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科的系谱学中，福科最大的贡献以及对当代人文思想最具影响力的观点，就是他揭示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历史实践网络。福科促使人们放弃把知识想象为只能存在于权力终止的地方，以有知识只在权力命令、权力指挥和权力利益之外才能发展的整个传统。“决定知识形式和知识的可能范围的不是生产出对权力有用或反抗权力的知识主体活动，而是权力/知识，是横贯并构成知识主体活动的过程斗争。”福科：《惩戒与惩罚》，第27-28页。福科后来越来越迷恋于空间性的概念，倾向于用空间性的、战略性的比喻来解释话语，他认为这样能够使我们在权力关系基础上，精确地掌握话语转变的地点。海登·怀特概括福科思想的总体特征时指出：“福科与其说是力图把握人文科学的历史时性演变，毋宁说是对其整体历史的共时性把握，也就是说，把握住一种总体小于部分之和的整体性……”福科着作似乎有一种主题却没有一个情节，“其主题就是人文科学中事物的秩序在词语的秩序中的再现。如果它确乎是关于某种事物的话，那它就是关于再现‘本身’。”海登·怀特《解码福科：地下笔记》，Hayden White，”Foucault Decoded：Notes from Underground”，in 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年，中译本参见，张京媛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4-115页。总之，这一“再现”表明，人文科学中一切思想体系不过是用词语所构成的诗性封闭的术语形式而已。
晦涩深奥的福科给缺乏主流哲学的法兰西学界注入了强烈的兴奋剂，不管福科如何设想以“匿名”的方式思考，他终究是被人们抬举为法兰西最后的一位大师。他的思想影响了其后的所有人文学科，也使后结构主义成为当代人文学科的普遍基础。当代任何人文学科或学术流派，如果说不是在福科阴影底下行进的话，起码也与福科结下不解之缘。如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精神分析学派、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论以及晚近的文化研究等等。总之，不管人们持何种褊狭的态度，都不得不承认，福科撒下了一个时代的思想种子，作为二十世纪最片面的预言和最卓越的思想启示录，福科的研究超越于一切哲学和知识之上。
三、裂变的当代思想氛围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并没有形成气候，相比较而言，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可能还大于结构主义的影响，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扩大以及新一代学院派评论的出现，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才逐渐显露。但从整体来看，八十年代在中国有影响的西方思潮是存在主义、弗洛伊德和尼采的唯意志论，这几种思想理论契合了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思想需求。结构主义随同所有的西方思潮进入中国，作为一种最新的思潮，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思想界的需要，并且也提供了有效的思想范例。八十年代，长期禁锢的中国思想界突然开放，怀着极大的热情追逐西方现代思想理论。对西方思想理论接受的态度和方式，始终交织着保守/进步，左/右的斗争。八十年代的主导思想是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被理解为是学习西方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而对于思想界来说，引进西方最新的思想成果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在“实现现代化”的时代精神导引下，西方的最新思想成果才能堂而皇之进入中国，并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在文学界，现代思想理论与现实主义的对峙构成思想变革的主流，对西方现代思想理论的接受也同样隐含了主导意识形态与新生的思想力量的冲突。
一个时代思想的变化并不是有意识和目的集体行动的结果，有很大程度上，它是思想理论本身推论实践的产物。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就隐含三重力量：官方的、民间的和知识分子的力量。在七十年代末期的反“文革”的思想意识中，这三重力量有它们的共同基础，也就是在反极左路线方面，这三方面的变革力量达成历史共识。但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其思想目标和思想资源的分歧都逐步暴露。官方的思想解放已经完成对“文革”的批判，清算了“四人帮”的罪恶，剩下的是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任务；民间的力量也已产生分化，一部分人成为对立者，另一部分人进入知识分子阵营，并成为这个阵营的激进分子；而知识分子阵营同样产生分化，一部分人权力化，另一部分成为继续思想解放的前卫分子。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想界不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处于意识形态总体制度支配之下，而是由改革派/保守派，形成基本的思想分野。保守的思想阵营极力维护既定的正统权威思想体系；而激进的知识分子则企图利用改革开放和“实现现代化”的时代总体精神，促使正统权威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在八十年代初期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实践依据。从历史的意义来说，反“文革”的思想意识，引申出“人道主义”这一实用主义式的命题。