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汹涌而来，中下游如何抗御？除了人为的加高堤坝而外，更靠沿岸的成千上万个湖泊承纳、调节、蓄控。
建国初期，长江共有通江湖泊一万六千多平方公里，可如今只剩得六千多平方公里了。素有“千湖之省”的湖北，１９４９年全省共有零点五平方公里的湖泊一千零六十六个，１９７７年锐减到三百二十六个，而到了１９８５年，就只剩下一百九十二个了，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一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二。
这大群的广阔湖泊都上哪儿去了？除了因上游的水土流失导致的泥沙淤积而自然萎缩外，大多数则是在开荒造田、人工围垦的活动中变成了一亩亩所谓的“良田”。
素有我国第一大湖之称的洞庭湖其全盛时期是在唐宋之时，号称“八百里洞庭”。建国后，洞庭湖区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经过“大跃进”、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三次大规模的围垦，不少大型国营农场及围垦民垸应运而生。因为围垦，洞庭湖不再是中国的第一大湖；整个水系也被切割成千奇百怪之状，被湖泊生态学专家称之为“洞庭河”；面积也骤减到二千六百九十一平方公里水面，仅为唐宋盛时的三分之一，“洪水一大片，枯水几条线”，令人惨不忍睹。以三分之一的面积，却要接纳同样乃至更多流量的洪水，洞庭湖承受得了吗？
20世纪50年代初，鄱阳湖尚有五千一百六十平方公里，截止１９９７年，就有一千三百平方公里的湖泊被围垦蚕食。而枯水期，湖面竟剩下可怜兮兮的一百四十六平方公里水面。
像一群破落的败家子，我们将祖宗留下的美好家产就这样一点点、一片片地消耗得所剩无几了。我们不仅愧对祖先，更无法向后代作出一个满意的交待。难道说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代代血脉传承着的坚韧之桥，将在我们手中轰然坍塌吗？
“人定胜天”、“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口号声恍惚还在耳边轰然回响着没有消失，那大音希声的老天默默地俯视尘寰、俯视渺小的人类，嘴角浮出一缕嘲讽，轻轻地吹了一口气，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我们就承受不住了，竟至折腾得死去活来。
《圣经》有语曰，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如果人类狂妄无知，那上帝又将有何表现与反应呢？
恩格斯曾经说过：“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大自然的胜利，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事实正是如此！
还是让我们回到“洪水”二字上来吧。
上游挟着泥沙的浑浊江水滚滚而来，中下游昔日储水的如巨盆般的湖泊不是消失就是萎缩。下泻的江水既不能分散，而普降的暴雨要么强力排灌入江，要么昔日的“水盆”无法存储，总之，所有的水流全给赶进了长江主干道，将它们逼在一起，夹束在一条狭长的地带。如此一来，本来就因泥沙淤积抬高了河床的长江水位能不增高吗？这便是江堤不断增高，可防汛形势却一年比一年吃紧的原因之所在。一条高出两岸十米左右的长江悬在人们头顶，而江中的洪水正如一匹匹脱缰的野马，挣扎着、冲撞着、奔突着寻找出路。如此情形，能不紧张吗？稍有不测，就是灭顶之灾啊！
长江中游的大部分堤段就是这样在超历史的高危水位中浸泡了一个多月。十七点八万解放军、武警部队，数千万人民群众和各级领导全力以赴地投入抗洪抢险长达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里，抗洪压倒一切，其他各项工作及生活根本无法开展无法进行。不要说这些隐性的损失，也不谈那些被淹的千万亩农田，仅98洪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一千六百六十六亿多元，真可谓元气大伤矣。
