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月，革命的形势每天都在发生变化。马文瑞到陕北省委工作不久，贾拓夫调任关中特委书记，省委决定由他兼任宣传部长。两个月后，中央委派郭滴人担任宣传部长。郭滴人是福建人，是闽北地区早期革命领导人之一，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在闽北地区群众中很有影响。郭滴人来省委工作，和马文瑞住在一孔窑洞里。他们年龄相当，又有大致相同的革命经历，很能谈得来。每天黄昏当紧张地工作了一天之后，他们喜欢利用晚饭后那一小会儿时间到秀延河畔散步，这是他们感觉最为惬意愉快的事情。他们的两条腿，也许是日夜奔波惯了，只有在行走着的时候，才觉得周身舒服。他们在散步中总是伴随着亲切的交谈。两个人的性情都是谦虚温和而不乏主见，属于柔中有刚的一类。因此他们交谈时，很少像同龄的年轻人那样如入无人之境高谈阔论，更少有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他们的谈话总像平静的秀延河水，媒媒道来，波澜不惊。他们各自同中有异的革命经历，正好造成了一种互补的机遇。他们的交谈，也就往往成为一种交流和借鉴的过程。当夕阳沉落到西边山梁背后的时候，暮色开始从原野的千沟万壑之中涌起，聚合成越来越浓的夜幕掩盖了山川、树木、河流和庄稼，却无法影响到他们热烈的谈兴。这时候，他们便回到共同居住的那孔窑洞里，继续着刚才的话题。那一段曰子，除了紧张的工作，这种交谈，使他们各自都感到获益匪浅，也使过去相隔万里之遥的革命者成为情同手足的革命同志。那时候，一些人的观念中，还存在着狭隘的山头主义思想，马文瑞觉得这个山头主义丝毫要不得。他很赞成毛泽东时常在演说里讲到的“五湖四海”这个词语。革命就是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孤家寡人。这种认识使他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和同志〔包括那些整过自己的人）搞好团结。后来，郭滴人不幸病故。马文瑞很悲痛，心中时常惦记着他。1992年他到福建闽北视察工作，还特意拜谒了郭滴人的陵园。他对同志和战友的深情至诚，由此可见。
在瓦窑堡工作的日子里，最难忘的还是聆听毛泽东演讲。红军东征归来后，为了培养军队干部，中央决定在瓦窑堡创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不久改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简称“红大”），确定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6月1日，“红大”成立集会上，毛泽东登台演讲。这一次，他显得很兴奋，双手侧后叉在腰间，很有气势地面对着大家，亲切地环视着人们，声音很洪亮：“同志们，当年，国共合作期间，广州办过一所军校，叫做黄埔军校。恩来同志、剑英同志都曾经受党的委派在这所学校工作。这所学校，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在北伐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红军中的一些高级将领，也是黄埔的学生。今天，我们创办红大，也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这所学校，在抗日战争中，要培养更多的人才，发挥更大的作用。”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马文瑞觉得毛泽东的话，很能抓住要领，很有号召力，很能鼓舞士气。他的讲话，一下子就把“红大”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确立起来了。“红军大学”这个名称，立刻变得比黄埔军校还要响亮。
接下来是新任的“红大”校长林彪讲话。那时候的林彪在大家心目中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可惜他满嘴湖北口音，许多人听不懂。只觉得他年轻，人也精干，清瘦的面部，那两道与众不同的浓眉，倒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文瑞后来回忆道：“在那个时候，林彪肯定也没有想到要篡党夺权。当他作为毛泽东信任的红大校长，站在那里讲话的时候，他一定也是真诚的，胸中也涌动着革命的激情，他所讲的话，也是出于真诚的吧。那时谁会想到他以后变得那样坏。”他不止一次地感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世间任何事物都是要发展和变化的。总的趋势是前进的，向上的，但在一定时间内，也会倒退，好人也可能变坏。社会发展是这样，人的一生也是这样。
