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在前面论述过的那样，苦难之作为人类生活的本质，这与现代性的认知体系相关，同时也确实反映了人类在相当长的时期经历的生活实践。在过去，人类社会生产力低下，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人类社会本身也处在一个较低的组织形式水平上，独裁专制，仇恨敌视经常占据历史的主要内容。人类社会在相当长时期经历了种种巨大的悲剧性冲突，从贫困、饥饿、灾难到战争，从宗教禁忌到政治压制，从道德束缚到酷刑惩治，更不用说人类作为个体所经受的艰难困苦。不管如何，文学艺术总是强化人类的精神愿望和情感表达，没有什么比苦难更能让人铭心刻骨，更能震撼人心。苦难确实是客观化历史最坚定的事实基础，也是主体感受最强烈情感记忆。回过头来看一看，二十世纪最后的一段历史，不得不认为人类经受的灾难和苦难要少得多，人类面对的困境也似乎通过民主社会的谈判妥协得以解决。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美籍日本人福山（Fukuyama）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在他看来，冷战已经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彻底结束，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人类社会已经到达历史终结之日，这就是说，“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观念作为人类统治的最后形式”福山：《历史的终结》，英文版，1990年第4页。福山给人们勾画了一幅自由主义与资本相统一的后历史时期的至福图景，这个图景中，经济计划，无终结的技术问题的解决，环境保护，和时髦多变的消费要求，构成社会要解决的问题。福山观点遭至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的批评，左派知识分子当然可以列举出当今时代依然存在的种种威胁和阴影，核扩散、环境破坏，发生在非洲大陆的战争和饥荒，跨国公司的资本输出与技术垄断，不平等竞争，人权，少数民族、移民问题、贫富差距等等，这些都是事实。福山也许过于绝对了，但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我们不承认现今时代要比冷战时期和前此的历史要更具有和平、民主和发展的特征的话，那也有失客观。
苦难具有整体性和绝对性，前者是指它具有民族-国家的寓言性质，后者指它是生活中无法否认的极端而彻底的境遇。苦难作为人类的基本生存境遇，它确实是随着民族-国家的苦难历程而终结了。对苦难的历史性表达无疑可以唤起人们的真实的苦难记忆，也就是说当代文学依然可以制造本质性的历史苦难。但对现实苦难的表现则显得力不从心，根本原因就在于苦难不再是现实生活的本质方面。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在于，当代现实已经失去了本质，人们企图在任何一个绝对意义上来规定当代现实的本质都陷入矛盾尴尬的境地。因此，“苦难”要么变成性格的扭曲，要么变成暴力的副产品，要么变成情欲的派生物。苦难原来具有的那种绝对本质--历史的实在性变得暧昧不清。
在以上提到的那些小说中，“苦难”并非是绝对性的存在事实，苦难并具有历史的客观性，也就是说苦难未必是历史给定的命运，人无能为力与之抗争的被迫接受的宿命。这类小说确实反映了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市场经济给底层民众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幸福还是安宁？带来了破裂还是悲剧？当然，这篇小说没有直接提到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没有出现社会性的压制力量。这个家庭的悲剧根源似乎在于这些人的个性。徐梅与刘义离婚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徐梅偏执地寻找女儿，这也是她的偏执心理造成的，二女儿当广告模特儿是因为她大眼睛和大胸脯，至于大女儿当鸡显然也不是生活所迫，至少她还是可以生活下去的。但她选择了当鸡，这就是个人问题，也许是她自觉堕落。她身边似乎有一个坏男人逼她，但小说并未给予充分表现。好像那个叫李红卫的人还振振有词教育徐梅：“把日子过好了不行？”似乎强盗也有强盗的逻辑，条条道路通罗马，目的都不过是把日子过好了。各人都有各人的活法，如此看来，这也不失为奔小康的一种途径。
