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我把自己的热情和爱意投向这几位作家作品，并不是因为这些作品依归了那些成功的范例，而是在于它们所报告描写的军队生活强烈地触动了我。除去这主要的一点外，在表现的方式方法上，我更重视的地方不在于手段，而在于编者和作家们坚定地从具体题材内容出发选择道路方法的志趣和行动。他们不去众多的人群中找寻自身，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因把自身汇聚于人群之中而淡化、而模糊，反倒是因为孤独而突出了。
生活的舞台五彩缤纷，文学的剧场也不会永远演出一个剧目。报告文学创作在得到读者的击掌之后，走向清寂的趋向从1989年就已显示出来了。活跃时的击掌固然不是多余，可清寂时为其再度出台献策就更是需要了，尽管这十分不容易。
在读过《昆仑》一年的报告文学作品之后-正如前面说到的那样，这些作品是在报告文学创作露出退势时出现的一难道耷们的存在和实践不能给我们思考报告文学创作的今后道路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吗？当然，报告文学的退势已非作家们的一时努力可以扭转，但是对以往的鉴戒终归不是多余。那么，我以为可作为鉴戒的至少有下面几点：
首先，真诚地从社会生活现实中发现题材，把对于事实的尊崇置于最高的地位，在真实中求发展，在事实中找寻理性和情感的升华。
对于社会生活的真诚，这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作家作品都应持有的根本态度。也许可以说，失去了这种真诚，无论是褒是贬都不可能产生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来。报告文学是最直接坦率地面对社会生活的文学形式，装假的行为对它来说是致命性的伤害。几年来，在数量相当大的报告文学作品中，真诚有力之作不在少数，但缺乏真诚的矫造之作也并非少见。当反映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受到大家重视的时候，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些为问题而问题、为理性而理性的作品。面对这类作品，自然不能指责作者完全的无依据，但不应掩饰的是，有些问题确实被作者夸大了，有些局部性的现象被扩展成全局性的现象了；或者说，把偶然性的东西视为必然，视为普遍的现象。这种一窝蜂式的创作现象既掩埋了那些真正反映了实质性社会问题的力作，也同时在创作、在社会生活中造成了某些混乱。这种创作现象之所以会出现，毫无疑问，问题出在作者对生活缺乏全面准确的认识一环。生活中虽然会有许多相似的现象，但即是这些相似的现象也包含着相异的成份。因之，如果作家们在这些相似的社会现象面前稍有忽略，看不到那些相异的部分，甚至主观地使之适应某些既成的观念，那么对其提出对生活准确认识的要求就十分困难了。这种建立在不确切生活现象基础上的作品自然也就失去了对生活的真诚而流向矫造，不管作者怎样地修饰，也无法弥补其致命的弊病。在对生活的真诚态度上，《瘦虎雄风》、《大势》等作品显然是无可指责的。杜守林在面对军队生产经营这种行为时所具有的不安情绪，中夙在发现旧的国防观念、战略构想及治军方策在众多将军们共同的冲击修正下有可能成为一种历史现象时的窃喜心态，还有张嵩山、王友齐、李荃他们在那些具体鲜活的军队生活、军人心灵情感面前所流露出的情绪，都会让人感到一种来自心底的交流情状。这相较于那些缺乏深厚生活基础而依赖也许是机智的手段反映问题、人为地升华理性的作品，或许还有迟暮笨拙之嫌，但它毕竟是易为人们所接受。在我看来，一块真正的石料比起以代用材料制作的工艺品更富有价值，虽然后者也不妨作为观赏的对象而存在。
其次，树立良好的文风，去掉浮华之气，朴素地报告生活的真面貌。消除形式主义的牵扯，在追求确切描写中创造独特的个性。
