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型文体的出现决不完全是某种新形式的创立。伴随着这一形式的产生，必定有着不少的时代社会因素和主客观原因的。赋之出于汉，诗之盛于唐，若是仔细分析研究，这决不仅仅是个文学形式的转换问题，它们各自表现着那个时代的特点和人的精神。报告文学的产生也有着明显的时代根源。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这个地球上正经历着复杂而激烈的各种战乱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较量，两次世界战争爆发。在这样一个多变而匆忙的时代，人们需要了解更多的消息，也需要更多的参与世界生活的方式。在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形式让人感到它与现实生活的某些间隔，新闻消息也满足不了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和参与欲望的时候，报舎文学就出现了。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一方面借重文学认识和理解生活，另一方面，人们又总是不断地寻找着最能表现生活的形式与手段。报告文学就是人们这种寻找的结果。报告文学的埤规为文学接近和表现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也为作家参与社会现实开辟了崭新的阵地和有效的渠道。这些都是报告文学产生的主客观原因。
报告文学又是一种带有作家鲜明主观意识和倾向的文学样式。这种主观意识和倾向性既反映在作家作品对真的追求方面，也同时体现在作家对真理、对正义、对美和善的追求与维护行为之中。基希称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除了指它必须经受真实性的考验之外，也包含着报告文学作家在追求真理、正义与美和善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雨及各种打击。因之，只了解报告文学的文体原则而不了解它在创作过程中存在的这种“危险性”，只把它当成一般的文学形式来对待，那并不是全面地理解了报告文学。
日本人川口浩说在溶矿炉喷着火焰，兵工厂生产着最精巧的杀人机器的现在，什么星啦紫罗兰啦的故事，已经变成了时代落伍的作品。”而敢于面对现实的报告文学却成了动荡、变乱、转折时代备受人们喜欢的文学样式。基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成为报告文学大师的。基希认为具有社会意识的作家承担着双重的任务，即斗争的任务和艺术的任务，但他如果只限于从事他的艺术或者他的斗争，那么这双重任务将会因为单打一而一无所成，两方面都会没有效果和价值可言。”不为斗争而放弃艺术，也不为艺术而放弃斗争。这就是基希的文学观。基希就是遵循着这样的观念走向社会的现实斗争，走向文学的天地。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基希来到中国实地考察。他用自己亲眼所见的事例写成了《吴淞废墟》、《纱厂童工》、《南京和红军》等作品，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和童工的悲惨生活及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这些作品后来结集为《秘密的中国》在柏林出版，可在它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时候，就被纳粹党魁戈林列为禁书而遭到查抄、焚烧。1935年，在巴黎保卫文化大会上，基希在他的报告中谈到自己三个月前的锡兰之行。他说在这个岛上，从10月份到3月份，岜有4方秦爷儿童死于疟疾和营养不良，有80“的儿童由于营养不良而上不成学；上成了学也得每天挨白人的鞭挞；那里的土着人找不到职业；那里的人们不少咬啮树叶和草根。可是，有关这里的书刊和官方的导游册子和宣传品却对此视而不见，竟然都在写着珍珠形岛屿的旖旎风光，海洋的碎浪，古堡废墟的光怪陆离的灿烂文化等。”艺术家的良心、强烈的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的力量催动了基希的神经和心灵，使他对此不能无动于衷，遂挥动起报告文学之笔，为不幸的人们发出深情的呼喊。在我国，1936年4月出现了夏衍的《包身工》，此后又有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两位作家对罪恶的包身工制度和阎锡山反动政权的揭露都是他们正义之情的表示。
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这样的人一他屈服于事实和真理，而不向权势和虚伪谬误妥协；他崇尚正义的激情与鞭笞邪恶的精神力量一祥强烈；他追求进步与抨击落后的行为同样坚决；他应当是为了光明而不惧涉险，置身阴暗又不消沉气馁的人；他应当是精神的先驱、斗争的勇士，是高举着报告文学大旗为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明冲锋陷阵的尖兵。基希是这样的人，中外不少报告文学作家也是这样的作家。报告文学如果缺少了作家们的巨大的人格力量，只剩下那些看似符合具体严格文体要求的一般内容，那就不免会露出绵弱苍白之态了。
