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生活在军营大门之外的知识青年不同，柳直没有经受经济生活上的贫困和恶劣环境下的苦难。但在军营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柳直的精神并不轻松。他除过要承受失父之痛、别友（女友杨烨）之苦等压力外，在那些看似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舞台上，他也因为是一个被生活扭曲的灵魂而承受着异样的压力。因为是先进分子，他就要不断地为保持和发展这种先进地位而花费脑筋；因为是战士，他就要不断地放弃自我生活习惯中的不合于军队规范生活的行为作风；因为是一位支农的解放军，他就要挖空心思地干出些超乎农民生活的事以显示自己的高明；他有浓厚的政治情绪，可我们看不出他轻松潇洒的青春举止，时常看到的却是一个政治的影子。若是说军营外许多知青生活是以血泪汗水铸就的话，那么像柳直这样居身军营的知青就是完全政治化了的演员，他们似乎少有血泪汗水，可又失去了许多常人所能享有的感情及物质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青春不全都是美丽动人的诗章。在那些看似风光诱人的行动背后，生活正把一味痛苦的药剂注入人们心灵感情的深处。
3绿色的青春期》里活动的主人公们本来是奔向绿色的军营寻找青春的创造、青春的光华的。但遗憾的是，处在非常岁月中的军营却使他们的这种想望得虚无，变得缺少价值，乃至成了一次次感伤的体验。用生不逢时的话来看待这一代人或许是十分妥当的。他们的青春期正赶上中国政治疯狂的时期。在政治的漩涡卷得整个国家无常地运转的时候，军队以至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稳定地生存生活。柳直他们走进了军营，但个人生活环境的改变并不能使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多少变更。过去那种盲目自由的红卫兵生活被更有组织、有秩序的军营生活所代替？可生活的内容在许多方面都是相当一致的。完全政治化了的日常生活使本来各富个性的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到一个规范化了的道路上，随着政治脉搏的跳动而机械地动作。整天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各种政治色彩极强的军事活动，令人不安的“五好战士”、“四好连队”评比等，弄得人像陀螺似的不停地转动。那些令人眼花缭乱地向领袖表忠心的方式，那些大多流于形式主义的政治活动，那些被人为地弄成神秘对象的军事活动等，这种种当年被认为是充溢着青春和朝气的活动，如果说不是对人青春的锈蚀的话，至少也使人的青春生活减少了色彩，是畸形的现象。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认识理解和接受小说中描写的许多似乎不为当时环境所容的真实军营的生活现象。
发生在结巴老兵与驻地群众花棉袄之间的性关系对于当事人、对于军队来讲都是极其丢人和耻辱的事。然而奇怪的是，有过结巴老兵与花棉袄的关系之后，接着还有柳直与花棉袄之间的纠葛，更有指导员与花棉袄因性关系导致后者的怀孕和前者的自杀。确实，这或许都是些丑陋的军队生活现象。但是，只要对这些现象做进一步的分析考察，问题就不会是十分简单的。结巴老兵入伍多年，家里有个对象等他复员回去成婚，可连队因需要他总不放他走；花棉袄也是新婚不久，丈夫又在外地当兵，一年相居不了几天。结果，这一对寡男旷妇因性的需求走到一起，在连队生出许多风波。这事件诱发了柳直的性的骚动，使他几乎也步入泥沼；更为指导员布下了路标。之后，指导员由不喜欢家乡的妻子而投入花棉袄的怀抱直到最后生出亡命的是非。性生活是人的青春期生活的重要部分。可是在这里，性问题却因为环境和观念的问题成了禁忌，成了人们耻谈和丑陋的话题。像结巴老兵、柳直和指导员这样因接触了性而造成苦恼苦难的情形自不必说，即是那些因生理发育而自然出现的性表现，也因不合理的态度似乎变得羞于启齿见人了。看看作者对那些试图掩盖遗精现象的战士的心理及行为的描写，怎能不为战士们受性压抑、性煎熬的情形感到不安。自然，军营有它的特殊性，军人不能像普通人那样正常地面对性生活。