报告文学旨在准确地报告和传递社会生活真实对象的状貌和所包含的各种内容。所以，尽管作者可以在这种报告的过程中努力创造某种更富于个性化的方式，但这种创造最终不能越过生活对象本身而变成一种天马行空式的杜撰。在近些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文风恶劣、失于浮华冗长之态的作品日渐增多，读来使人不免厌烦。不适当的运用全景描写手段，片面地追求宏阔厚重的格局，游离报告对象故作高深的思考和罗嗦唠叨地卖弄才华等等现象，都在不同程度地袭扰败坏着报吿文学的朴素文风，影响了对生活对象做更加坦诚率真的描写。本文涉及到的几篇作品甚至也未能完全地排除掉某些冲击波，使自己变得更个性化一些。不必讳言，《大势》所采取的广视角与全局鸟瞰的结构是一种适当的选择，作品有宏阔似海浩荡如潮之态，但其中也不乏虚弱铺排的毛病，对少数几位将军的报告就明显的内容苍白而成为多余之笔。《星辉》以不少精彩片断连缀而成，作为短章不失为佳作，但从整体角度视之，就不免有松散牵强之弊，因为它缺乏像《大势》、《瘦虎雄风》那样有一个可以连起各面的内核。《中华之门》的内容真是厚重丰富得很，可惜作家的报告似乎过于铺排平实，以致使人有冗长杂乱之感。我之所以这样直言这些作品之疾，当然知道它无损于作品的整体风貌。自然，一篇作品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远不能说明它的文风如何，但这些缺点若是对别的作品同样缺点的重复，那就不妨从文风方面分析一下了。
报告文学的个性风格是自作家选材就开始发生作用的。如果忽视这一点，单从形式上看问题，简单地模仿别人，硬要把一个池塘扯成一个深沉宽阔的湖泊，强行地让一位本来单纯的人变得复杂起来，认为作家的主观可以左右对象，形式可以改变对象，那么就只有深陷到形式主义中，而难求个性特色了。我们的报告文学看似眼花缭乱，其实细分不过几类。为什么各不相同的社会生活对象在作家的笔下竟变得类型化了呢？原因或许就在于作家写作时无意中抹煞了对象的特点而使其服从了作家自己对某种类型作品的爱好。多年前，笔者访问小说家陆文夫，谈起他作品的风格。他说：别人说我的小说有别致的风格，问我是何以追求的。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只知道，我忠实地描写了生活人物，是这些相对稳定范围中的人物的生活及行为促成了我小说的特点。风格不是追求来的，而是在忠实于生活的描写中自然形成的。这些见识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或许更有启发。不必对某种成功的形式表示过多的热情，还是更加深入地去认识、表现你所要报告的对象吧。
再者，放弃世俗的兴趣，高扬文学的纯洁品性，使报告文学脱离庸俗的泥沼，展露其庄重的容貌。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报告文学这种原本严肃庄重的文学形式竟被卷进那种满足于少数人的私利和世俗兴趣的浊流中了。写一点名角的私言轶事，描绘一些带色的性爱情节，说说玄妙的人情世态或为人鲜知鲜见的畸型人与事，大有搜尽神州为求一异的趋势。在此种风潮来临的日子里，报告文学创作被污染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被少数人当成了钩起读者兴趣的诱傅。真令人为之痛心，为之叹息。更有甚者，报告文学被有的人视为树立功名、追求利禄的工具。商业性的交流冲撞着报告文学纯净的面容，有时竟把它涂抹得十分丑陋，搔首弄姿，媚态可掬，令人无法忍受。
我们不能容许报告文学纯洁庄重的品性再这样受到加害。不要再让这些所谓的报告文学作品败坏了原本严肃庄重的报告文学的声誉。绝不是因为笔者主观上对《昆仑》这家杂志有什么偏爱，而是因为编者们严肃的办刊态度使我钦佩。他们编辑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当然不是篇篇都精彩。可是，谁能从他们编发的作品中找出上面提到的那种丑陋的东西呢？因之，作品固然是作者写的，但对一种创作现象的推动和遏制，编者是有着很大的作用的。好在，我们有不少像《昆仑》这样的刊物和编者。因之，何愁浊流不除！
住笔已有多时。在此借品评《昆仑》1989年几篇报告文学之机，写下了一些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看法与感受。
（1989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