批判现实主义批判什么呢？它没有针对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相反，我们看到现今的社会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可能选择。大姐选择了当鸡，二姐利用大眼睛和大胸脯做广告。这在一部分人看来是悲剧性的选择，如徐梅看来这是奇耻大辱，但金娣和银娣可能并不这么认为，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充其量这些悲剧都是个人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正如小说一再表现的那样，连徐梅周围的人都认为她太过偏执了，她的前夫，她的儿子，她的邻居都认为她的执着有点变态。尽管批判现实主义提到这些现象，但无法触及社会的根源。小说在叙述上的出色，则使这些苦难的和偏执的生活，更具有原材料的特征。这与数年前余华苏童们的叙述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些没有真实历史内涵的“历史”，给先锋们的叙述提供了叙述的原材料；现在，这些苦难兮兮的生活，主要根源于个人的性格和个人的生活选择，也给小说叙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就写作苦难而言，并不能证明小说就特别有价值，实际上，当今的小说一触及苦难主题，其内在都隐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它表现苦难的目的，方式，动机和结果，都很难达到统一。就此层面而言，苦难原则并不能贯彻到底。
这使苦难的批判性变得暧昧。无可否认，这些书写苦难的青年作家乃是当代极少数的富有责任感的作家，他们试图反映当今社会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揭示底层人的疾苦。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充当代言人的角色，行使文学的批判性功能。但批判性是一种现代性的预设，同时也是一种总体性的思维方式，它有赖于叙述者在历史总体化的过程中占有主体性的地位。批判者的批判具有历史总体性作为后盾，它们在建构民族-国家寓言，或是作为某个阶级的代言人的时候，具有强大而明确的社会理念作为目标。很显然，对于这个时代的批判者来说，这种历史总体化或社会理念都不存在，不可能存在，也不必要存在。不管是现代性的启蒙理想，或是革命性的诉求，他们都无法承载。文学写作群体已经与主流历史脱节，作为边缘化的群体，他更适合于表达怨恨，而不是批判性。“怨恨”当然也是一种现代性情绪，但它与批判性有着显着的差别。后者是社会强势群体（或自以为是强势群体，例如掌握了真理也可以自以为是强势群体）表达的一种态度，它包含了明确的社会理念，带有强烈的变革现实的诉求；而前者则是社会弱势群体的表达的一种情绪，它没有明确的社会理念，也没有总体性的变革诉求，它只是对自身的境遇不满而发出的声音。这些声音包含的意义通常显得暧昧不清，因而它也被称之为牢骚。
把怨恨称之为一种现代性情绪，是因为这种情绪包含着民主与平等的诉求。传统社会人们逆来顺受，信奉天命观，按照既定的等级秩序生存，默认现存的一切价值与秩序。怨恨则开始表达自身超越现实的需求，有摆脱命运获得个人应有权利的朦胧向往。本世纪初，德国哲学家舍勒（M·Scheler）在其《价值的颠覆》一书中收有他的重要论文《道德建构中的怨恨》该文写于1912年，后收入1955年出版的《价值的颠覆》。参见《价值的颠覆》，1955年，Bern，舍勒从社会学和哲学人类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精神气质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是“怨恨”。这显然与韦伯、松巴特等对资本主义精神实质的经典性的表述相去甚远。舍勒的观点并不难理解，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中进步向前的，并不是实干精神，不是资本主义中的英雄成分，不是“具有王者气度的商人”和组织者，而是心中充满怨恨的小市民--他们渴求最安稳的生活，渴求能够预测他们那充满惊惧的生活，他们构成了松巴特所恰到好处地描绘的新的市民德行和价值体系。也就是说，怨恨并不是什么狭隘敌对的情绪，它构成了人们对自身利益期待的愿望动机，它具有向外界寻求平等、合理和合法性的驱动力。当然，舍勒有一整套论述“怨恨”的理论，这里无法就其理论的合理性和片面性展开讨论，本文仅只在于表明，“怨恨”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那种负面情绪，在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伦理价值的建构过程中，怨恨起到重要作用。而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某些文学作品试图代表社会弱势群体表达这种情绪，它一方面说明当代社会多元化结构造成内在关系的失衡；另一方面也表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些作家如此严肃认真地试图反映当代社会的症结问题--我相信他们的真诚，他们也确实是少数几个真诚的作家。但苦难主题实际迷失了，什么是苦难的本质呢？文学在现时代如何去叙述苦难呢？