用人道主义来批判“文革”，虽然有避实就虚之嫌，但它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可能接受的最尖锐的方式，同时也与人们的直接经验相联系，因而引起广泛的共鸣。在人道主义的纲领之下，哲学界与文学界达成惊人的一致。“人道主义”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既是文学界的主题，也是哲学界的主题。在人道主义命题下进行的争论，是以直接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为前提展开的，而人道主义引申出主体性与异化问题，则把经验主义的命题转向了思想史的和理论建构的领域。这一切当然不可能过分违背正统思想体系，而事实上，也是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性命题之下，新的思想理论建构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行。正是在这一转向中，关于西方最新的思想理论资源被源源不断地引进中国思想界。
关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构成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正如我们说过，在中国的七八十年代，这是一个与特定的历史经验直接相关的命题，因此也就不奇怪，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释，成为八十年代初期最热门的理论课题。而这一解释，实际上引进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与之相关的西方思想理论也开始进入中国大陆。例如萨特的存在主义无疑是与他的左派色彩有关才得以率先进入人们的视野；而结构主义则是以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面目开始在中国思想界亮相。阿尔都塞的思想与那些试图从马克思早期着作中找到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相对立。在萨特等人大谈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期，阿尔都塞是少数的反潮流的人。阿尔都塞把结构主义方法运用于重新阐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他致力于发掘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认识论断裂”，他把结构主义的词汇关系运用于分析马克思着作隐含的“无意识结构”，通过引起理论的问题系的那些症状而可以认识其问题系的文本。萨特热衷于强调马克思早期着作中的人道主义，而贬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的重要性，相反，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其后期着作中已经抛弃他前期理论上的用词的模糊不清和意识形态“残余”，从而走向科学。从1845年到1857年的着作（《资本论》的第一批草稿，《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是“过渡期的着作”。直到1857年之后，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开始，马克思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开始创立。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思想方法引进了新的时间维度，它颇有新意地说明，一些历史环节为什么是在过去和任何特定时刻--在每个现在发生的事态中--同时发生。事实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掩盖了他偏执的政治见解，同时也掩盖了他作为一个革命活动家与一个学院哲学家之间的矛盾。拉可斯特指出：“在斯大林主义的严酷统治下、在回到列宁思想的缓和的混乱之中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在这个双重的讲台上，已经使他成为左派的奠基者，左派声称他成为法国共产党新的正统派的支持者，这种新的正统派特别吸引知识分子，他们把理论的自主性夸张到妄想的程度，而且让别人用政治来弄脏他们的手。”参见，伊·库兹韦尔：《结构主义时代》。阿尔都塞的深奥繁琐的理论与左派的政治实践密切相关，只不过因此使他的政治立场显得有些模棱两可且两面三刀。
阿尔都塞在中国的影响并没有成功扮演一个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他的影响卓着的《保卫马克思》早在1963年就由商务印书馆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但限于高级干部的小范围圈子，影响力有限。1982年，数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异化”的长篇论文组成一部参考读物在中国出版，阿尔都塞的这部书也以节选的形式收入。阿尔都塞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或现代化的）运动中，是以反人道主义的角色发挥作用。就这一作用而言，他具有正统性质，但他的正统性很快又为他的诡异的方法论--结构主义标签所遮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实质，远不如结构主义基本思想本身更引人注目。对阿尔都塞的阅读并没有加强马克思后期着作的科学权威性，相反，人们更感兴趣的在于：可以运用结构主义的思想方法重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意义，有效促使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不用说，这种观念和思想目标具有变革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