除了水土流失、湖泊萎缩外，长江身上还有不少令人触目惊心的硬伤。
在长江河道及岛屿上开垦居住，与水争地抢占河道，仅长江干流的江心洲、外滩圩就有二百六十三个，总面积二百四十八万亩，成为行洪、泻洪的严重障碍；在长江干支流上滥建的住宅、道路、工程、码头等不计其数；而无计划、无节制、无选择地采挖河沙更是直接威胁着长江大堤的安全……
正是这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大小小的破坏汇聚着形成了一个无形而巨大的黑洞。一旦天象有变，这个黑洞将以不可阻遏之势在长江流域为所欲为，把一些宝贵的生命、财产横扫、席卷、吸附而去。
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在人类日益膨胀的欲望与没有节制的行为中一步步变得恶化起来，对防洪的要求与标准也就相应地变得越来越高了。
人们在几千年来与洪水的搏斗中总结出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修筑堤坝，加强水利建设，以防为主。
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要想挡住洪水，也只有修筑高出汛期水位的堤坝。而长期的水土流失又使得河床不断抬高，水位越来越高，堤坝也就得相应地越修越高。今日长江堤防普遍要比１９５４年高出二至三米。这样，本属冲积平原的长江中下游地带，夏季涨水季节，总是低于江水十米左右。在一条高悬头顶的河流下生活，令人心惊胆颤不已。
可是，除了将堤坝越修越高而外，人们暂时似乎还没有找到比这更好的防水对策。
据史料记载，长江中下游堤防已有三千五百多年历史。如今，长江中下游各类堤防总长度为三万三千多公里，其中长江干堤约三千六百公里。
大堤初建之始，人们并没有什么科学的规划与决策。哪里洪水泛滥，就在哪里仓促间紧急筑堤拦坝，施行堵截。堤身下面的土质及杂草等堆积物，根本就无暇顾及。而整个长江大堤，就是在这一段段的自发构筑的堤坝基础上慢慢形成的，如荆江大堤的“九曲回肠”就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本身就建在冲积土层上的堤防，基础多沙，容易出现翻沙鼓水（即管涌）险情；加之建筑历史悠久、情况复杂，堤身更是隐患多多。在高水位的压力下，随时都有险情发生，如发现不及时，抢救不得力，就面临着崩塌溃决的重大灾难。
要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只有彻底从根本上加以整治才行。而当我们将这一理论付诸实施时，方知其难度之大不得不使人怀疑它的可能性。
我们能将具有九曲回肠之称的长达一百八十二公里的荆江大堤凭人工裁弯取直吗？我们能够将三万多公里长的长江各类堤防全部重新构筑并改造其多沙的根基吗？
我们所能做的，似乎只有在原有的基础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堤坝加高，做些修修补补的预防工作；但对常常出险的部分险段进行彻底的改造，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即使如此，也面临着一个令人头痛的资金问题。
１９８０年，水利部曾根据国务院要求召开了一次长江中下游五省区防洪座谈会，出台了一个《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报告在论及加高、加固上千公里长江堤防时，共安排防洪工程三十四项，测算的资金为四十八亿。就我国当时的国力而言，十年投资四十八亿并不为多，是一个可以承担的合理数字。可结果如何呢？我们从一份名为《三峡工程防洪论证报告》中可略略得知，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７年这七年间，水利部仅投入资金三点九九亿，加上各省的配合，也只有十二项工程陆续开工。由此，我们不得不沉痛地指出，至少到１９８７年为止，长江十年规划完成得实在是太差太差了。最令人遗憾叹息的是，１９８０年部署的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诸项水利任务，直到１９９８年特大洪水来临之前，仍没有全部完成，就更不说90年代的设想与规划了。
