明史》曾这样描绘过大移民后的生产发展的状况：“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府仓库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户部尚书郁新奏称：“山东济南府广储，广斗二仓粮七十五万七千石有奇……二仓积蓄既多，岁岁红腐……其今年秋宜折棉布，以备给赐。”……
大迁徙给明初社会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比这一时的经济繁荣更为珍贵的是，它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的空间，移民与当地土着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经过长期的掺和、交糅、渗透，地域文明必然会相互关照，培育着新的文明的种子。
统治者为国家大局而实施的强权措施，往往能推动历史大步前进。文明要付出代价，文明有时会来自野蛮。文明的分娩，常常要挣脱粗暴的捆绑，残忍的枷锁，要洒很多很多的泪，流很多很多的血……
1987年夏，我到山东广饶县大王镇采访时，曾听到一个令人思绪绵长的故事。
大王镇一带的百姓，大都是明初从洪洞迁来的。大王镇有村曰刘集。刘集名噪山东乃至引起全国研究中共党史专家的极大关注，是因为刘集不仅珍存着全国惟一的一本陈望道首译的《共产党宣言》，而且还是中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村中有个因与毛泽东同年同月生而引以为豪的老党员，名叫刘世厚。世厚老人为保存那稀世孤本《共产党宣言》，曾倾注了一生的全部挚爱。战争年代，为躲避敌人那鹰隼般的搜寻，老人时而将孤本装入漆匣，藏于地窖；时而又盛入竹筒，匿于屋山墙的雀洞……改革开放后，孤本因纸张老化，经中央档案馆做脱酸处理后，作为一级文物由国家珍藏。在刘集村，同时还藏着带有家族牒谱意义的一帧《百岁图》，此图乃乾隆年间所绘，图高２３米，长５４米，上面画有百穗葡萄。因刘集刘姓祖宗是从洪洞大槐树迁来，故画面上的葡萄须儿皆朝西方。“百穗”是“百岁”的谐音。此图象征刘氏家族本固枝荣，绵绵瓜瓞。村中族人珍藏《百岁图》，像世厚老人保存《共产党宣言》孤本一样虔诚。《百岁图》请进后，代代传人都将斯图安放于一特制的红漆樟木箱内，上系铜锁三把，由几位族长分掌，不容任何人亵渎。每逢大年三十，三把钥匙同开，取出斯图与族谱同悬高堂，大年初一凌晨，刘氏家族大小人等，一齐心香祈祝，三拜九叩……我在此采访时，正值商品大潮初涌大王镇，从广东来了几个文物贩子，出高价欲购刘集《百岁图》，村中年轻人因办企业短资，心有所动，村中老人们闻讯手执菜刀护卫红漆箱，怒斥小辈：“刘集就是穷死，也不能卖了祖宗！”一桩交易告吹……
《共产党宣言》与《百岁图》同存共珍偕行旅进的现象，诠释着中国特色。莱茵河畔一代伟人试图用先进思想武装人类，而我们祖槐的枝叶在承接外来文化雨露的同时，却仍固执地将自己绵连的根须牢牢地深植于华夏的土壤。
血缘关系是宗族的天然纽带，但要维系一个姓氏宗族不至侈离，仅靠血缘关系还远远不够。于是，聪明的祖先创造了族谱和祠堂。在旧中国什么都难以统一，但却真正做到了“家必有谱，族必有祠”。如孔孟颜曾四姓，族谱九州一统，辈分用字全国相同。开国后，祠堂虽渐次消失，但宗族与乡土观念，仍是人们难以释稀掉的情结。明初古槐下的移民，曾分布全国十几个省市，冀鲁豫一带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初移民建立的，这些移民的后代不少又随着岁月而萍飘蓬转。明末吴三桂降清后，封为平西王，他率军转战陕川云贵，部下士卒多为冀鲁豫槐裔，他们不愿附依叛臣逆贼吴三桂，散佚云贵川落地生根者甚众。清建元后，旗民多编入军籍，关外空虚，土地荒芜，清政府鼓励由关内向关外移民。《古今图书集成·赋役考》中载：“顺治十年，议准辽东招民开垦，有能招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这政策贯彻了几十年，对官迷心窍者极具诱惑力。古槐移民的后人，有相当一部分转迁东北。清末，战乱迭兴，灾荒频起，山东人一断炊就闯关东，沿海人一逢难就飘南洋，加之近百年来出国华工不下千万人，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开金矿，筑铁路，种橡胶园，这些人中间，当然也不乏槐裔。有人做过推算，遍及海内外的槐裔现已逾亿。因此，我们可以说，洪洞祖槐的根须很长很长，不仅蔓延中华大地，而且绵连外洋异域，足可绕地球九匝，随卫星上天……
最早发现古槐有着神奇凝聚力的是洪洞贾村人景大启。清末，景大启在山东曹州任散厅官吏，景善交游，聊城、济南均相稔熟，所到之处，上至官吏下至平民，当知景是洪洞人时，便让梨推枣，斯抬斯敬，三茶六饭，洁樽款待。是时，洪洞人刘广林在山东长山任官吏，也深感移民后代对古槐的一往情深。景、刘相商，起议筹建古槐遗址，很快在曹州和长山募得纹银三百九十余两，寄回洪洞托人筹建。这便有了可供寻根人前来凭吊的刻有“古大槐树处”的碑亭一座，也有了供游子品茗怀乡的茶室三间。
恰在这时，又发生古槐庇荫洪洞百姓的事件，顿使洪洞黎庶对古槐遗址奉若神明。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城县人张煌率兵杀死了山西巡抚陆钟琦，接着袁世凯派新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部，进逼山西革命军。卢率军沿古驿道南下进攻临汾，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张煌故里赵城县受害最甚。赵城名士张瑞玑上书袁世凯及新巡抚张锡銮时，叙述了卢军的残暴：“无贫富贵贱，一律被抢，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冰雹猛雨，无比遍及……三日后，终载而南去也，车四百辆，骆驼三百头，马数千蹄，负包担囊，相属于道……”卢军洗劫后的赵城，“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家无门户窗，籍笥无遗缕，盘盖无完缶，书籍图画无整幅，墙壁倾圮，地深三尺……”卢率军进入洪洞，仍下达“半天不点名”之令，暗示仍可抢掠。然军中士卒来到古槐碑亭前，便下马罗拜，长跪不起，并将一路抢掳之财供于“二代古槐”树下。原来卢军士卒多为冀鲁豫籍，这些古槐移民的后代，互相叮嘱，古槐树下如再行伤天害理之事，愧对祖宗。士卒中的他籍人，见军中槐裔势众，也不敢造次……
乡土情结真是一种连哲人也难剖析的复杂情感。此刻，这些野蛮的生命，竟在乡土面前收敛起荒唐的灵魂，乡土唤醒了他们并没有泯灭殆尽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