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诸葛亮曾着文道：“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操则不能治性。”他又说：“静以修身，俭以养性。”
入静去浮、精诚刻苦、脚踏实地、持之以恒，这就是诸葛亮端正的学习态度。就其学习方法而言，也显得与众不同，因他聪颖绝伦，常常一目十行，“独观其大略”，不搞繁琐的考证，不做寻章摘句的雕虫，而能从总体上对历史、人物、学问予以把握。
这期间，诸葛亮的阅读视野已超越了儒家经典狭窄范围，广泛涉猎了很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书籍，并对道学、墨家、法家、黄老、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在《论诸子》一文中写道：“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殃长于礼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在对诸子之得失进行一番审慎的分析后，他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充分地吸取百家的合理养分。
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道学。道学有“道家”与“道教”之分，它们虽然都属“道”的范畴，但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
道家以《老子》、《庄子》为立身经典，往往独自隐居在中国的穷乡僻壤之间，奉行人格独立、个性自由、顺应自然、生活俭朴等准则，其生活方式即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道教则指形成于二世纪的一种宗教流派，其实践与经典所载往往有别，提倡静坐、炼丹，与独立遁世的道家实践相比较，更多的是依靠迷信和正规仪式，相信鬼神、画符念咒，具有等级森严的组织。
无论是道家，还是道教，都在诸葛亮身上刻下了或深或浅的印痕。
诸葛亮在隆中身体力行的，正是道家所提倡、实践的那种生活方式。他的感受与体验，与老庄有着血脉相通的关系，因此，一旦道学进入他的视野，就如迷路的行人发现了一条畅通的归途。
诸葛亮真有一种回家的良好感觉。捧读道家经典，过着道家奉行的生活方式，接交的朋友也是当地知名的道学隐士如庞德公、黄承彦、司马徽等人。
公元200年，也就是诸葛亮隐居隆中三年后，官渡之战爆发，曹操以少胜多战胜袁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于是，荆益二州就成了曹操与孙权注目、争夺、吞并的焦点。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变化犹如涌动的春潮奔卷而来，猛烈地冲刷着襄阳大地。一批英才便在这独特而重要的政治环境中经受历史的锻造与打磨，日渐塑造成形，除了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诸葛亮外，还有庞统、徐庶、孟建、石韬、庞山民、崔州平等一批杰出的风云人物。他们互相拜访、频繁交往、互通信息、集思广益，交换政治见解、交流思想心得，相互切磋、相互砥砺、相得益彰。
于是，除躬耕陇亩的剪影外，我们还看见了诸葛亮在隆中、襄阳及其他名士隐居的鱼粱州、白沙州等地或悠闲散步、或匆匆奔走、或策驴而行、或鞭马如风的多姿身影。
隆中，是诸葛亮潜心养志之地；襄阳，是他眺望中国、全局在胸的“桥头堡”；鱼粱州、白沙州等地，既是他求知的营养之源，也是他验证才华、砥砺思想、锤炼磨打的淬火所在。
在诸葛亮交往、接触的隐士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数庞德公。庞德公是诸葛亮二姐的公公，他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威望与影响，可视为襄阳地区名士、隐士集团的自然首领。刘表曾多次请他出来做官，都遭拒绝。庞德公有“知人之鉴”，品评人物，颇具权威。他瞧不起儒生，认为他们不过是一些迂腐的庸才，而真正的有用之才是那些懂得时务的良才。诸葛亮尊重他，常到他的住所城东鱼粱州登门求教；庞德公深知诸葛亮，对他颇为器重。在概括、评价当地人才时，他称朋友司马德操为“水境”，侄儿庞统为“凤雏”，诸葛亮为则为“卧龙”。卧龙者——一条蓄精养锐、等待观望的真龙，时机一到，可就要升空腾飞、遨游八极、搅动九州了。
在诸葛亮隐居隆中的日子里，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婚姻。
对此，《襄阳记》曾有所记载：
黄承彦者，高爽开朗，为沔南名士，谓诸葛亮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发，而才甚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一些隐藏在这段文字背后的内涵。