如果长江干流堤防的质量更好一些，有关防汛的安全建设更周全一些，98抗洪形势决不至于如此被动。
从当时来看，一下子投入多少多少亿，似乎是多了点。但这点投入与洪灾所造成的损失相比，就显得微乎其微了。不说远的，仅１９９５年长江五省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五百九十二亿元，１９９６年为七百亿，１９９８年高达一千六百六十六亿。除了直接损失，还有间接损失、人员伤亡等，如若算在一起，数字可就相当地惊人了。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注重历史与传统的民族，自公元前８４１年历史有了确切纪年以来，至今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司马迁还根据历史事实编了一部《资治通鉴》，以便后来的统治者从历史上吸取教训。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此后的帝王一个个都将一部《资治通鉴》颠来倒去地翻得哗哗直响，却没有一个从中真正吸取教训获取裨益，就连与司马迁同代的北宋统治者，也将他的警告与启示当作耳边风，左耳进、右耳出，一个好端端的帝国很快就在北方异族的侵袭下化作云烟飘散在历史深处。
由此可见，我们又实实在在是一个相当健忘的民族，常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缺少一种博大且深远的忧患意识！
对待防洪也是如此。
洪灾来了忙抗洪，洪灾过去就忘洪。“临时抱佛脚”、“头痛便烧香”的负面文化传统一直绵延到今天还是具有着强大的生命活力。
１９９５年汛期，长江干堤曾发生险情二千五百六十二处；１９９６年汛期，又是这些地方再度暴露出堤防未能达标的种种隐患。如果我们汛后对这些险段险点予以彻底根治，肯定不会出现１９９８年的如此沉重的惨痛。
就现有技术而言，我国已具备修建一百多米高的水库土质大坝并保证不会发生渗漏的能力；而维修、加固十几米高的长江大堤不出纰漏，应该是不成什么问题的。
可实际情况如何呢？
１９９８年８月７日，位于九江市城西四十公里处的长江干堤发生溃口，其主要原因就是防洪墙的质量问题。
这是一片新修的挡水墙，建于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６年间，投资近一亿。建成后，被九江人称为“放心墙”，成为一面心理安全的旗帜。然而，正是这面“放心墙”与九江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让人最放不得心。从撕裂的墙体表明，挡水墙的墙体中竟没有钢筋，水泥标号明显偏低，而沙子又掺得太多——严重地偷工减料！
没有资金就不说了，即使投资，却又弄出这样的一些“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这又该如何向世人交待呢？
再则，即使建设达标、质量优异。如果只建不管，也等于没建，甚至还有可能遭致不应发生的灾害。一个工程建成之后，能否按设计要求安全运行并充分发挥效益，主要依靠管理工作的好坏。任何水利工程，不管其结构如何，总是在发生着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即有自身的，也有外力的作用。如果疏忽大意，不能及时发现问题，或发现后没有及时处理拖到汛期，不仅劳民伤财，更有可能使小险变成无法抢救的大险。１９９８年８月８日，位于湖北汉阳县境内的汉北民乐闸正是由于年久失修和管理上的疏忽，加之承受堤外洪水压力太大，闸门支架出现弯曲，导致闸门撕裂。为了堵住翻涌的闸口，竟付出了两艘大型船舶、九十一台大货车的巨大代价。
防是主动，抢是被动。所谓防洪抢险，关键在防；万不得已，才投入人力物力抢救。衡量水利管理工作的标准应以不出险或少出险论英雄。
