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马文瑞和许多同志一样，喜欢在延河边散步。一整天紧张的学习生活结束了，晚饭后，几个同学相约朝河滩走下去。天气己入初夏，他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衣，把衣服的下面扎在裤子里，袖口挽起一点，显得很精干。他们沿着水边慢慢走。这里是延安城外最开阔的地带。延河与南河无声地交汇着。巍然耸立着的九层宝塔，像一位历史老人，站立在嘉岭上，洞察着人世更替、沧桑变迁。延河从遥远的西边山峦中奔腾而来，河床在清凉山下这一段变得平坦而开阔，许多光滑的鹅卵石像一座坝堤一样堆积起来，河水便流得格外湍急。水流激起白色的细浪，发出哗哗的声响，像千万人的队伍突然发出欢呼，又像庞大的乐团演奏到高潮一章。这种景象曾激发许多诗人的灵感，人们在诗歌中写到了“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这样的诗句。然而，在这大自然的怀抱之中，真正激动人心的还是夕阳的灿烂和那响彻四野的悠扬的歌声。太阳快要落山，像一颗熟透的又圆又大的马茹子嵌在西边山梁上。天际的云霞，被染成红旗般的颜色，十分鲜艳。晚霞又是极富感染力的。整个的山峦河流和古城连同每个人的脸上，都照耀着金红透亮的色彩。这高原落日时刻的独特气氛，使河滩里散步的每个人都很感动。那些十一队的女生们，总是亲热地聚集在一起，她们的年轻的面容在晚霞里显得格外的美丽迷人。她们在松软的泥地上追逐戏耍着，欢声笑语吸引了许多燕子在她们头顶上飞舞。年仅十六岁的孙铭在这一群同学中，显得最活跃，常常是大家围绕的中心。由于她们的出现，使散步的男生们显得有些心神不宁。马文瑞并不知道，男生中的许多人已经在这群来自西安的女生中暗自选下了自己的意中人。有的已经在暗送秋波，有的干脆写一封情书投石问路。于是那些相貌端庄的女生，成了人们关注和追求的焦点，有的女生几天之内竟收到七八封求爱信，使这些曾经勇气十足地冲破家庭和社会的重重阻力来延安投身革命的知识女性变得束手无策。其实这又是很正常的现象。革命者自有革命者的爱情，像延河一样纯净，像晚霞一般美好。而这方面反应最迟钝的，恐怕要数那些女生们心中暗暗敬仰着的年轻的“老革命”们。一位诗人创作了一首《延安颂》，很快唱遍了延安，传遍了陕甘宁边区和整个解放区。在以后许多许多的日子里，当马文瑞在河边散步时，便要情不自禁地学唱《延安颂》。
有时候他们也去登山，那往往是在星期六或星期天的日子。他们沿着校舍背后的崎岖不平的小路，朝清凉山上爬去。这是延安三山之中最峻拔的一座山。又由于山腰的诗湾、万佛洞和山顶上的庙宇，还有那许多美丽而动人的神话传说，使得这座石山具有了几分神秘和几分仙气。大家一路喘着粗气攀登上去，穿过一片柏树林子，一直登上庙宇山门前的平台。那里有一棵老槐树，枝叶十分繁茂，树下有石礅、石桌。大家坐下来歇一歇，这才发现，整个延安城变成西洋景中的小世界一般，尽在视野中了。四周是无穷无尽的山峦，那万千的沟壑与梁峁，仿佛从天而降的滔滔洪波，突然因某种神奇的力量作用，而凝固下来了。那是何等的宏伟壮观！这样的景观，使那些头一次见到的人们惊叹不已。他们没有想象过在沟川里看着似乎有些狭窄拥挤的世界，会变得如此的广阔雄奇！他们认为，这是天底下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气质与风采的自然景观。黄土的淳朴与深厚，沟壑所显示出的岁月逝去的古老的印痕，都是独特而举世无双的。他们说，看到汹涌澎湃的陕北的山恋，才明白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何以经历过千辛万苦而落脚到陕北了。每一道沟壑和溪流，每一座山梁和山峁，都象征着一个村庄或一座城镇；每一棵草，每一株树都象征着黄皮肤的男人和女人。看起来独立不群，其实又紧紧地凝聚在太阳照耀之下。整体来看又像一颗硕大无朋的沉思着的沟回曲折的大脑，无时无刻都在闪烁智慧的光辉，暗示着一个民族复兴的哲理和灵性。马文瑞正如生长在这山峦之中的一棵草、一株树。他和这片高原上的儿女们的生命和感情是深深地植根于这山峦之中的。他们的血脉中涌流着的不是普通的血，而是像这山峦一般的淳朴、刚强和坚韧的汁液。这决定着陕北人原生的性格，而投身革命只是将这性格变得更加典型而完美起来。在他自己看来，十多年了，怀着拯救民众的信念，在风雨泥泞的沟壑中奋力拼搏，虽从未停下过脚步，但有时痛苦，有时迷茫，有时也暂时迷失方向而徘徊不前。如今进“抗大”深造，便如同眼下登上高高的清凉山巅，因为站得高了，才能把一切都看得这么清晰，才能对周围的一切产生本质性的了解……