报告文学这种文体自然也是渐渐成熟起来的。起先，因为它借重于报纸这块阵地，又多由新闻记者写作，所以它开初的形态很接近于旅行见闻或速写，只不过比一般的新闻消息更丰富、更富于文学感染力。基希的不少作品在这一点也有突出的表现。像《怒吼的新闻记者》、《广场奇闻》、《墨西哥漫游》这些作品集，仅从题名就可以看出其特点了。基希称这样的作品为“艺术的文告”。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报告文学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运行发展着。它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游记体；二、战地报告体；三、人物通讯体；四、事件报告体；五、带有研究性的散体式报告。这时候的作品尽管在真实性上与其它文学形式划清了界线，在传递方式以及篇幅上也同新闻消息不一样了，但同时也因其零散波动的状况而未能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式。长时间内，报告文学多为记者所掌握。记者总是行色匆忙。他们尽管有才华，有好的题材，但因本职工作的限制和对文学形象化手段的生疏，不可能更多地从文学或文体的角度做更多的探索，结果使许多作品成了“急就章”。那些加入到这个行列的作家又因社会的不安定破坏了他们清静的心境，常常出于愤怒更着童报告文学的宣传战斗作用，强调它的直接服务性和现时性，这样又在可以使报告文学的文体趋于稳定明晰的时候失却了机会。在我国，报告文学多年不能独立于世，跳不出人们把它视为散文之一种的框框，同以上这种影响关系极大。
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迅速给读者以清晰的印象，并把自己独立的文体个性显示出来。这当然是作家们充分地尊重了报告文学的文体要求，但重要的还在于作家们的创作个性、创作权利得到尊重，得到了自由。作家这种主体的新生反过来又促进了报告文学文体的独立。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新时期开始时为众多读者叫绝的领头之作。它的成功除了作家生动形象地叙说了陈景润的艰辛经历和科研活动之外，还在于他较早以报告文学为手段把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讲得如此富有文学色彩，不但匡正了强加于陈景润身上的不实之辞和轻慢语言，而且大胆而艺术地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惨重劫难做了在当时环境下可能的否定性描写。从这里，人们看到了报告文学的魅力和力量，也看到了报告文学作家的人格和作用。此后，好作品不断出现，一大批读者熟悉的优秀作家作品纷至沓来，进一步强化了读者对报告文学的见识和感受，也更鼓励了作家们创作的积极性。由于作家们的努力、读者的热情与文学界的重视，报告文学再也不是可有可无、被人小视的文学角色了。
从文体演变方面观之，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首先打破了过去那种狭窄单一的题材内容形式，不再是纯粹的热情讴歌和颂赞，也不再是英雄先进人物的事迹报吿，而是靠着真实的力量、靠着真诚和尖锐的评判把褒贬兼容在一起，从而强化了真实的作用和作家的独立性。读者在这样的作品中看到了全面的生活，更看到了潜隐于生活现象背后的那些复杂、沉重的思想内容。报告文学在题材内容及写法上的巨大变化，使报告文学变得成熟庄重起来，性格也格外分明了。
与过去的报告文学作品相对照，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有这样的特点：
1作家有分明的文体意识和创造自我作品风格的欲望。不少作家确实在这方面成绩卓着。
2作家们写人纪事时，不再是简单地直观描写，或按既定的结论图解，而是从社会、从复杂人生的多角度测定中进行辨识与界定，更重视人物、事件中包容的思想及感情内容。
3从单一的人事报告转向对生活的整体观照，并有效地引进了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使报告文学在文学格调不变的情况下显得更深沉凝重，更有理性韵味。
4形式多样，运用形式的能动性更灵活与机智了。现在的作品有传记体、事件报告体、问题研究体、全景鸟瞰体、口述实录体，以及电视、广播、摄影、绘画体等等。篇幅也有了长、中、短的区别。
在我国，报告文学文体上的这些重要变化不仅是一种表现形式的转化，它也是深层次上的思想内容变化的延伸。试想，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路线，报告文学还沿着过去那样的轨迹发展，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吗？因之，报告文学的文体强化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忽视了这一点，文体研究就没有多少实际的价值意义了，弄不好，还会坠入形式主义的泥坑中去。
报告文学的路不会永远平坦，但不平坦的路却使报告文学可能不断地焕发出创造和奋斗的生机。前景是乐观的。
（199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