黄承彦乃一有名有才之士，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诸葛亮，说明他相当看重佩服诸葛亮。黄承彦看中的不仅有他的才华，还有他远大的未来，更看中了他的德行，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托付之人。不然的话，他是不会随随便便将女儿许诺于人的。“丑女”一词，从黄承彦口中说出，我们还以为是自谦之词，但见后面所叙乡人对诸葛亮婚配的嘲笑，我们方知他娶的媳妇的确是一丑女，恐怕还不是一般的丑呢，不然的话，时人就不会把“孔明择妇”作为告诫他人的一个典型例证了。
身高八尺、有才有貌的诸葛亮想娶一个漂亮的妻子并非难事，可他怎就娶了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为妻呢？于他来说，恐怕也是作了一番反复权衡的。黄承彦为沔南名士，与其女儿结婚可得到他的真心教诲与全力帮助；黄氏乃刘表后妻蔡氏、妻舅蔡瑁的外甥女，与她结成姻缘，不仅可与刘表攀亲，还可与襄阳豪族、当权派蔡瑁建立关系，可以奠立一定的社会基础；再则，黄氏虽不美，但“才堪相配”，得一贤内助，对自己日后功业将会大有帮助。
民间曾有传说，说黄承彦家藏传世兵书，诸葛亮意欲借阅。但黄家规定，兵书不能借与外人。为了读得兵书，诸葛亮只得与黄氏结为连理。而黄承彦，也就将祖传兵书作为女儿的嫁妆全数送与了诸葛亮。
历史分析与民间传说，两者互为印证，它们都说明了一点，诸葛亮之所以迎娶丑女黄氏，动机与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更好地成就大业，实现自己心中远大的理想与抱负。
诸葛亮是一讲求实际之人，他注重的是藏在外表后面的实质性东西，深邃且远大的目光所凝聚的焦点唯有未来二字！
其实，在一个三宫六院、三妻四妾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妻子外表美不美并无多大关系。妻貌不美，自有其他途径补偿，不仅可以纳妾，还可寻花问柳。诸葛亮自然不会出入那藏污纳垢的烟花柳巷，但后来纳妾，却是不争的事实。
诸葛亮在隆中那块小小的地方一住就是十年，当我终于觉得可以写写古隆中了而安静地坐在书桌前将电脑敲得“噼啪”直响时，离游览襄阳隆中的日子已是七年有余了。
岁月如风，它吹去了浮华与轻荡，留下的是经过秋霜冬雪之后的成熟，这成熟有如一颗晶莹、沉淀的丰收之果。
一如诸葛亮的隐居隆中，如果没有这七年多时间的思索，我实在没有把握来写这篇《走出古隆中》。
当年游览隆中，当属“借光”之举。1991年春天，一个全国性的歌曲、舞蹈创作会议在襄阳召开，间隙，主办者拉着一车与会人员于一天午餐后去了隆中。欢歌笑语洒在专为游览修建的柏油马路上，一直洒向幽静的隆中，也不知吵醒诸葛亮的午睡没有。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如果惊扰了他的美梦与宁静，我只有抱愧而已。
其实，我并不喜欢这种喧嚣的游览方式。一大群人挤在一起，热之闹之，什么都看了，又似乎什么都没看，来了去了，快疾如风，有时连走马观花都谈不上。最要命的是，你到了一处古幽之景，置身的仍是滚滚红尘，根本不能进入游览地的环境与氛围之中，也就没有独特的感受与体验，更不要说有什么深刻的思考了。
夹在一群游人中尽管无法免俗，但我仍以惯常的方式进行着一种无望的挣扎。面对隆中幽静的山水，一个问题不知怎么突然就跳进了我的脑海：当年，诸葛亮是否想到过幽静的隆中将因他的隐居而成为后人们的游览与凭吊之地呢？
我以为他不仅如此想过，还曾经在他的脑海里占据过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他能够潜心隐志、磨砺自我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正如一个将拳头收回后打出去更加有力的拳击手，诸葛亮的隐居隆中，并非要做一个真正的隐士，而是为了更好地“出山”。一旦出山，就是卧龙腾空，将像管仲、乐毅那样建功立业。于是乎，人们对他发迹之地的观光与仰慕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
与他日后所要驰骋的广阔天地相比，隆中的范围是那么狭小。十年的时间，就在这么一块小小的地盘活动，隆中于诸葛亮，就像一件穿了十个春夏秋冬都不曾脱下的衣衫，上面自然也要留下一些补丁与针脚。
一进隆中，迎面就是一座古朴雄伟的石牌坊，上刻“古隆中”三个大字。两旁石柱上，刻着诗圣杜甫的着名诗句：“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沿此处进入隆中，清幽雅致的景色中，与诸葛亮有关的遗址景点有躬耕田、抱膝亭、六角井、梁父岩、老龙洞、半月溪、小虹桥、三顾堂、草庐亭、武侯祠、野云庵等，它们与古隆中牌坊，共同构成了隆中十二景。
当我们的身影在隆中的这些遗址古迹间晃动、行走、凭吊、慨叹时，我分明感到一双无所不在的目光正灼灼投射在我的周围。抬眼上望，哦，原来是诸葛亮端坐隆中山顶，那超越千古的智慧之眼，似乎在默默地向我讲述着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素有料事如神之称的诸葛亮即使当年，肯定就遥想到了隆中日后的发迹与兴盛，并设计了一些值得凭吊、具有文化价值的景点。如果上天有灵，当他见到一千七百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他的思维与设计模式中转来转去的时候，将会作何感想呢？