就这样，当他们站立在高高的清凉山上触景生情、浮想联翩时，夜幕不知不觉已经降临了延安城。于是天上的银河和地下的延安，万千的星光和万千的窑洞灯光辉映成趣。人们发现北斗星的下面正是凤凰山麓的方向。毛主席窑洞的灯光大约是那盏最亮最亮的吧，马文瑞想。
“抗大”四大队的宿舍和教室，是撤走了的东北军飞机场的两排房子，教室里没有桌子，连凳子也没有。学员上课时，每人搬两块砖头坐下来，把膝盖当做书桌听讲做笔记。毛泽东来讲哲学课，学校特意在老房子内摆上一张破旧的桌子，算是讲桌了。毛泽东把事先印好的讲义发给大家，然后提纲挈领加以说明。剩下的时间由大家阅读讲义，然后提出问题，由他来解答。毛泽东穿的，仍然是一套红军时期的旧灰军装，脚上的鞋子，也是边区老百姓做的那种普通的军鞋。马文瑞发现，毛泽东似乎比瓦窖堡时期略微胖了一点儿，脸色也比较地红润了一些，再不像刚到陕北时那么憔悴疲惫。每每听到毛泽东在讲课时很风趣幽默地打着比方说明问题，每个听讲的学员都能体会到他的心情是愉快的。这种情绪感染了每一个听讲的人，教室里不时地发出一阵阵的笑声。由于四大队九队学员文化程度较高，学校安排毛泽东只给九队讲课。不料消息传出去，一、二大队的一些学员们也主动来听，他们中有许多已是红军中的高级干部，也垫着砖头坐下来听讲。另外还有一些文化人，如作家丁玲也来听毛泽东讲哲学。学员中许多人没有见过丁玲，但对这位与谢冰心齐名的女作家的名字比较熟悉。因此，来听毛泽东讲课的丁玲，便成了大家较为关注的一个人物。十一队的女生们听说丁玲来了，下了课，就都围着那个留着普通的齐耳剪发、穿一身普通军服的性格活泼又热情的丁玲大姐问长问短，有的还要她签名留念。
毛泽东讲课的内容，不是照本宣科，不是单纯抽象的理论，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心得。毛泽东亲自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讲授提纲”，总共有卜多论，每-论都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或某一论断，研究剖析中国革命斗争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后来公开发表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其中两论。对于有的理论观点，毛泽东有自己的理解、创造和发展。马文瑞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很有兴趣，原先也接触过一些基础理论，如哲学“三法则”：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他是比较熟悉的，也时常在斗争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法则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但是当他听毛泽东讲授《矛盾论》以后，才恍然领悟到，原来这“三法则”的根本，就在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中。这使得许多以往看来有些含糊不清的问题，一下子变得清晰可辨了。听毛泽东的哲学课，马文瑞觉得以往自己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苦苦摸索出来的经验和经历过的教训，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找到正确的理论依据。比如实践的观点、认识论的原理等，对于领导者在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中都是十分重要的。
