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树坪纪事》、《桑塬》与《福林和他的婆姨》是一组可以自成格局又相互联系的小说。在读这些作品时，常常有彼此牵连呼应的感觉。就其内容讲，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偏僻山村桑树坪人们生活命运起伏的整体。由于严格的写实态度和不动声色的白描手法的运用，在这些小说里，我们不大能够明显地发现作者在运用典型化方法时花费的功夫，一切似乎都富有典型色彩，一切似乎又都是真实的纪事，而后者给人的感觉更加突出。对于读过不少农村生活题材小说的读者说来，在读朱晓平这一组小说时，也许不免会引起一点惊异：为什么作者所描绘的农村生活图画如此严峻，如此苍凉？但对一个对农村生活了解比较深入的人来讲，这些画面并不会使他觉得奇怪。《桑树坪纪事》的成功之处正在于读者的这种惊异和不怪之间。一部分读者所以有一点惊异，是因为作者大胆勇敢的写实文字使自己的小说既同过去那许多的粉饰农村生活的作品划清了界线，也与新时期以来不少表现农村变化的作品有了区别；而读后不觉奇怪的这一部分读者，正是因为看到作家敢于正视并如实准确地描绘了农村生活、农民命运，才由过去看到歪曲了的农村生活农民命运的作品感到奇怪转而不怪了。
确实，当一些作家作品努力在以自己的机巧和奇特来招引读者的时候，朱晓平却在以自己的真情和直朴的真实打动读者。鲁迅曾呼唤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他的血和肉来”。这是现实主义战斗精神的基本条件。在朱晓平的笔下，桑树坪那种贫瘠、闭塞、苍凉的面貌，桑树坪人那种淳朴诚挚和愚昧落后的行为，都如实地被再现出来。作为文学作品，这自然是朱晓平的贡献；作为对生活的呼应，朱晓平的贡献正在于他像一个考古工作者发现并向人们提供了可资研究认识的实物，尽管他自己对这件文物的认识、鉴别还不是精到周全，或是还提不出十分有力的考证来。诚然，朱晓平所描绘的是近20年前的桑树坪生活。可是，这决不是作者简单地对往事的钩沉，而是他对今天农村实际生活从另一面提出的思考。在我国广大的农村，20年的行进变化实在微乎其微，轻易地相信什么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之类的宣传实在是过于天真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朱晓平的小说才不因时间的推进而蒙上陈旧之色。可贵之处还在于，朱晓平在描绘农村的破落景象和农民的愚昧情形时，不是如某些被称之为探源作品的作者那样，采取一种嘲讥和把玩的态度。在那些作品里，农民的愚昧善良和悲辛有时竟成了作者寻求幽默的资料、卖弄才情的因由；虽说也发出一点点慨叹，可那却是怎样的空洞呵！朱晓平对于农村、对于农民是至诚的，在他的小说中充满了爱与恨、崇敬和哀怜，充满了对农村、对农民生活命运的忧患情感。当然，在主张文学只关注自身情感领域生活的人看来，《桑树坪纪事》等作品不过是企图承担文学不应承担或根本承担不起的负载。但是，我却以为，像朱晓平这样力图通过自己的创作，对改变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形象起一种呼唤作用、起一种推动作用的努力是令人钦佩的，这也是一个作家的责任。
在对农民生活及其命运的描绘上，《桑树坪纪事》等作品是有特色的。这种特色就是，作者能够比较准确地认识并描绘农民的内心生活及直朴的外在行动。不管这些内心生活是高尚还是卑下，这些外在行动是纯洁还是自私野蛮，一经作者描绘，都能合理地集中或分散地表现出来。贫困的日子煎熬着桑树坪所有的人，也自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但是，作者在描绘面对贫困的争斗中，形象地深刻地表现了高尚与卑下、纯洁与自私的情形。为了能使群众多得几口粮食，在公社测产组来测产时，生产队长李金斗忍着疼痛买来酒菜招待，渴望测产组的人能略抬贵手，压低一点产量。