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解构主义的风行，文学批评开启了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在结构主义鼎盛时期悄然而至，解构主义这个从结构主义的所罗门瓶子放出的妖孽，迅速就把结构主义抛到历史的后院。1966年10月，在美国Hopkins大学举行的一个关于“人类的批评语言与科学”的学术会议上，30岁出头刚崭露头角的哲学博士德里达，在会上宣读了他那篇后来成为经典之作的论文：《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中的游戏》（“Structure，Sign，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参见J·德里达《写作与差异》，劳特莱支，伦敦，1978年版第278-295页。本次会议原定主题是关于结构主义，结果却变成是以德里达为中心而展开的对结构主义的挑战。德里达的做法诡秘多变，但其行文方法却是以文学批评文本解读法对形而上学的经典展开拆解。索绪尔的语言学当是其理论方法的基石，他的核心概念“差异性”（difference，事实上，法语词differance乃是德里达生造的，德里达不认为有对等的英文词可以恰当表过其意），即对整个形而上学传统构成质疑。他写道：“差异性是一种在场/不在对立的基础上无法设想的结构和运动。difference是差异、差异痕迹和各元素互相结合的分隔（espacement）的系统活动。这种分隔是一种同时积极和被动的生产，一种对间隙的生产，没有这种间隙，那些‘充分’的术语便不能够意指，也无法产生作用。”德里达：《立场》（Position），英文版，巴斯译，伦敦，1981年版第27页。在他的符号“差异性”观念中，意义的起源，推演，确定性以及终极真理，当然是值得推敲的。
解构主义在美国的风行，当然得力于耶鲁四君子的推波助澜，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因此变得不可阻挡。解构批评强调阅读，但与新批评派有显着的不同，新批评派将注意力集中到阅读上的那些特定的概念，如“有机整体”、“释义误说”、“意图谬见”等，在新理论批评（指以解构主义为基础的七十年代以后的文学批评）这里都被引向相反的方向，新理论批评强调非个性论、互文性、“他者的渗入”等观念，把文本按不同要素的力量角逐这一模式去重新构建，让作家在此铭刻他们的经历感受。哈特曼强调，“这种新的模式要求名作家，对把一切固定化的自我和对具体化的词语提出质疑。”杰弗里·哈特曼《批评艺术的状况》，中文译文参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第115页。因此，解构批评的阅读目的就不再是要建立一部总的编码，而是要剔除一切整体化的观点。新理论批评依然没有悖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背景，以解构理论为基础，佐之以福科的话语权力理论和知识考古学、系谱学以及拉康的主体镜像理论，而形成一套复杂多变的理论体系。七十年代末以后，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呈现合流趋势（也许它们本来的界限就不清晰），这使新理论批评遍及大学的讲坛、各种专题讨论会和暑期讲习班。
不管新理论批评玩弄多么玄奥复杂的文本阅读游戏，它却奇怪地与现实社会发生关联，并且它的政治兴趣有增无减。马克思主义批评说明个人不能脱离政治；女权主义批评则说明政治直接渗透到个人的一切生活领域；后结构主义说明个人与政治的关系通过语言和象征的形式得以表达，并且说明文学艺术、政治宣传和大众传媒如何进入并反映主观领域。德里达说：“文本之外无它物”，并不是倡导违背历史的封闭式的阅读，而恰恰相反，是要求把作品置于广阔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做百科全书式的阅读。新理论批评已经大大越出了传统批评所划定的文学边界，新理论批评把哲学、宗教、社会学、政治学融为一炉，关于恐怖主义、老兵纪念日招待会、全球经济、跨国资本、种族隔离，性骚扰等等，都可以作为“新闻”构成新理论批评的文化资源。新理论批评显然在规范/反规范两极矛盾摇摆，并且奇怪地保持平衡。它一方面显得像是一种极为高超的智力游戏，附加严密的操作规则和程序；另一方面以显得极为不负责地把任何现成的资源引入论述。这当然会使一部分人忧心忡忡，但年轻人却大受欢迎，乐于接受挑战并试图找到个人的一席之地。
按照美国学院批评家的看法，二十世纪末叶文学表现的主导方式不是诗歌小说，不是电影戏剧，而是批评和理论。W·J·T·米彻尔对此解释说，所谓主导方式，不是指“流行的”、“公认的”、“官方的”方式，而是指“进步的”、“新兴的”、“先锋派”的表现方式。事实上，五十年代西方批评就在文坛占据主导位置，按照兰德尔·杰拉尔（Randall Jarrell）的看法，五十年代典型的文学季刊有2页半诗歌、11页小说和134页评论参见《诗人与时代》，伦敦，费伯出版社，1955年版第71-92页。此说有些夸张，但文学批评在欧美绝不至于落到在中国如此命运，通常附在134页的小说、11页的散文、3页半的诗歌后面去谈论二三流的作品。解构批评使学院派理论得到长足发展，1968年以后，代表解构倾向的杂志纷纷创刊，并销量可观。如《标记》、《附加符》、《文化评论》、《社会文本》、《界限》、《再现》、《拉里顿河》、《批评探索》等等，这些杂志在大学书店总是在几小时内抢购一空。据说，新到的《附加符》一放进芝加哥大学英语系的休息室就会马上被偷走。新刊物不仅仅是研究工具，更重要的它是“新闻”，“既探讨时代性主题，又倡导新方法、新阅读法和批评观点。这一切表明，新刊物是一种新型文化的主要传播工具。”（米彻尔语）