但是，不给这种正畲的生理、心理需求以释放、疏通的渠道，一味地借助理性约束和行政管理阻隔它，终不是个合理有效的方法。结巴老兵、柳直与指导员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实在引人深思，发人深省。“指导员是六连从朝鲜回国时入伍的，军龄已经满十五年。”因为与妻子缺少感情，又碍于环境情面未能离婚。所以，他几乎过着有妻无家的独身生活。对工作他恪守职责，对战士他慈如父母。可是，他却在不应出现的时候发生了与花棉袄的性关系。最后事情暴露，他始终不能见容于其时其地，以枪自毙，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指导员的这个结局是双重悲剧的合力结果。它是爱与不爱的痛苦，更是他青春的毁损。刘兆林描写了这一切，这是写实，更是开拓；是对新领地的视察，是对不该忽视的可又长久为人们回避的生活的直面。
然而，比起个人青春的伤害来，人民解放军这个集体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损伤一点也不轻微。当政治的飓风迅速兴起之后，它同样也冲击着一向稳定的军营的生活，致使军人不得不放下他们的正常军事活动，投入到令人不可捉摸的政治风浪中。军队对和平政治生活的投入一方面缩短了军队与地方的联系，同时又因这种族系的增多而产生了不少新的矛盾与冲突；它既削弱了军队的能动独立性，又可能因忽略了军队更重要的任务而使它的战斗性有所减弱。《绿色的青春期》既在军营内展现了柳直等青年人的青春脚步，同时又在他们这种青春脚步的迈进中把一个历史时期的军队生活描绘给我们看。
对于未入军营的人来说，军营对他是神秘而富于诱惑力的。可是，打开了军营大门的军营，这种神秘和诱惑力就随之减少或消失了。刘兆林描绘给我们的，就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中打开着的军营生活。在这里，除去外在的军绿色和固定的组织网络之外，所有的活动都大大地减弱了军队的特点，而使其流于普通的社会组织。平常震响在这里的军事训练声息渐渐地被恼人的派别斗争所困扰；重要的军事活动为“支农”“支左”这样非军事性的工作所代替；疏于应付各种突发事件的准备，却把精力不得不花费到参加政治游行、庆祝活动这样的事情中；对付敌对阶级的军队甚至还要时时提防来自自己人民内部的某派势力的抢枪活动。所有这一切，对于当时的军队来说，当然是严肃的、丝毫也不容放松的任务。可是，正像参与这一活动的个人如柳直是在不知觉间荒废并损伤着他的青春岁月一样，我们的军队也在这许多的活动中悄悄地磨损着他的战斗机制，伤害着他的声誉和生命力的增长。尽管我们的指挥员、我们的战士都有着赤诚的心灵和澎湃不息的激情，可那过去的一页，今天让他们回想起来，仍然不能不产生某种懊恼和失落的感情。军队在“文革”中有这些失措行为的人从上到下都有。通过具体的形象描绘，在真实地再现历史生活中向人们指出这一点，不能不说刘兆林的《绿色的青春期》是有贡献的。
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把军队生活作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很多。然而，像刘兆林的《绿色的青春期》把军营生活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对许多带有分明军营特点、但又似乎是日常琐碎生活现象的描绘品味中让读者感到一种韵味，体会到某些意蕴，此前却似乎不多。
军营文化是军营生活折射的结果。军营军队生活环境的特殊性导致了军营文化的特异性。过去，我们不少作家作品更多看到的是军队在作战训练活动方面的文化及行动特点，并把这些看作最能表现军队军人生活的地方。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它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其实，一种文化的形成并最终对人产生重要影响，并不更多地表现在那些急剧的（如军队生活中的战争）事件动作上面，而是化合渗透到大量的日常生活中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军队生活就是这样把许多来自天南海北、曾有过不同生活习惯和性格特点、的人归拢到一起，然后在一种共同的乃至是严格规范的日常生活中使人们趋向一致，进而使这种文化影响、培养出军人的气质和军人的性格来。所以，军营文化是军人的摇篮。