可没想到，这些家伙吃饱喝足后毫不领情。金斗笑脸申诉，结果挨了打也只好忍气吞声。金斗的行为明显地有其本位思想，但他那I颗怜民之心不是也很动人吗？然而，李金斗的精明不是一切地方都可以谅解的，他对新来的知识青年的态度，他及桑树坪人对异姓贫苦农民王志科采取的宗族排挤打击陷害行为，对下苦力凭手艺谋生的窑客老吕的算计等，都无不表现了农民的自私、狭隘和愚顽残忍的特性。李金斗这样一位农民的形象是朱晓平对我们农村生活作品人物形象画廊的一个贡献。与金斗不一样，在金明的身上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农民坚毅、诚朴、高尚的特点。他对自己的活路一喂牲口是那么样的尽职尽责。他整日同牲口吃住在一起，视牲口有如爱子，彼此不能分离。公社的头头要讨“豁子”的肉吃，他无力抵抗，发疯似的猛打“豁子”的场面真是惊心动魄。我们从他的凶狠举止中不难发现他的痛苦与崇高。为了抢救牲口饲料，他被倒塌的泥土压断了双腿。李金斗破例为他白记五天的工分，他非常感动而又十分不安。不干活得益他是有愧的，结果竟在伤还未好的情况下，就像个肉墩一样地爬着去铡草。我们的农民尽管身上有多少落后的东西，但是像金明这样无私举止的人也决不在少数。我们固然憎恶农民愚昧落后特性的一面，可决不能无视他们不断表现出来的高尚和无私行为。朱晓平描绘农民时的最大特点正在于他较为深切准确地理解认识了农民。在有些表现农村生活的小说中，有不少的作者偏注于搜求或过分夸大农民的落后意识，而忽视农民身上那些可贵的品质，这在现今的创作中已是一个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了。事实上，农民对于我们国家民族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就是像金明这样因公伤失去了双腿却不能享受国家养活却也不愿坐享的行为，不知会有几个自恃高贵聪明而又嘲笑农民的人可以做到。我以为作家们对于农民的描绘与表现不应当是站在距离农民很远的地方遥看，依凭许多也许是进步的思想行为来要求农民，而应是真正地走到农民中去，深切地体察他们的欢乐悲苦，从而见出他们的优点和不足。站在农民的生活圈子之外，一味清谈，或许津津有味，颇富才智，可与农民的实际生活情形格格不入，再高明的宏论又会有多少现实意义呢？
朱晓平在自己的小说中多次描绘了农村青年男女的婚姻悲剧，每每读到这些地方都令人心情沉重难耐，慨叹不已。也许在这些婚姻悲剧的发生及演变中，集中突出地表现了桑树坪及周围地区（其实在不少地方也一样）的落后蛮荒情景。在这里，青年男女的感情、性爱生活硬是被无情地扭曲，被活活地扼杀，其残酷程度简直到了非人的地步。在《桑树坪纪事》中，彩莲为了争取婚姻的自由，最后被逼投井，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在《福林和他的婆姨》中，年轻美貌的青女让人逼得嫁给疯子福林，忍受从生理到精神多方面的种种折磨，最后自己也变成了疯子。在这里，爱情是没有地盘的，男女之间婚配的目的就是为了完结男婚女嫁的习俗，就是传宗接代，多么原始的情景啊！作者在小说中一方面怒斥了这种不把人当人、野蛮扼杀人的感情生活的行为，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什么是桑树坪青年男女婚姻悲剧的根源呢？这就是极度的经济贫穷。贫穷使得小伙子们发愁取不上媳妇，贫穷使得父母把女儿视为一笔金钱。有为钱卖女的，自然也有用钱给儿子买媳妇的。金斗用几十斤玉米就换到一个童养媳。为了边疯子福林取上媳妇，全家人几乎流干了浑身的血汗（福林也是因为爹娘生病无钱才误了婚期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已不再视女子是什么人了，而是透过她看到了钱，怎么还可能尊重青年男女的感情自由呢？穷把人逼疯了，穷也把人逼得失去了人本应有的理智和善良，更把像彩莲、青女这样的女孩子活活地毁掉了。如果看到了这些，我们在怒责金斗及福林的爹妈对彩莲、女万般压迫的同时，难道不能给予他们细微的谅解吗？