八十年代初期，保罗·德曼还在雄心勃勃计划：使用“解构批评”的那种修辞阅读方法，将帝国主义式地占领一切文学领域。但解构批评一直遭到正统派的顽强抵制。现在，热衷于新理论批评的人不是德高望重的官方权威兼文人教授，而是精力旺盛的年轻学者。人们纷纷抱怨新理论批评晦涩难懂，马修·阿诺德当年指责批评家知道得“太少”，而人们现在指责批评家知道得太多。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读者才能接受他们所谈的知识。八十年代末期，美国一本着名的文学刊物《三季刊》出了一期名为“大学批评”专号，对新理论批评进行激烈而褊狭的攻击。这些攻击五花八门，自相矛盾，米彻尔对评论说：“为《三季刊》中‘大学批评’一栏撰稿的人要么自相矛盾，要么进行惯常的学术攻击，要么就彻底错了。”尽管多纳德·戴维宣称：“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现在不存在，过去也不存在”；但现实却把他的无知抛到一边。新理论批评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加工厂，原料则是来自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文学批评再次表达了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文化霸权。但是人们也有理由对此持乐观态度，新理论批评选择传统“进步”、“启蒙”等观念作为靶子，特别是揭示这些观念与帝国主义殖民文化史的关系，从而动摇帝国主义文化的根基。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此基础上重新构成的帝国主义之后的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将不是历史悲剧的重演，“而是学术界为了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新型的、公正的文明而付出的共同努力。那将是真正的批评和文学的黄金时代。”W·J·T·米彻尔：《论批评的黄金时代》。中文译文可参见杨国斌译，载《外国文艺》，1989年第2期第62页。
米彻尔写于八十年代末的这篇充满希冀的文章墨迹未干，批评的黄金时代正式来临还是末日将至，再度成为一个疑问。九十年代在清除帝国主义文化废墟的基地上，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学科，这就是集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和改头换面若隐若现的解构理论和福科主义者为一体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各学科的狭隘疆域不满，试图找到综合的研究方法而做出的努力，但它本身现在成为一门“后学科”（杰姆逊语）。文化研究在无限度拓宽文学批评边界的同时，也取消了文学批评的存在。只是在文本细读这点上，还可以看到文化研究保持着部分文学批评的特征。文化研究似乎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学科，也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宗旨。但它有一些基本主题，如女权主义问题，种族问题，大众文化及其新的文化控制问题，知识与权力关系问题，超越现存社会的乌托邦问题。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义和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唯物论的综合、调和或混杂的结果。尽管所有以上提及的理论资源，文化研究都小心翼翼避开，但它实际都逃不脱与这些理论的相承关系。由于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渊源，加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直就是西方大学校园的主导话语，文化研究以对早期帝国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批判作为其理论目标，这在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看来肯定是一件离奇古怪的事。而怪中之怪大约就是艾德华·塞伊德(Edward Said)。这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阿拉伯后裔，从八十年代以来就是美国学界的超级明星。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批评家，还是巴勒斯坦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的文章遍及《社会文本》、《文化评论》、《批评探索》、《民族》和《拉里顿河》各种刊物。他一边担任帝国主义大学的终生教授，享受着晚期资本主义的荣华富贵，一边猛烈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进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奴役。这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奇怪逻辑，谁要是想在资本主义文化空间占一席之地，如果不攻击资本主义，那就不要有任何奢望。资本主义一直在培养它的文化掘墓人，但其客观结果是在挖资本主义墙脚，还是在疏通导流，则很难说。也许正是这些起劲的文化批判者，资本主义文化才得以历经危机而依然故我。