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创作技巧的追求，冯骥才一直是十分殷切的。从一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起，他就对此常用心思。他喜爱我们民族传统的写法，《义和拳》、《神灯》基本采用的就是古典小说的法式。但他不拘泥，也不在传统的写法上止步，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对以往的写法有所增益和丰富。所以，他很注意吸收别的有益的新写法。如前所说，《啊！》着重从人的感觉入笔反映现实生活。他还有一篇小说叫《他在人间》，则是通过一位盲人的听觉描绘别人的高尚行为。还有像短篇小说《老裘里和非非》采用童话手法。另外，他还常把寓言、杂文、讽刺作品的手法杂揉到自己的小说中，使得小说富于活气。然而，当冯骥才对于技巧的追求超越了文学艺术规律本身的界限的时候，也就出现了某些重技巧而轻内容的苗头。例如，1982年3月，他在《关于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通信》中提出“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这样的口号，原因也许就在于过分地看重了技巧。尽管冯骥才希望在“现代派”的口号下加进自己的新内容、新含义，可他毕竟缺少对“现代派”这个在西方社会已成为专门概念的分析研究，缺少从我们民族的传统、从创作的内容方面来看待问题，因之难免失之偏狭。他的小说至今还未有一篇是采用“现代派”手法写成的，这种情况表现了他的主张与实践的矛盾，也许可以从反面来论证主张的无力。
可以肯定，绝不止笔者本人以为冯骥才思想敏锐，艺术才能也是出色的。他常常可以由一个平常的现象中发现某种哲理，从普通人的身上发现带有一定意义的行为，并不很费力地把这些发现表现出来。这对于一个创作家来讲实在是一种再好不过的素质了。几年来，冯骥才正是凭借他的这种素质为我们写出了不少有别于他人他作的优秀作品并受到我们喜爱的。不过，就冯骥才自身的实力来说，就我们对他的期望来说，我们对他这两年的创作觉得不尽满足，好作品还显得少，作品的分量也还不够重。如果要找根由的话，我认为，除了作者接触丰富现实生活的行动减弱，使作品与时代、与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关心思考的问题沟通不畅外，对于小说写法、形式的追求过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感觉敏锐，长于艺术表现，创作力旺盛，这都是冯骥才的优点，可不知他是否意识到，这些优点在某些时候也给他带来了缺点呢？能由某一细小的现象、某一平凡人的行动生发开，发现有益的主题和有趣的情节故事，并把它迅速地表现出来，这固然是好事，可这是否同时也影响了作者从更广阔的生活面把握现实生活，发现更深刻、更带普遍社会意义的主题，以及通过对众多生活现象、人物行动的集中提炼塑造出更为典型性的形象来呢？在某些时候，化整为零的做法是正确的，但在创作过程中，也许聚石成山更能给人一种庄严雄伟感。在小说创作中，分散生活素材，把可能通过典型化手法写出较为凝重作品的题材淡化为数量多而轻泛的作品，这可认作不取之法。但是，还要在已经淡化了的作品中对形式手法的苦思运用超过了对思想内容的开掘，这也许就是有害的了。丹纳在谈到法国着名悲剧作家高乃依后来许多戏失败的原因时说那时，他过去观察到的活生生的模型在上流社会的舞台上不再触目皆是，至少作者不再去找活的模型，不更新他创作的灵感。他只凭诀窍写作，只记得以前热情奋发的时期所找到的方法。只依赖文学理论，只讲究情节的变化和大胆的手法。他抄袭自己，夸大自己。他不再直接观察激昂的情绪与英雄的行为，而用技巧、计划、成规来代替。他不再是创作而是制造了。”丹纳的这些话是精警丰富的，十分令人深思。我愿在这里把它提示给冯骥才，让我们共同深思。
也许是出于一种自身理性的驱遣，当我读到冯骥才的中篇新作《走进暴风雨》时，我对上面表述的一些粗浅看法更为坚定，而对于这篇小说的出现由衷地欣喜。《走进暴风雨》题材并不十分重大：一个工艺品总厂新落成了八间住房，在如何分配这八间新房时，发生了一场从工艺品公司党委领导到工艺品总厂所属的众多干部职工间的错综复杂、相当尖锐的矛盾斗争。小说通过对这场斗争的描绘，把现实生活中的多种矛盾、多种人物形象突出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你感到眼前生活推进的艰难和它必然迈步行进的情形。为了能住上新房，工艺品总厂的厂长关国栋（人称关老爷）和产销科长“王大拿”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人民的公仆，他们置全厂职工的意见于不顾，置他们领导下的群众生活艰辛于脑后，利用卑劣的手段同公司工作组人员串通一气，演出了一幕幕可耻的然而又是毫不掩饰、毫不怯懦的活剧。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生产，这些人无能而又专横；为了自己的私利，却十分的用心精明。他们为了占房子，先是谋图私分，再是无耻的狡辩，后来干脆就公开抢占了。