当代作家处在矛盾状况：当文学成为一种弱势文化，文学写作者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时，他们试图批判当代社会现实。但他们的批判性写作的根基何在呢？如何理解文学叙述主体的这种位置和情绪的改变呢？过去，文学是主流意识形态生产的主导部分，它携带着强大的社会理念和向前的明确目标，它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它批判一切它认为不合理的现象，颂扬合乎理想的事物。批判性包含着改造世界的责任和勇气。在经典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叙事中，批判性依附于历史客观化的总体性建构。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已经失去批判性的主体地位，这种批判性不具有被历史总体化和客观化的可能。也就是说，对苦难现象的揭示，并不能与特定的社会理念形成一致的思想力量。它只是局部的、侧面的、个别的。批判性更像是一种怨恨情绪的表达--它并没有明确的违背既定秩序的社会理念，它仅仅是“不平则鸣”而已。文学关注弱势群体，它不再是悲天悯人的救世主的角色，也不是民族寓言自觉的讲述者，它本身就是弱势群体的一部分，它是诚挚的自我倾诉。怨恨是无本质的批判，无目的的反抗，被动的不满，没有结果的颠覆。在当今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怨恨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后革命的话语策略。
我这样阐释这类文学话语的历史内涵和社会功能，似乎有亵渎严肃文学的嫌疑。但我想真实地揭示出时代的变异，必然导致一种精神抱负的存在变得困窘。认识这一点是重要的。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苦难的揭示，无法形成强有力的批判性思想理念。苦难主题，以及批判性冲动，在文学叙事的具体展开过程中，逐渐被文本的感性力量所取代，文学性的力量，美学的和艺术感性的力量替代了批判性反思。哲学的否定，为美学的肯定所取代，文本的狂欢喧哗使社会正义的诉求变得勉为其难。总而言之，这并不是说作家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批判性就变得不重要，而是认识到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四、艺术表现力：非历史化的后当代叙事
当苦难失去历史本质之后，苦难主题无法承载强有力的社会批判性，苦难主题在文本的展开中被分裂了，它不断地后退，让位于性的主题。并不是说苦难就不能与性的主题相联系，而是说二者无法构成一个本质联系，也无法构成一个因果式的隐喻关系。
把爱欲作为生活苦难的直接动因，这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从古典时代到现代，所有的小说都把二者结合得天衣无缝。苦难使性爱的展开合理而刺激；性爱则使苦难的存在楚楚动人。福楼拜曾说过：所有的名着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通奸。还有呢？如果没有苦难以及其他类似崇高的主题的掩饰，通奸主题何以能构成人类精神生活的主旋律？那就只能落下诲淫诲盗的名声。在古典时代，或者现代的大部分时期，爱欲总是因为承受特殊的社会压力才使之具有精神的深度性。“爱欲”总是因为“非法”，才有正义的力量。最典型的大约是霍桑的《红字》，通奸总是男女最纯粹的爱情为基础，它的非法性本身直接导向对不合法的压迫力量的控诉。由于道德禁忌，性具有非法的特征，但通奸是对不合理道德禁忌的挑战，性在这里反映了人性的品格，它是时代矛盾的死结。在这些作品里，所有的性活动，都是冲向人性深处的正义之举，又是撞击历史矛盾的悲壮行径。
但在当代小说里，性与苦难相连完全失去了道德非法性的历史本质，与其说它是苦难的根源，不如说它是苦难的道具，而苦难则变成它的布景。
对苦难的认真书写，结果是对苦难的颠覆。书写苦难的动机让位于对当代消费社会主导趣味的叙述。
也许，苦难依然有本质，但苦难的本质被悬置了。苦难在文学叙事中的含义被改写了。它变成另一类的表象。反本质主义写作是一种自觉的文学解构行为，它致力解构宏大的历史叙事，解构权威性的历史本质。但反本质主义又是历史的被给予性，当作家回过来试图寻求本质时，他还是使之脱离本质。
现在，苦难本身的社会本质变得模糊之后，爱欲与苦难的本质关系也出现脱节。也就是说，苦难并没有在爱欲关系中找到关联方式，在当代最有责任感，最有力量的写作者的笔下，苦难是爱欲的派生物，这些爱欲没有非法性，没有向历史和社会挑战，它是纯粹的个人的生理需要。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些写作的虚假性和缺乏坚实的力度。它的本质是被历史之手掏空的，同时也是被历史之手推到当代审美时尚的前沿。怨恨与狂欢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绪和审美态度，却被当代作家混淆在一起，成为互相制约缠绕，补充和颠倒的反现代性表意策略。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它的内在的巨大的裂痕恰恰以无意识的方式泄露了当代美学的时尚需要。一个企图改变当代中国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的写作行为，一种企图最有力触及当代社会症结的文学叙事，却以它独特的方式，最强有力地表达了这个时期的审美时尚。
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展开的审美感知方式的转型，也许是发生在精神生活领域里一次最深刻的改变。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中持续了如此长时间的那种宏大叙事，以及与之相关的崇尚深度和苦难的审美经验，正在被感性的、表面化的零散化的感知方式所替代。荆歌、熊正良、鬼子们不过是以最彻底坚决的方式，证明了不可更改的历史转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