如果有它途可走，他们是否还一定要如此地摧毁他人呢？也许他们的难言之隐一直还停留在愚昧落后的习俗领域中。在人们的温饱问题还得不到彻底解决，经济收入还相当艰难的环境中，企图以道德的升华来改变他们的形象、改变他们的命运，这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罢了。在桑树坪这样的地方，企图躲开物质生活的束缚评价或要求人物，也是难以进行的。生活就是把美与丑、善与恶、乐与苦、崇高与低下等等这样不可思议地死死地纠结到一起。这些因素尽管不断地抵触着、斗争着，可又总是这么缓慢地前行。我们从桑树坪看到的就是农村这样缓慢行进的缩影。李金斗的婆姨当年就是个讨饭的，他后来又把讨饭的彩莲收养来做儿媳妇；彩莲死了，青女疯了，可又会有别的女孩子像彩莲、青女这样被弄到桑树坪来。福林的妹妹月娃才13岁，不就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了吗？有人认为，朱晓平的小说只揭露农村贫穷落后的情景，不过是一种肤浅的表现，比较那些从文化方面思考的作品有不小差距。这话自然有理，但却不尽然。因为，绕开农村现实中最迫切、最严峻的经济贫困问题不谈，而强做沉思状的文化思考并不能与实际有多少补益。如果是面对经济贫困而感无力解决又企图单从人们的文化积淀、传统观念一途寻找解除农民痛苦，改变农民命运，那更是不合实际的空想了。对于现实的农村，所需要的还在于勇敢地面对现实，认识到解除农民贫困的迫切，找到有效的办法来。朱晓平以自己的创作加入到这一行动中，为我们认识理解农村提供了十分具体而又形象的素材。
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小说现在已发表了三篇，这三篇小说尽管一次又一次地以发生在农村、发生在农民身上的凄苦不幸生活情景震撼着读者的情感心灵，但也显露出了因手法变化不多而老套的毛病。对于我这个出身农村，至今与农村、农民还保持着密切联系的读者来说，我是能够理解朱晓平的。他之所以这样再三地以严格的写实手法描绘一个个农民的不幸，正是因为农民的不幸、农民的痛苦、农民的纯朴品质和愚昧落后行为给他的心灵以极大的负重。尽管近20年过去了，他依旧不能释然。他要把发生在农村的另一面如实地告诉人们，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桑树坪毕竟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发生在这里的悲欢事件虽然具有不小的普遍意义，可终究是有其局限性的。朱晓平如果总是盯着这块土地，放不开视野和思路，自己的创作思路和描绘的范围就无形中被桑树坪束缚住了。新近读到朱晓平的新作《老兵冯喜》，题材由农村转到了部队，但采取的依然是写实手法。题材的转移自然可以扩大表现领域，可手法的类同却容易使创作板滞。不知朱晓平可对此有所注意。
当然，朱晓平也不是不会编故事的，他的短篇小说《林游山道》就不像《桑树坪纪事》这一组作品和《老兵冯喜》一样，以第一人称的记叙展开，而用第三人称叙述。但是，《林游山道》不过是一个见多了的壮小伙巧遇弱女子、继而情心萌动终成情侣的普通故事而已，从中看不到作者情感及心灵的负重，看不到更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流于一般。对朱晓平来说，看来问题不在于采取何种叙述方法，而在于怎样才能提高作品思想内容的宽度和深度。我感到，朱晓平的小说创作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设法自然地摆脱真实生活事件对自己创作思路的限制，能够从较大的范围领域审视现实生活。如果能够跨出这一步，朱晓平就有可能调动自己的全部生活积累，创作出有较大思想感情深度和艺术价值的作品来。因为，他的笔毕竟在此前的几部纪实性小说中锻炼得有力、简洁和富有表现力了。
（1986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