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报告文学创作的阅读与理解
报告文学在文坛的崛起已不再是一个新的话题。多年来，当人们一次次地被那些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吸引、触动、感染的时候，报告文学就如同高山一般鼍立于人们面前，令人仰止。然而，人们真的认识了报告文学吗？人们真的充分掌握并发挥了这种文体的特性和作用吗？要回答这些问题，还真让人感到迟疑。比起生机勃勃的报告文学创作实践来，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是迟暮而苍白的。但是，谁又能够否定，正是这种理论研究的欠缺或薄弱，恰恰为报告文学创作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呢？自然，这不是为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苍白开脱。只是说明，报告文学创作的实践业已走到了前头，它事实上已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充分的可能性。
我们需要认识和把握报告文学的现状。
我们更需要认识和理解报告文学自身的特性与独有作用。
近两年多来，报告文学创作虽然失却了前些年那种如潮似海、惊雷震天的现象。但它偶尔在文坛掀起波浪，依旧使人感到它强劲的生命活力。报告文学的生命在于它严格的真实性原则。失去了这个铁一般的原则，报告文学本身就无法存在，因为现实性和文学性正是依赖这种真实性而发生作用的。但是，仅有新闻式真实性的存在和现实性、文学性的扶佐，并不一定就能使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富有活力，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和作用。那么，能够促使与激发报告文学生命活力的因素是什么呢？我以为，正是那种站在时代生活的前沿，在对现实的矛盾冲突及事件人物作及时报告的过程中，把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和敏锐正确的思考判断贯注其间，从而使作品不只是真实事实人物的艺术再现，同时也是一种认识和思考的迈进与升华的创造性活动，才能为那些写实的文字注入生机，使它们在思维或情感方面具备时代的烙印，处于时代的前列。报告文学不应是新闻消息的扩充，更不应是现实生活事件人物的简单文学再现。报告文学是扎根和立足现实的一种文学式创造。因之，那种只满足于对现实的存在作出报告而缺乏伴随时代进步作理性张扬的做法，不能说是真正认识并很好地发挥了报告文学的特性和作用。至于那种把报告文学机械地视为一种宣传工具（如不少自称报告文学实际离报告文学相差甚远，被人们称之为“广告文学”的文字，使它仅限于对某种既定概念的演化，对某种结论作出注解的要求，更是对报告文学的一种误识和偏导。缺乏对现实生活事件或人物生发开掘、缺乏站在时代的高度对生活作出前列思维与判断的作品只能是平实的，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前两年，读者之所以对宏甲的《无极之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发生兴趣，给予赞扬，除了作品真实生动地描绘了无极县委书记刘日这个为民造福、敢于开拓的年轻干部形象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在刘日的身上有不少时代生活的折光。刘日为官不仅以勤谨为足，而且他长于思考，勇于坚持正确主张，不甘当一个拘谨机械的、平庸的小官僚。他可以到监狱中招聘人才；他能够在基本定案的情况下又经过自己深入的调查了解改变一个被冤枉且已判了死刑人的命运；他对于科学的尊重和作风的民主等不少行为，都明显地区别于过去人们心目中的那种好干部形象而带有新的意识、新的作派。因之，人们从刘日的身上既看到了清廉这种传统的好官行为，又见识了一种富有创新、朝气昂然、颇具现代生活意识的新官形象。人们从刘日的身上发现了美，同时也在他的身上生出了希望，对未来产生了信心。《无极之路》的作者若是忽略了刘日身上这些分明的时代色彩，那么他笔下的刘日最多不过是个好官；作品对于今天的现实生活来说，也就不会发生这样大的影响了一尽管我们仍然渴望有更多的好官。