两间房子的利益竟使这些人丧失了连一个普通工人都会有的理智和行为而堕入泥沼。自然，关国栋他们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全厂职工的意见毕竟是不能小视的，何况还有一个新上任的、能够带领群众与不正之风、卑劣行为进行坚决斗争的公司党委书记贺达存在着。贺达本人并不是什么神奇的人物，但在经过同关国栋等人的较量并彻底取得胜利后，他的形象高大起来了。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无私的凛然正气，看到了党同群众关系、利益的密不可分。贺达没有回避矛盾，更不会屈服。他从严肃、深入的调查研究入手，最后以正义性和群众力量的结合击败了对手，赢得了人们的欢呼。作品中火辣辣的斗争情景、不同人物思想性格的变易让人爱读，引人深思，给人以勇气和信心。小说某些地方还存在着因细腻而延至琐碎、粗细的交叉还不尽适当的缺点，但它仍不失为有较深意境和突出形象的图画。中央电视台迅速将它改编为电视剧，摄制成后立即演播，也许不是偶然的事情。别林斯基认为，“在构成真正诗人的必要条件之中，一定非包括有现代性不可。诗人比任何人都应该是他自己时代的儿子”。我想，《走进暴风雨》所以获得成功，正是冯骥才作为“时代的儿子”，艺术地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生活一翼而取得的吧！
一般说来，常常引起读者关注的作家作品总是有其自身特点的。冯骥才也是被人们时常关注的作家，那么他的自身特点又是什么呢？
在谈论作家创作个性时，常有人忽略作品的思想性而侧重艺术的表现方法，单就艺术性论个性，这实在是一种片面的做法。所谓作家的创作个性绝不单指作者采用的各样艺术手法，它还在更大的程度上指作品是怎么艺术地表达了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某种见识。离开了作品的思想性内容，艺术性就变得抽象玄虚而无所归依了。不谈孙犁对冀中人民那种真挚的厚爱感情，怎么谈论他的艺术个性？要阐述《创业史》的个性，难以设想可以不去考察柳青对当年合作化运动中生活人物的认识和见解。正是基于以上意见，我以为，冯骥才小说的个性特征首先在于它认识社会生活的独到和深刻方面。冯骥才小说的新鲜感并不全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上，而多体现在思想内容方面。《铺花的歧路》、《啊！》在帮助人们认识“文化大革命”的生活方面，我已在前面的分析中指出了它们的独到深刻之处，不再赘言。《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在反映落后习惯及思想愚昧给一对夫妻生活造成的痛苦时表现出的新颖构思和深沉内涵也是自不待言的。另外像《早起跑步》通过两个男女早起跑步的不同目的和态度揭示了高尚和无聊的两种人生观，《跨过高度》从一个跳高运动员的经历表现出宽广的胸襟及满腔报国热情对创造好成绩的促动作用等，都是富于深意的。
善于揭示人物内心的丰富情感，刻画人的灵魂世界，也是冯骥才小说的突出特点。白慧痛苦灵魂的一步步展现，吴仲义恐惧心理的描绘，贾大真阴毒内心的剖示，肖丽感情世界的矛盾和斗争，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无可奈何于他们周围无故的传言、叨咕、讥笑时的复杂心情等等，都是这一特点的明证。冯骥才画灵魂的特点还在于他不是静止地表现各样灵魂的颤动，他致力于揭示造成这种颤动发生的根源和变易，从而使这种对人物灵魂的揭示更有利于作品主题的深化和形象的塑造。例如《雕花烟斗》里的画家最后得知老花农故去还让儿子送来凤尾菊的消息时，内心的那种自责和思考之情多么准确地表现了他思想感情的升华和老花农心灵的美好。《爱之上》中写肖丽看着靳大成即将离她而去内心的那种矛盾痛苦情状，在作者的笔下被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啊！
冯骥才小说的构思十分机智，他不一味地追求作品内容的表面丰富性，不企图以事实的罗列加重作品的分量和深度，而是善于捕捉容量大而带有典型性的细节着力开掘、艺术处理。《铺花的歧路》从白慧在打过女教师后蓦然产生的惧怕和很快意识到罪过而感到的悔恨入手，探索她灵魂中的悲剧根源，让读者在她个人悲剧中看到社会的责任，进一步正确认识社会生活。这就比某些大量地、机械地罗列“文革”中惨不忍睹的现象要巧妙有力得多。《啊！》更是抓住一封信做文章，结果是假戏真唱，取得了异常强烈的效果。冯骥才在构思作品时很重视结尾，他说过，“我的构思习惯是，还必须有一个好的结尾。我以为结尾比开头重要得多。一件艺术品成功与否，很大程度在于它最后的丄作虎否恰当。最后一句台词，最后一笔油彩，尾声等等，最容易成功和最容易失败之处往往就在这里。”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我们理解和感受他作品的钥匙。冯骥才的小说结尾常常有爆发力，让人在突然出现的惊奇、欣喜、感叹中增进了对生活的认识，寓意深长。《铺花的歧路》的最后，白慧难以承受内心痛苦的压力，似乎就要自绝于人世时，常鸣出现了，冤家的谅解及情人的呼唤给她以开始新生活的勇气；《啊！》的最后那封使吴仲义受尽折磨的信的重新出现，《雕花烟斗》的最后给画家送来菊花的不是老花农而是他的儿子，《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的最后人们常看到矮丈夫高高举起的伞下那个谁也无法填充的空间画面等等，都是颇具匠心的。李笠翁在谈到戏曲创作时曾说：作品的开头要使人“一见而惊，不愿弃去”，而结尾则是“最后一瞥”，“执卷留连”，如“临去秋波那一转也”。冯骥才小说临去“秋波那一转”，有时实在是动人的。在这些地方，我们也许能看到马克吐温、欧亨利等人作品对他创作浸润的痕迹，可这特点毕竟还是冯骥才自己创造出来的。
