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这是一首凄凉、悲壮的歌。每当我们听到它，思绪就会随着那低沉、幽婉的旋律追回到60年前。
1931年9月18日夜，喧嚣了一天的东北大城市沈阳已经逐渐沉静下来，马达结束了轰鸣，车轮停止了转动。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的计划，由独立守备队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在柳条湖村附近，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一侧，炸断了一小段铁轨和枕木。河本反诬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向驻守沈阳的张学良部发动进攻，炮击北大营及其他军事设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制造了一系列武装挑衅事件，侵犯中国东北的企图昭然若揭。但蒋介石却令国民党东北驻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九一八事变当晚，驻军北平（今北京）的张学良向南京政府电告情况，并请示可否还击，正忙于指挥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军事“围剿”的蒋介石急电指示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要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在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下，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没放一枪一炮，乖乖地退出了阵地。
一夜之间，东北重镇沈阳落入侵略者手中，张学良官邸3200万银元的黄金和8000万库银被劫掠一空，沈阳兵工厂、迫击炮厂、火药厂等中国第一流的军工企业被关东军全部据有，张学良部的262架飞机、3091门火炮、26辆战车、11. 82万支步枪手枪和5864挺机枪也成为日军的“战利品”，官方财产损失达17亿之巨。
不到一个星期，日本侵略者先后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三十多个城市。
仅仅四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土地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悲怆呻吟，三千万苦难同胞在关东军的魔爪下痛苦挣扎。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然而，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侵占中国东北为满足。20世纪20年代，日本就已形成了侵占中国东北，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所谓“大陆政策”。因此在占领我国东北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1932年1月28日，对上海发动突然袭击。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英勇抵抗，坚持战斗一个多月，打死打伤日军一万余人，迫使日军三易统帅。蒋介石却下令撤退。十九路军在后无援兵，手无弹粮的情况下，被迫撤离。蒋介石派代表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郭泰祺与日本代表重光葵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允许日本在上海驻军，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南市、浦东。
1932年3月9日，日本策动在东北正式建立伪“满洲国”，早已被废弃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粉墨登场，出任“执政”，1934年3月2日称帝。
1933年1月3日，华北战略要地山海关失陷。此后，日军相继占领承德、长城各口、多伦、张北、商都等地，重兵逼临平津，华北受到严重威胁。
1933年5月31日，蒋介石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我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今湖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东南部），把河北省东部划为“非武装区”，日本人可以自由出入。至此，华北门户洞开。
1935年，日军又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5月，向南京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从东北调兵入关，以武力相威胁。6月初，南京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开始同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会商。7月6日，何应钦正式函复梅津美治郎，接受日方要求，即所谓的《何梅协定》。6月20日，南京政府察哈尔省（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锡林郭勒盟）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签订《秦土协定》。这两项协定使中国在冀、察两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部分军队撤出华北，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天津市党部撤离平津，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往保定。接着，日本侵略者又策动了河北、察哈尔、绥远（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山西、山东等省的所谓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声明冀东22县脱离国民政府。12月18日，国民党为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指派宋哲元等人组成“冀察政务委员会”。1936年5月12日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组织伪“内蒙自治军政府”。整个华北面临着成为第二个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平津危急！华北危急！！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旗，组织和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1931年9月20日，即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揭露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此后，中共中央又多次发表声明、宣言，号召人民武装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5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正在长征途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各党各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白山黑水之间，杨靖宇、赵尚志等领导东北抗日义勇军顽强抗击着日本侵略者，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赞歌。在上海，数十万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1936年6月1日，宋庆龄、邹韬奋、沈钧儒等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在北平，1935年12月9日，青年学生示威游行，要求南京政府公开对日交涉的经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保障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全国人民的救亡行动相反，在国难日深的形势下，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百万大军“围剿”中央红军。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以后，又派重兵围追堵截。与此同时，还千方百计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1月23日，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使中国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中华民族真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