希望和要求作家对生活有理性的透视，作前列思维，并不是倡导作家脱离现实生活实际，脱离具体事件人物去做理性的畅游。而是说，作家不应被具体的生活所局限，应当超越生活，洞悉生活的发展并明辨未来的趋向。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这与其说是新的要求，还不如说这是对传统的继承更加妥当。报告文学这种新型的富有战斗性的文体自它发生的时候起，就是立足于现实社会生活，在繁复的矛盾冲突中以及时准确地报告事实而主持公正、伸张正义、扶助良善、追求光明和进步为其宗旨的。因之，好的报告文学作品从来都不是只对生活现实做平直观照，只是机械地传递生活现象，而是渗透着深沉的思辨因素，闪烁着理性的光芒。对于报告文学有着奠基功勋的捷克作家基希的那许多揭露报告法西斯罪恶的作品中，就强烈充分地体现着这种事实与理性渗透溶合的特点，从而使其作品不仅在材料的采访收集上具有许多参考价值，并且在理性精神上也给读者以有力的冲击和影响。在我国的报告文学创作历史上，这一传统同样体现在许多着名作家的作品中。广为人知的夏衍的《包身工》不就是在对严酷无情的包身工生活的描绘中，深刻形象地揭露了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被压迫者的苦难现实吗？作者在《包身工》的最后这样写到不过，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可推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鬼。这带有结论式的话语正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十分艺术地揭露嘲讽了当年统治山西的军阀阎锡山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怎样不择手段地把太原变成一座“死城”的情形。作家直白地描述太原城内寒冬般的军阀统治，表现“春”是如何地被关在了城外，又以对“春”的深情怀念的曲笔寄托和反衬渴望正义的强烈心声。在许多反映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里，无论作家描绘阴云密布下的抗争，还是胜利的进军，都不乏对光明和理想的执着追求，透射着精神的光华。报告文学创作中的这种借重理性思辨以增强作品容量和作用的传统此后亦为更多的作家所承继，并不断地表现出庄严深沉的美。李鸣生的《飞向太空港》（见《当代》1991年第1期）是以大气之笔报告我国首次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的事，又借此巧妙地回溯我国航天事业艰巨历程的作品。在叙事写人方面都有不少精彩之处。但更使人感兴趣的，还在于作者透过这一次中美双方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认识和理解了人类隔膜的尴尬与不幸，又切实地从这次成功的合作中意识、并感到由合作走向相通、相知的必然性，从而生发出渴望人类共同努力与合作、寻找人类新家园这样的深情愿望。这种富有浪漫性的向往，今天或许离人们的实际生活还很遥远；可是，在这种愿望中，那理想的、美好的光束却使人的眼界为之开阔，心胸为之明朗，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这一美好愿望的确立就像火箭卫星一下子脱离地球引力冲向太空变得灵活自如似的，是一种分明的超越思维与构想，显得明丽而潇洒，格调高雅而不虚幻。“寻找人类新家园”这个命题的提出同时为李鸣生自己报告的航天科学事业投射了艳丽的光束，亦为那些多少年奋斗、拼搏在这一事业中的人们镶嵌上了庄严而永不磨损的徽章，自然也使自己的报告文学超拔脱俗、光华逼人。事实在理性与精神的观照下得以生发；理性与精神又因为坚实的事实基础而显得壮丽深沉。
优秀的报告文学对于读者来说不只是见识的增广，同时也应是心灵情感的洞明。它可以改变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理解，也往往影响或改变社会的知觉。理性精神、超前思维应该是优秀报告文学所不能或缺的成份。可惜，在很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此似乎认识和理解不足。1937年2月，茅盾先生发表于《中流》上的《关于“报告文学”》被认为是我国报告文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在这篇着名的文章中，茅盾先生指出：“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题材是发生的某一件事，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就同亲身经验。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一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等；但报告和小说不同，前者是注重在实有的某一事件和时间上的立即报道，而后者则是作家积聚下多少的生活体验，研究分析得了结论，借创作想象之力而给以充分的形象化。小说的故事，大都是虚构，不过要合情合理，使人置信。报告则须是真实的事件。”茅盾先生精辟简明地指出了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阐述了写作实践中应当解决好的关键问题及各种关系。但是，茅盾先生似乎对报告文学写作中的理性精神关注不够，涉及较少。尽管他也讲“报告”作家要对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可究其意仍在“立即报告”这个思维范围之内，好像与我所强调的理性精神和超前思维不同。提出这样的问题当然意不在责怪先贤，而是深感茅盾先生的文章影响深远，只求借其威风申张一下自己对报告文学创作中理性精神的看重和推崇罢了。