可是，从98特大洪水中我们可看到，资金匮乏，堤防建设达不到相应的标准；而有了投入，工程却不合格；昔日的水利工程，常常年久失修管理不善而导致漏洞百出……98抗洪所能做的，似乎没了“防”的概念，只剩下了“抢”。哪里有险，部队、民工、车辆、物资、冲锋舟就开向哪里；此处抢毕，彼处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险情；抢，抢，抢！险情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抢不胜抢……
一声声令人心悸的警钟敲响在整个98抗洪的过程之中，至今仍在长江流域的上空一声紧似一声地回响，强烈地震颤着我们的耳膜。
１９９８年７月３０日上午１１点左右，武汉市城区自１９５４年以来的最大一次险情在丹水池区域内发生了。
丹水池，一块非同寻常的地段，在武汉地方志里有着特殊的历史记载：
１９３１年长江特大洪水，汉口被淹，洪水正是从这里决口呼啸着扑向肥沃、繁华的江北大地；
１９５４年长江又一次全流域性特大洪水，江流冲撞着乘机寻找薄弱所在，硬是在这同一地方将江堤咬穿了一个洞口，军民合力抢险成功；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与雷同。１９９８年，20世纪以来第三次长江全流域性特大洪水爆发，又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管涌。
具体地点位于中南石化武汉分公司大院内。
管涌是在紧靠堤边的一座房屋后发现的，而这座屋子却是中南石化武汉分公司的一个煤气仓库，里面放有三百多坛家用煤气。房屋严重妨碍了查险、排险、抢险，慌乱中，赶来抢险的人们很快扒开屋顶、拆掉墙基；与此同时，又将一罐罐煤气紧急转移，这可是一枚枚威力无比的定时炸弹啊！稍有不慎，就会爆炸；只要爆炸一罐，其余的也将接二连三地引爆；那么，江堤与民众将在一片火海中化为乌有。
情况危急、危险到了极点！
所幸的是，煤气全部安全转移，并未发生半点意外。
房屋很快也被拆除了。
人们扛来沙包、土袋，直往冒水的管涌上压。
可是，往上喷涌的水柱怎么也无法压住，眼见得管涌越来越大，水柱越窜越高，而管涌所在离长江防水墙不过数米之远。
就在这紧要关头，正在家中午睡、曾在１９５４年抗洪抢险中获得过一等功臣的退休老工人王占成在人们的呼喊声中惊醒赶来了。他拨开人群，看了看抢险现场，马上大声叫道：“这样堵起不到作用，应到江边找漏洞！”
于是，率先一人爬上江堤，纵身一跃，跳入堤外湍急的江水中寻找漏洞。
水面上飘着一层厚厚的树枝、杂草、烂木头等浮渣，什么也难以发现。就在这时，一条紧急抢险备用的小船开过来了，船上的突击队员帮助着扒开浮渣。立时，江面上就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漩涡。有漩涡，说明下面在流水，而流水处就是漏洞。
“快扔沙包！”随着一声令下，一个个百来斤重的沙包如雨点地抛入水中，可转瞬间就被吸进漩涡之中变得无影无踪。
管涌更大了，四五尺多高的水柱喷射着落在地上形成一条条急流在中南石化大院里乱窜。
千钧一发！
凭着经验，王占成知道，只有探明漏洞的大小及准确位置，才能彻底地堵住。于是，他拄着一根从水里拣来的约两米多长的木棍，叉开两腿，紧张而认真地探索着。不一会，他的脚下就感到了一股漩涡的巨大力量，直将他的大腿拉着扯着往下攥。要不是拄牢棍子叉开腿子，他的整个身子，恐怕早被吸卷进去。
漏洞的准确位置找到了，直径粗约一米。
令人奇怪的是，这个漏洞竟是斜斜地穿过江堤，并不像平常出现的管涌那样与大堤垂直，也就增大了查找的难度。
漏洞的大小与位置一旦探明，早已跃跃欲试的突击队员们一个个跳入水中组成了一道弧形人墙。人们搬来单位招待所的六十床棉被，一条一条地摊开，将一个个沙包放入其中，包饺子般地裹在一起抛向漏洞。一条、两条、三条……一共抛入四十四条棉被包裹着的“饺子”，才将漏洞堵住。
人们惊魂未定，突然又听得大堤发出一声轰响，抬头一看，江堤猛然下坠，并裂开了一条长长的缝隙。
原来，管涌已将水泥墙下的泥沙冲走，漏洞堵住，江水断流，堤身顿时下陷，填补泥沙冲走后留下的空间。
如果还晚一刻，管涌将防水墙下的泥沙掏尽，江堤会突然崩塌溃决，洪水将直扑武汉市区，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