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30日，上海人民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工人顾正红和逮捕爱国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遭到了英租界巡捕开枪扫射，当场死伤数十人。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国内各地人民群众纷纷奋起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和中国人民反帝革命风暴的到来。
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东。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书记陈延年召开区委会议，研究在广东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会议决定，派人去香港、沙面，发动工人罢工，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去香港发动工人罢工，是个艰巨的任务。派谁去呢？
大家考虑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邓中夏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有实践经验。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期间，邓中夏同香港工会代表团中的各派工会负责人有广泛的接触，他们对邓中夏广博的知识，精辟的言论，敏捷的辩才，政治家的风度，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会议决定，把这个重任交给邓中夏。
邓中夏来到香港，同在香港工作的广东工运领袖杨殷一起，找到中共香港支部书记黄平，召开党团员会议，研究发动工人罢工的问题。
会上，邓中夏介绍了五卅惨案的真相。他说：“几十年来，我们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实在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为了向英帝国主义表示最强烈的抗议，为了推动革命高潮向前发展，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香港发动一次大罢工。希望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为这次罢工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如何发动工人罢工，请大家提出意见。
参加会议的人，对发动这么大规模的罢工，信心不足。他们说：
“上级的决定，我们拥护。可是，就靠我们这一二十个人，能把香港几十万工人发动起来吗？”
“香港工会很多，大都是旧式的行会组织。拿最大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来说，会长谭华泽，就是个买办。这样的人，这样的工会，能跟我们走吗？”
邓中夏认为，从主观力量上说，要发动一次大罢工，确实是不容易。但是，既要看到困难的一面，又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他说：“五卅惨案爆发之前，谁能想到在中国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呢？目前，尽管我们有很多困难，但有利条件还是有的。比如，苏兆征领导过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在工人中很有威望。在他的影响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是会跟我们走的。另外，电车、华洋排字、洋务等几个工会，是共产党领导或受共产党影响的。我们只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罢工是可以发动起来的。”
邓中夏继续说：“大家都知道，香港工人对英帝国主义是非常仇恨的。仇恨，是埋在工人心中的炸药。现在，炸药还没有点着，大家还看不到它的力量。炸药一旦点燃，大家就会知道它的力量有多大。要把炸药点燃起来，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二是从上边争取那些行会组织的头面人物。”
大家对邓中夏的许多观点是赞同的，只是对争取行会组织的头面人物参加罢工，有人觉得困难较大。
有人站起来问：“这些人，不是把头，就是买办，成天只知道敲诈勒索，喝工人的血。他们能参加罢工吗？”
杨殷说：“这些人，名利熏心。没有名，没有利，他们是不会干的。”
“对。”大家表示赞同。
邓中夏说：“这一点，我们已经估计到了。他们既然要名、要利，我们就抓住这一点做工作，给他们名、给他们利。他们参加罢工，就可以得到爱国的名声，也可以得到罢工经费的实利。如果他们不参加罢工，一旦工人跟着我们走，他们的名、利，也就完了。所以，争取这些人参加罢工，是完全有可能的。”
邓中夏的分析，合情合理，发人深思。大家表示，一定要克服困难，为发动罢工贡献力量。
香港的工会很多，派系复杂，乱如纷丝。邓中夏纵观全局，从这团乱丝中理出一个“头”。这个“头”，就是工团总会。
说工团总会是个“头”，有两条理由。第一，工团总会所属工会多，有70多个，占全港工会总数一半以上，对罢工有举足轻重之势。第二，香港的工会，很多都被黑社会头目控制。在香港发动罢工，必须取得这些头目的赞助才有可能。工团总会会长黄金源、交际部主任梁子光，都是黑社会中的头面人物。只要把他们争取过来，就可以影响其他头目。
从哪里下手呢？
邓中夏认为，苏兆征在海员中有很高声望。现在，他虽然不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会长，但可以影响会长谭华泽，进而影响工团总会。
一天，邓中夏和杨殷专程拜访谭华泽。
谭华泽作为香港工会代表团成员，曾出席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一见面，谭华泽就说：“那次大会，开得太好了。特别是邓先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寒暄过后，邓中夏便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这次来，有件重要事情，要与谭会长商量。”