6月初，中共陕北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省委的各部负责人，还有各地的负责同志计三十多人。郭洪涛主持会议，周恩来到会讲话。周副主席简要概括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当时，为了扩大苏区和红军，中央确定西征。彭德怀率部开始西进，红军主力已经离开安定一带，毛泽东主席留在后方。周恩来最后讲道：“中央提出三大任务：一是红军西征，创造新的陕甘宁苏区，打陇东、三边、宁夏，部队将分两路由陕北出发，在彭德怀指挥下，徐海东率十五军团为右路军，左权率一军团为左路军；二是坚持陕北游击战争，保住现有的这块根据地。这就要发挥我们地方党和游击队、赤卫军的作用；三是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逐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方面，我们地方党和政府要做的工作很多。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会后不久，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陕北省委成立了安塞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选定马文瑞负责，主要担负做安塞、延安等地东北军工作。陕甘工委、陕甘宁省委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
此后不久，1936年6月21日，井岳秀一个营（营长张云衢）进攻瓦窑堡，中央决定主动退出。
撤退的时间是在上午。敌人是由东边攻城的，我们的人由西边撤退。陕北省委接到撤退的命令，东边双方已经接火，枪声大作，形势看起来十分紧急。马文瑞所在的省委机关匆忙出了城堡。他看见周副主席也带着警卫人员骑马退了出来。这使他十分吃惊，怎么，中央军委机关还没有撤走？东边的枪声越来越激烈了。这时，周恩来骑在马上，很焦急地用目光在人群中寻找，突然问：“主席哪里去了？”警卫人员说：“主席还没有出来。”周恩来一听，急了，厉声批评道：“知道主席还没走，为什么不及时报告我？”周围的人一听说毛主席还没有撤出来，心情都非常紧张，这该怎么办呢？周恩来立刻掉转马头，策马就要往城里冲。就在这时候，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地骑着马由城门洞里走出来了，见大家都显出很紧张的样子，说：“莫慌，莫慌，敌人从东边来，我们由西边走，他来他的，我走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嘛。”一席话，逗得大家都乐了。马文瑞还是第一次看到毛泽东这么乐观而幽默。见了毛泽东，大家虚惊一场，随即都很高兴。一路上受毛泽东的影响，有说有笑沿着山路朝安塞方向走，渐渐地把枪声丢得听不见了。
上山的时候，军委后方机关参谋长张云逸骑个毛驴子。也许是他的广西话陕北的毛驴子听不懂，他说走东，毛驴子偏走西，他说走快，毛驴子偏走慢，再不然干脆停下来原地转圈圈，稍不留意，它还转身往回跑哩，整得参谋长满头大汗，嘴里不停地骂那头没收地主家的毛驴子是“反动派”。毛泽东看见了说：“我的参谋长哟，你连个四条腿的反动派都没办法，怎么制服两条腿的反动派哩？”张云逸说：“两条腿的反动派我可以和他讲道理，四条腿的反动派耳朵长得不小，就是听不进道理去嘛。”他俩的对话，逗得大家哄笑不止。马文瑞见张云逸把那头倔强的毛驴实在没办法，便策马过去对他说：“张参谋长，我看咱们还是换着骑吧。我是陕北人，毛驴子能听懂我的话。”张云逸忙说：“唉呀，马文瑞同志，谢天谢地。”说着跳下毛驴子，擦着满头满脸的汗，接过马文瑞递过来的马缰。马文瑞拉过那头毛驴子，用手拍拍它的屁股，轻轻叫了一声，那驴子便乖乖地立定了等人来骑。小时候，他时常赶着毛驴子送大嫂回娘家，懂得怎么吆喝毛驴子。他骑上毛驴，嘴里“嚼秋，喟秋”地轻轻一吆喝，驴子便往前走起来。毛泽东见了风趣地说：“看起来，当地的反动派，还是要当地的革命者来制服它。”大家一路说笑着，向安塞方向前进。翻过几架山，当天傍晚到达安塞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由于村子太小，陕北省委只能驻扎到另外一个村子里，中央机关与省委机关相距有十多里路。人们习惯上把中央暂时驻扎的那个村子称为“安塞”。7月初，中央转移到保安县城，陕北省委仍留驻安塞，此为后话。
撤出瓦窑堡不久，马文瑞按照组织安排，离开陕北省委，专门从事争取东北军的工作。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如今的关于“西安事变”的记载和研究中，似乎较多注意到了促成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即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而较少注意中共方面的一切积极努力。其实，如果说张、杨与蒋之间的矛盾对于西安事变的爆发具有某种偶然性的话，那么中共方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和艰苦细致的积极争取工作，则对于事变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待于历史学家和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们去进一步地研究探讨。
笔者的目的，只是向读者展现历史的真实情景。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的一个时期里，毛泽东清醒而理智地运筹帷幄，周恩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着中央“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的正确方针。“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我党卓有成效工作的结果。
让我们再回到193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