刘兆林从军队的日常生活这个角度切入军营文化这个课题。为了使这种文化现象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展示，他在小说的结构上有意识地选择了能够展示军队全部生活内容的时序结构方式。这样就极方便地在一年的时间内把从征兵入伍、新兵连的体验到送老兵、进入脚色、执行任务等军人所能接触到的生活内容都纳入描写，使得军营文化的色彩不致单调枯燥。在具体的描写上，刘兆林又冒着流于琐碎冗长的危险，注重写实和具体逼真，以求达到在看似平淡的生活面上反映出浓浓的文化氛围。例如小说写柳直初到部队时的认识感觉：他对军号声好奇，以为它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在这美妙的号声指挥下，他们出操，吃饭，看电影，听报告，甚至站队上街。“军人对于号声和队列简直就像家庭里的孩子对于爹娘，爹娘对孩子永远是管束着的。”“不站队列的时候也有无形的队列约束着。学习讨论，即使坐在床上也要坐得端端正正，不许扶什么，靠什么。被子需叠得四四方方有楞有角，说话要经过允许，上厕所要请假。走在队列里，鞋掉了必须喊一声报告，批准后才能出列穿上。早上起床号一响，几乎是刷地一声同时爬起来。晚上熄灯号一吹所有屋子里的灯光也几乎是刷一下同时灭的。”即是刚吃进嘴里的苹果，也必须迅速吞下或吐出，不许弄出一点点响动声来。这些严格统一的生活行为是军营区别于其它地方的重要内容。它看来似乎繁琐多余，可缺少了它，就不利于培养军人动作迅速统一、执行命令坚决等作风。在这些生活细节中，包蕴着军队生活的节律、韵味及特异的文化因素。
如果说上面指出的这些生活细节还只反映了军队中比较外在的文化现象的话，那么小说中对新兵经过训练之后正式编入连队、接替部分老兵的岗位这种交接过程中许多具体活动的描写，对军队逢年过节气氛与会餐情形的描写，对新老兵分别为了掩盖遗精现象对床单的处理方法的描写，对一位战士的家属来队时他的老乡表露出的那种欣喜亲情的描写，对不同部队的战士坐到一起时对自己部队的述说情形的描写等，都是注入了充分的思想感情内容的部队文化生活描写。在这许多的文化氛围中，军队生活既不失它的特点，那冷峻森严的风格又得到有效而巧妙的掩饰，给人以新奇，给人以温情，给人以多方面的影响。刘兆林在他的观察体验基础上，对存在于军营里的这许多生活现象是非常重视的。他不以为这是琐碎的生活小节，不以为这是简单的形式表现，而是把它视为这支军队传统作风的积淀，认为这是许多有效感情行动凝聚之后产生的相对普遍稳定的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的存在使军队生活更富有血肉，也更富有内在的精神和感情内容。对于它的研究和尊崇，在有的时候或许比推行一项政治工作还应重视一些。它同战士的心灵感情与行动更直接，更能影响军人的情绪。
诚然，刘兆林在《绿色的青春期》里对研究军营文化的贡献还仅处于提出问题和提供大量有效素材的阶段。毫无疑问，他提出的课题是十分重要的，他以形象化手段对这一课题所进行的论证也是相当深入生动的，但这距离系统的分析和理性的解说还很遥远。
《绿色的青春期》使我感到，刘兆林的小说创作有一种返璞归真的趋向。这部小说突出的纪实描写和以第一人称的叙述带来的亲切真实感，是很容易让人把它看成一部文学传记的。它比起刘兆林早些年的小说如《雪国热闹镇》、《黄豆生北国》等作品里那种明显的戏剧化情形来，给人的感觉就更加强烈。这一次的朴素文风固然是作家为了追求更加生活化，更能充分真实地表现青春期间的际遇和军营文化的凝重特点，但从其能把日常生活经历与生活现象描绘得如此富有内在的思想感情性和文学韵味来说，分明显示着刘兆林作为一个作家的老成和进步。
另外，自审意识的始终贯穿是这部小说与读者发生亲近感和厚重分量的重要因素。作家在回朔描绘过去荒唐年月里那滑稽的生活时，不无幽默与好笑的情绪表露，但他始终都不是轻松的。那些深深地刺伤了主人公心灵情感和虚度年华产生的痛苦和怅惘记忆，伴随了今天的审视成分，就更见强烈，尽管这种审视是隐蔽的，是一种幕后的行为。或许，正是由于这种透过一个人的自身经历对历史生活进行的审视活动，使刘兆林的小说跳出了“自我”的小圈子，具备了某种社会的、历史的意义并进而显示出自身的价值。
（199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