大家感到，听毛泽东讲课，得到的不是那些需要下死工夫才能记住的教条，而是获得能使人变得聪明起来的某种启示。毛泽东讲得并不多，却像用一根银计轻轻地拨动着人们心头的灯盏，使之豁亮起来，把你心灵中许多原先模糊不清的东西照得明明白白。他的课能唤起人们思维的灵感和独立不群的创造意识。学员们在一起议论说：低能的教员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使人如听天书；平庸的教员原原本本地把知识传达给你，说“一”，只是“一”；高明的教员给你一杯水，便要你想象到大江大海，叫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毛泽东在“抗大”四大队九队学员心目中，是一位高明的教员。
张国焘主讲政治经济学。他讲课的风格与毛泽东不同，是那种“经院派”学者的风度。他显然在讲课之前并不怎么下工夫备课，也没有打印下发给学员的讲义，每次来讲课，只是腋下夹着一本厚厚的书一一位外国经济学家的着作。他第一次来讲课，对那张破旧的讲桌似乎很不满意地皱起了眉头，对面前这些穿着土里土气的坐在砖头上的学员，倒是显出莫大的兴趣。马文瑞早就听说过张国焘这个名字，心想，敢同毛主席、党中央分庭抗礼的人，大概有两下子吧。那时，张国焘因犯有重大错误，刚刚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严厉批评。马文瑞在特区党委看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对这个人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但对这个有几分传奇色彩的人并不反感，很想听听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见解。张国焘站在那张讲桌前，双手叉开撑起身子，双肩便高高地耸起来，使那处在肩头之间的前额十分开阔的脑袋显得威严而与众不同。“同志们，嗯啊，这个问题……”他开始讲课了，用地道的北平口音。他讲课很注意所讲内容的理论逻辑，加之在表达方式上也是力求层次分明，体现着一个卓尔不群的演说家的风度。他虽然不曾印发讲义，但他的讲演，认真记录下来，就是结构严谨的文章。可惜他讲话时，有一个习惯性的语病，影响了他的讲课效果。学员中间有好说调皮话的，下了课就拿张国焘讲课时的语病开玩笑：“同志们，嗯啊，这个问题……”有人学得居然很像，逗得许多人跟着起哄。出洋相的人便更来劲儿了，“嗯啊，这个问题……”此后，张国焘一来讲课，大家便都扭头看那个学员，他却装作一本正经地认真听讲。学员们只能低头强忍着不笑出声来。作为从事苏区的地方党政领导工作的马文瑞，对《政治经济学》这一门课倒是十分重视，他做了几厚本听讲笔记，课后反复温习，很有收获。
学员之间利用课余时间广泛讨论向题，是“抗大”一个重要的学习方式。马文瑞他们的宿舍同住的六个人，很自然地成为一个学习研讨小组。有时对一个观点的理解发生了分歧，讨论随即变成了争论。辩论双方往往是互不相让的，争辩到最后，面红耳赤几乎是在争吵了，也没有一方让步。学员们的思想是单纯的，探索真理的热情很高。马文瑞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能使双方心悦诚服。因为在大家心目中，这位平时不苟言笑的党总支委员，他看问题很客观，说话的口气也很虚心。每次遇到争论时，他不像别的同学一头栽到某一方面去，而是很认真地听双方阐述论点，仔细地听明白了，再分析判断甲、乙双方的论点如何。他发现有的同志在辩论中，往往只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略或否认另一方面的存在，这样各执一词，势必很难得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正确结论来。他的意见往往在这个时候中肯地讲出来，大家自然能够接受。后来渐渐形成一种习惯，当遇到争不分明的问题时，大家的目光最终都要集中到马文瑞身上。他的年龄在学员中并不算大，可他的思想的成熟和为人处事的稳重老练，使大家总觉得他是兄长。加之他担任着总支宣传委员，四大队中除了九队，别的队也都知道马文瑞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