据史书记载，诸葛亮出山不久，其弟诸葛均也离开隆中，做了一个长水校尉的小官。以后，一户姓董的人家在诸葛亮的草庐住过一段时间，随着这家人的相继死去，此地便无人居住了，显得更加幽静、寂寞，且有几分荒凉。直到公元305年，荆州刺史刘弘到诸葛亮故宅观光，触景生情，才命人作了一篇《祭诸葛丞相文》刻于石碑之上立在隆中。五十年后，又有一位名叫习凿齿的荆州刺史别驾前来隆中祭奠，写了一篇《诸葛武侯宅铭》，刻碑立在诸葛亮故宅附近。此后，武侯祠也就依据石碑所立之处陆续兴建起来，并围绕他留下的生活遗址修了一些相应的景点：汲水用过的水井砌个石栏杆，称为六角井；耕种过的田地叫做躬耕田；歇息过的岩石名为抱膝石；在一旁赏过月的小溪称做半月溪；刘备三顾茅庐时遇到黄承彦的小石桥叫做小虹桥；常站在上面吟诵《梁父吟》的岩石就叫梁父岩……明万历年间，荆南道观察使吴授又在隆中修造了三顾堂、古柏亭、野云庵等人文景观。
有兴便有衰，古隆中这块因诸葛孔明隐居而出名的土地，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如我们脚下的每一块土地，也免不了要经受一些兴衰的劫波与轮回。
古隆中曾遭到空前的破坏，诸葛武侯祠也几经变迁。其中有自然灾害如洪水的冲击与侵蚀，也有人为的破坏与毁弃。最大的一次人为破坏当数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袭封襄王的简王朱见淑觉得隆中景色绝佳，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便拆除有关纪念诸葛亮的古迹建筑，毁坏碑铭石刻，在山上建造自己的陵墓，并把隆中山改为座山。
一百五十多年后，李自成攻克襄阳，对明王朝恨之入骨的农民起义军不仅将藩王及其子孙杀得一个不剩，也将隆中襄简王的陵墓扫荡一空。玉石俱焚，古隆中变成了一堆废墟。
直到半个世纪后，郧襄观察使蒋兴在东山梁修复诸葛武侯祠，隆中的主体建筑这才固定下来直到如今。
有清一代，此后虽有过多次兴建与维修，但因战乱频繁，直到解放前夕，古隆中到处都是断碑残垣，砖块瓦砾、破烂不堪，一派萧索凄凉之景。
解放后，隆中被列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52年成立文物管理处，1954开始较大规模的兴建、修补与装饰，这才构成了今日隆中风景胜迹的总体格局。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诸葛亮站在隆中山顶，望着一千七百多年的风云变幻与人世沧桑，兴也罢，衰也好，一切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于是，当他无意间触到我那疑问的目光时，只是将手中的羽毛扇悠闲地摇了几摇，嘴角现出一抹微笑，拂来几缕云烟，渐渐远去。可是，就在他将要淡出我视野的最后一瞬，我分明觉出那微笑之中竟带有几分苦涩。
诸葛亮定格在我脑海里的形象竟是一个颇具意味的苦涩的微笑，这不禁使我更加惑然。
七年多来，这一苦涩的微笑不依不饶地追逐着我、纠缠着我、压迫着我，甚至在睡梦中也不曾将我放过。
我苦苦地寻求着藏在那苦笑背后的答案。
一切应该发生的已经发生，并凝成永恒的历史，这本在诸葛亮的预想之中。可是，一些不应该发生的却也发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对料事如神的诸葛亮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嘲笑讽刺。对此，他无可奈何，就以苦笑置之，并让我来破解其中之意？
那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到底有哪些呢？
其一、他没有想到，后人会因为他的隐居之地到底何在而打一场不大不小的笔墨官司。问题出就出在他在《出师表》中的一句自陈：“臣本布衣，躬耕南阳。”于是，就有了诸葛亮的躬耕之地是河南南阳，还是湖北襄阳的争论。三国时，隆中村归邓县管辖，邓县为南阳郡属地，而南阳郡又是荆州的一块地盘。这样弯来绕去，几经变迁，就有不少后人误以为南阳是他的隐居之处了，并将南阳附近的山岗命名为卧龙岗，还修了诸葛草庐、诸葛书院等纪念性的建筑。本无多大争议的诸葛隐居之地，“官司”竟从元朝一直打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基本上尘埃落定。攀龙附凤的势利心态，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矣。如果我们将诸葛亮换成秦桧，还会有人来争他的或出生、或学习、或隐居的地方所属权吗？记得清朝乾隆年间有个叫秦大土的名士拜谒岳飞坟墓，曾经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不仅取名不用“桧”字，就连因同姓一秦都感到羞愧，秦桧简直就成了流行的瘟疫，人人唯恐避之不及，还会有谁去攀亲拉故呢？
其二、为什么一千七百多年的时光流逝了，而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少陋习陈规、人格缺陷、不良心态不仅没有随着岁月与时光一同流走，反而变得更加顽固了呢？一条长长的锁链套着他们的手脚，一个难解的怪圈迷惑了他们的眼光，束缚与羁绊，难道真如代代相传的基因难以挣脱难以超越吗？
当然还有其三、其四，可限于篇幅，还是让我们将诸葛亮那留在嘴角的苦涩微笑暂时搁下，回到他隐居隆中的“修炼”日子吧。
隆中的优美风光、躬耕田亩的身体力行、与天空大地的水乳交融、诸子百家特别是道学的影响、朋友的启迪与熏陶、时代风云的激荡……这些，都在不知不觉地塑造着一个崭新的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