谭华泽看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来找自己商量事情，十分得意，说：“只要能办到的，兄弟一定效劳。”
邓中夏说：“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最近，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香港发动大罢工，请谭会长大力赞助。”
谭华泽一听，显得很不自然，说：“兄弟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一定拥护。只是，罢工爆发后，如果英国干涉，出现上海那样的流血事件，怎么办？”
邓中夏说：“只要大家团结，齐心，英帝国主义就不敢怎么样。”
杨殷趁势捧谭华泽一句：“谭会长热心爱国，这次一定全力支持。”
谭华泽欲退不能，就来了个顺水推舟：“兄弟爱国不敢为人后。既是这样，我和会里同仁商量商量。”
邓中夏、杨殷旗开得胜，接着去找工团总会会长黄金源。
杨殷在香港工作期间，已经和黄金源交上朋友。他和黄金源介绍邓中夏，说明来意。黄金源张口就问：“罢工以后，各工会由谁领导？”
邓中夏就说：“罢工由各工会发动。罢工工人回广州后，仍由各工会自己管理。”
黄金源又问：“上面由谁领导？”
“准备组织一个总的领导机关，吸收各工会领袖参加。”
黄金源以为大权在握，有利可图，立即表示：参加罢工。
工团总会交际部主任、车衣工会会长梁子光，从捞取名利出发，也表示赞助罢工，并答应在车衣工会举行第一次工会联席会议，研究罢工问题。
邓中夏、杨殷、苏兆征、黄平工作顺利，由点到面，逐步铺开。在车衣工会举行的第一次工会联席会议，有电话、清洁、肉菜、电车、海员、机器等工会的负责人参加。会上，邓中夏讲了这次罢工的目的、意义和要求，很多人都表示赞同，唯独华人机器会会长韩文惠没有表态。
华人机器会，是香港英国当局的御用工会。邓中夏认为，尽管韩文惠反对罢工，但我们可以把这个工会的工人群众争取过来，便派了几个党团员去做工作。
过了几天，邓中夏又在车衣工会召开第二次工会联席会议，成立了罢工的统一指挥机构——全港工团联合会。各大工会的头头、黑社会的头面人物，如黄金源、梁子光、谭华泽、胡荫、陈锦泉、冯敬、谭海山、刘汝泉、毛士珍等，都是这个机构的成员。
当邓中夏等领导人对工会的上层人士做工作的时候，每一个党团员、宣传员都包一个地方或者若干个工会，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
木匠工会的郑全，分工向持平工会的工人宣传。工人经常去西营盘巧心茶楼饮茶，郑全也早午必到。
一天，郑全在巧心楼讲五卅惨案的真相。一个工人听了，大骂英帝国主义。正在这里转悠的警察要抓工人。郑全挺身而出，严厉质问警察：“你是不是中国人？”
一向蛮横的警察，在工人义正词严的质问下，低着头灰溜溜地走了。
经过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人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了。罢工条件日渐成熟。
邓中夏转回广州，和陈延年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邓中夏说，这次大罢工，斗争矛头直接指向英帝国主义。参加罢工的工人，不是1万、2万，将是几十万。现在，香港各工会的领导人，以及工人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罢工工人回广州后，食宿问题能不能解决。这是关系到罢工成败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笔经费。钱从哪里来呢？
陈延年和邓中夏一起去找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他们说明来意后，廖仲恺立即表示，坚决支持罢工，答应由财政部每月拨款1万元，作为罢工经费。邓中夏随即回香港组织、发动罢工。
6月17日，邓中夏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名义，在西营盘杏花楼茶居，召开工团总会所属各工会的群众大会，由苏兆征主持。
苏兆征说：“工友们！自从五卅惨案发生以来，全国各地都在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我们香港工人怎么办？为了让社会人士知道我们香港工人阶级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不愿做亡国奴，现在，我做个发起人，号召工团总会的工人行动起来，实行罢工，向帝国主义提出抗议。”
苏兆征的提议，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会上，成立了“工团总会罢工发难委员会”。
第二天，邓中夏以“宴客”为名，在杏花楼茶居举行香港工团代表会议，通过罢工日期、宣言、要求，为罢工做好组织准备。
会上，苏兆征和工团总会会长黄金源、交际部主任梁子光等，响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号召，当场宣布，决定罢工。其他工会的负责人，也宣布参加罢工。但是，也有一些工会的负责人，对罢工缺乏信心，采取观望的态度。
6月19日，电车、华洋排字、洋务3个工会都宣布罢工了，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迟迟不动。
海员工会里，空气紧张到极点。
门外涌满着等待罢工的海员。
屋内，谭华泽坐在桌边，满头是汗，苏兆征在一边催促着下罢工令。
一些工人忍不住冲进大门，举起拳头，对着谭华泽叫：“电车、洋务工会都罢工了，我们为什么还不罢？”
“你到底下不下罢工令？”
谭华泽见人们一个个怒气冲天，喊声把房子都震动了，吓得哆哆嗦嗦地说：“罢，罢，罢”
一个海员叫：“罢就下罢工令，几个小时都过去了，你到底下不下？”
谭华泽脸色煞白，颤抖地说：“马，马上下，马上下”
罢工的命令终于下了，码头边，海面上，所有的船像得了麻痹症，一下都停下了，横一条，直一条，像死鱼一样浮在水面上
紧接着，起落货工会、煤炭工会，陆续宣布罢工。没有下令罢工的工会，是香港华人机器会。因为邓中夏已派人去它所属的工会做工作，会长韩文惠虽然没有下令罢工，工人却自动罢工了。
香港政府慌了，连忙宣布戒严令。英帝国主义者在街头、屋顶上架上机枪，连铁甲车也开了出来。到处传说英帝国主义要进行大屠杀。人们纷纷返回广州，一天达好几万。车站边，码头旁，到处睡满了等着走的人。
6月21日，广州沙面的工人也宣布罢工。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揭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