其实，任何一篇报告文学的产生都不可能缺少理性思维的影响。从题材的选择到报告过程中的具体描写，都无不受作家思维的指示。但这种理性和思维的存在及作用并不能替代我所倡导的那种理性精神和超前思维。平常的理性和思维多讲是什么、怎么样，而超前的理性精神和思维却要在讲是什么、怎么样的同时还告诉人们为什么、应当怎样。这其中是有不小区别的。正是这种区别把优秀和平庸的作品拉开了距离。不少的作家作品在捕捉题材方面不无敏感，在报告和描写方面也并不笨拙，可就是在对生活对象做理性观照这个重要的地方上不去，在应有超前思考的时候感到乏力，以致使很好的题材未能得到有力的开掘，在平泛直观、就事论事的状态下失去了本应产生的作用。对于更多的读者，马役军或许还是个比较陌生的名字，可就是这个步入报告文学创作时间不久的马役军接连写出了超俗的力作。他的《婚姻大世界》（见《当代》1990年第2期）在改革的大背景下透视涉外婚姻的现状，辩证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如何地影响了人们的婚姻观念，而婚姻观念的改变及实际状态又是怎样适应或利用着改革的环境。作品视野开阔，见微知着，既肯定了那些纯洁感情的超脱与升华行为，又鞭笞了那些借着涉外婚姻这一特殊的渠道沉沦了道德及肮脏的交易。“婚姻是个大世界”，马役军从中看到了中外文化的差异、生活环境的区别及在这种差异区别影响下人对感情、婚姻的不同理解和态度。在1990年的报告文学中，《婚姻大世界》是有广泛影响和读者的作品之一。1991年，马役军又发表了《黄土地丨黑土地》（见1991年《当代》第5期这是一篇从宏观角度报告我国土地流失以及人们在认识、利用土地问题上存在着肓目性及混乱情形的作品。作者勇于面对严峻的现实，把土地上发生的种种有关土地的矛盾冲突、惨烈景象描绘得具体而生动，进而使人们意识到这一有关生存基地的问题的尖锐和迫切性。然而，马役军并不在此一点上停步，他面对这许多足以使人惊诧的现象不只发出响亮的呼吁，提醒人们爱惜每一寸土地，合理开发和利用每一寸土地，而且他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自己似乎接近一个土地专家，从理性的分析入手，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提出了许多有助于人们认识并利用土地的见解，使人长知识，心灵开窍。国家土地局领导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土地管理部门的干部认真阅读这部作品，提高土地管理的新意识、和水平。理性在千疮百孔的黄土地黑土地上光华四射，同时也让一部报告现实社会生活状况的报告文学作品具备了理论的价值和长远的作用。可以说，在土地问题上，马役军的思维是超乎许多人之前的，他对土地的见识比许多人都要更接近准确。所以，他的思维及萁成果若得以宣扬，无疑会改变不少人的土地观念和利用土地的行为。这就是理性精神的作用，它可以深入到具象的生活不可能达到的地方。送给人一个生存的方法远比送给他一块食品更有效果。报告文学创作中的理性精神和超前思维正是带有方向、方法性的成份，它的有无或程度的不同往往显示着一位作家的修养和作品品位的高下。基希说真理是艺术最上乘的原料”。（见《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倡导报告文学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扇动理性的翅膀，进行超前的思维活动，目的在于鼓励作家追求真理、探索真理，从而为自己的作品增进优质的成份，使其走向更加艺术化的天地。任何科学的发展与社会的迸步都有赖于对未知世界不断的认识和适应。报告文学自然应当承接这样的历史责任。
报告文学创作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审视，也是一种认知。审视需要选择和判断，认知在选择判断之外还需要理解和热情。但是，不管你如何动作，报告文学作家都必须使自已置身于现实生活的海洋中，用自己的心灵、情感去体验生活。用自己的眼光看取生活时才能够启动创作的闸门。离开了现实生活这块坚实的土地，报告文学就无以维系，会变得飘浮而疏淡。生活是一个五彩的舞台，生活是一个纷纭的世界。因之，报告文学在看取和反映生活时也只有采用多种视角、多种方法才可能接近生活的原貌。对于一位报告文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设法逼近生活的现实一那些足可以反映或代表生活本质的真实。在评判一篇报告文学时我们只应看其接近真实的程度如何，而不必去计较它选择了哪一种真实。真实总是本质的外延，真实性是报告文学走向社会和读者最根本的基点之一。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上的报告文学总会具备某种诱惑和魅力的（当然层次有所区别）。人为地强调或限制作家只能去接近这种真实生活，排斥其它真实生活，是违背生活实际和科学艺术规律的行为，对于报告文学创作自然也是一种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