读冯骥才的小说很少有沉闷的感觉，这除了敏锐的观察和思考、机智的构思情节外，语言的生动形象性也是重要因素。冯骥才曾是个说故事的能手。有段时间，由于文化生活枯燥，他家中近乎变成了说书的场所，主讲人就是冯骥才自己。由于这种口头文学活动的影响，他的小说比较口语化，节奏感也强，毫不拖泥带水。时或出现的一些议论多带哲理，幽默的讥讽、冷峻的嘲弄也是常有并十分贴切的。冯骥才又长于绘画，他临摹的张择端的长卷《清明上河图》堪称精制，被行家誉为“简直达到了乱真的地步”。绘画功夫对他的小说以十分有力的促进，使他在小说的描形绘物方面有极大的方便。他小说中的环境、人物容貌多不是借助于抽象的叙述介绍，而是赋予清晰可视的形象画面，很有立体感。这情形在《神灯》、《雕花烟斗》、《早起跑步》、《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作品中体现得最突出。
冯骥才曾写道，我最后走上文学道路，“就如同一个迷途在外的游子，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故居；如同一个游入大海的一条鱼儿，得以自由自在的翔游。”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他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对自己能从事这个事业所有的欣喜之情了。
冯骥才，1942年2月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省慈溪县。他自小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舒适的环境和优厚的生活条件使他的体格和心灵自小就得到良好的发育成长。少年时期，他喜爱美术、文学和球类活动，结果在这二条战线都留下了清晰的脚印。1959年，当他还是天津塘沽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学生时，他的一幅题为《夏天》的国画就在全市举办的中学生美术作品中获奖。（1980年，天津美术界为梁斌、冯骥才、辛一夫举行作家画展，冯骥才的不少画作得到观众的赞赏。至今他还没有放弃对绘画的实践和追求。）他本可以、他也热望在美术的园圃中勃勃生长，可惊人的身高却使他在高中毕业后成为天津市篮球队的一名队员。然而不幸，他在一次球赛中受了伤，在教练员、队友们十分惋惜的情境下离开球场，走到一家街道办的书画社从事古画的仿制工作。在这里他接触了大量中外艺术珍品，进行了更多更有益的美术创作实践。他喜欢外国名画，更热爱我们民族的传统艺术。有一段时间，他突然迷上了天津民间艺术，不惜花费许多精力收集铜器瓷具、古市瓦当等，至今他的珍藏还令人羡慕。然而，“文化大革命”轰毁了他正在深入的道路，猛烈的灵魂激荡使他改道文学创作。冯骥才把他事业上的这几次转变称为“三级跳”。
冯骥才的这个“三级跳”自然不像运动员那样是在一瞵间完成的，它经过20多年的漫长时间，其间有欢乐有惆怅，也有悲凄和艰辛。然而，他毕竟是跳过来了。如今，所有的那些经历都在无形地影响促动着他的创作。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一个作家来说无疑是蕴藏丰富的矿井，它必将十分有力地丰富作家的创作。但是，重要的还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价值，取决于他们把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真实愿望表现何种程度。”在我们这个历史的新时期，时代的精神和民族的愿望就是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在这样一场伟大斗争中，一定会有诗情，有文学家想找的典型人物，也有丰富多采的戏剧化故事。我想这样的宏伟斗争，对冯骥才这位有才能、有抱负的作家是会有吸引力的。我们期待着他更好更多的新作。
当我们从冯骥才创作的源头走到这里的时候，沿途的高山巨石、涛声浪谷都已成为过去。这些或许还会长久地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可它毕竟是过去了。如今，抬头远望，山高水远，冯骥才前头的道路还很长，艰难的行程将继续考验他这个弄潮儿。也许弄潮儿的困惑、欢乐是一个旁观者难以深切体会到的，对他的议论自然难免失当，但这个旁观者期望冯骥才能击风破浪、大步向前的心情还是炽热的。
（1983年7月一12月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