当然，塞伊德还有一个奇怪的终生目标：“就是要建立巴勒斯坦国，然后对它进行攻击。”不断的攻击，这使塞伊德永远处在思想前线。富有挑战性的思考，精辟、敏锐，严整的逻辑和丰富的历史档案，佐之以随心所欲的想象，这使塞氏的思想不径而走，所向披靡。以中国文化逻辑来看问题当然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但这就是西方知识分子的生存之道，不断的批判，质疑，再批判，再质疑，以保持知识分子挑战性的位置，至于其矛头所向是帝国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这也不过表明西方文化罪有应得。这种文化从启蒙时代以来一直在构筑庞大的现代性规划，现在不过表明对这个规划的反动。这个反动现在有点过头，资本主义文化还保持一些创生的冲动，那就是生产大批量的叛臣逆子，从尼采以后，弑父就成为西方知识分子文化生产的基本出发点。
文化研究最大可能地发挥了文本政治学，概念、术语和逻辑推演已经变成了一系列行话的随心所欲的运用。并且洋溢着强烈的政治批判精神。现在，文化研究本身不是直接面对“社会问题”，通过运用那些政治上正确的行话术语，文化研究本身构造了一种超级的泛政治文本。所谓“政治上正确”也就是各种“新社会运动”，诸如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反同性恋恐惧症、绿色运动、反核扩散等等文化政治主张。反射政治不必去强调自身的政治立场，它的所有的行话都浸透着知识分子政治。即便如此，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家杰姆逊还在告诫文化研究者：“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作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这项事业所包含的政治无疑属于‘学术’政治，即大学里的政治，此外也指广义上的智性生活或知识分子空间里的政治。然而，眼下正值右派努力开始发展自己的文化政治，竭力再度征服学术机构，尤其是各种学术基金会和高等学府本身；在这种时候，谁要是仍然把学术政治和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仅仅看作是‘学术’问题，就显得不明智了。”F·Jameson，《论“文化研究”》，《社会文本》（SocialText），1993年第34期。中文译文可参照谢少波译，载《漓江》，1997年第1期第111页。
1996年上半年，文化研究遭遇到一次小小的挫折。美国一位物理学家玩了一个恶作剧，此人收集文化研究的有关术语行话，连缀成一篇“文化研究”论文，寄给文化研究的大本营且影响卓着的《社会文本》杂志，号称审稿极严的《社会文本》经几位着名教授审稿后予以发表。随即在1996年上半年这位物理学家给一家报纸撰文声称，他对“文化研究”一无所知，只是将那些行话连缀成文，居然能在《社会文本》这种权威杂志发表，可见“文化研究”是一场学术骗局。此文引起轩然大波，令文化研究者和《社会文本》杂志一时无地自容。但“风波”毕竟短暂，对文化研究也未构成实质性杀伤。这位物理学家没准人文科学造诣颇深也未尝不可，科学史上也不乏外行自学成才，还发明各种定律的例子也不少见，一些大物理学家也有很好的哲学头脑，况且西方人的爱好广泛，知识分子渊博，一专多能，这都是不争的事实。总之，文化研究虽然趋之若鹜者甚众，但怀恨在心看不顺眼者也不少。不管如何，文化研究已经打破美国大学传统学科的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文学科青年才俊的欢迎。它把知识分子的专业研究和他所面对的社会现实给予紧密结合，并且使知识分子的智性生活和大学政治得到最直接而充分的反映。文本研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难解，对知识和智力构成双重挑战；同时，文本研究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直接而深入地卷入当代社会现实，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全球政治经济冲突的直接反映。“文化研究”也许在和以CNN、NBC或BBC为代表的全球传媒帝国、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战略展开殊死的搏斗，为人文学科在全面扩张的视觉符号霸权统治下，争得一席之地。从这一意义而言，文化研究的所作所为也不无悲壮感。作为对后结构主义时代以来的人文知识的全面总结和综合运用，文化研究似乎标志着一个“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来临有关“后-后结构主义”的概念，可参见拙文《文化研究：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来临》，载《文化研究》创刊号，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期。
本文对自二十世纪以来的文本研究作一匆匆浏览，目的是想打破这样的误解和神话，即文本研究是超越现实社会的纯文学分析。不同的时代，文本研究都以不同的方式与这个社会现实发生特殊的关联。没有超社会现实的文本，文本这块飞地从来都是文学知识分子与社会对话的一个想象的窗口。也许在当今中国可以找到例外，有可能把文本细读限定在纯文学分析上，中国一直就走着它的特殊道路，在文学上当然有理由自欺欺人另辟蹊径。而文本细读（研究）作为一块想象的超度之筏，它可以承载没有现实本质的人们去到语词的天国，进行一次跨世纪的自我放逐。
（原载《大家》，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