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在总结上海罢工的教训时说“上海五卅运动没有取得什么直接的结果，固然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出卖，小资产阶级的怠工，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孤立，无产阶级没有取得广大农民与城市贫民的赞助而孤立。”
工农联合问题，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就已作出《工农联合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指出：“工人阶级要想推翻现存制度，必须结合反对现存制度的一切革命势力，因此，他应该努力找寻他的同盟者。这种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
然而，五卅运动爆发后，陈独秀认为工人阶级的力量不行，把争取农民的事也丢在一边，这引起邓中夏极大的愤怒。
省港罢工以后，邓中夏非常重视工农联合问题，号召工友们到农民中去，加强工农团结，展开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当时，回到广州的25万罢工工人，其中半数以上的工人回到故乡，参加农民运动，有的成为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然而，在罢工斗争中，要真正实现工农联合，共同对敌，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省港大罢工一个重要的决策，是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
由于历史的原因，沿封锁线的农民，同香港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把农产品销往香港，又从香港买回农用物资和日用工业品，历来如此。现在，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后，农民的农产品销不出去，需要的东西买不回来，这个矛盾不好解决。而封锁香港，又必须得到农民的支持。否则，工人纵然有天大本领，那漫长的封锁线，是封锁不住的。该怎么办呢？
1925年7月28日，邓中夏在《工人之路》发表《怎样实行工农联合》一文，提出自己的见解。
邓中夏说：“‘工农联合’这一个口号，自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已经普及于全体工友，个个都认为是我们解放路程上所必须采取的策略了。”
接着，邓中夏说：“可惜这一次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农友们因为地理上所限，尚不十分明白，有时有少数农友为了一点私利，偷运粮食出口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派人到农村去宣传，自然可以借此纠正少数农友的错误行为，也可以从此结成工农阶级的联合基础。”
最后，邓中夏说：“广东省农民协会要我们派出工友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课两周，随即出发。这是一件很急切很有价值的事，热心的工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机会！”
省港罢工委员会同广东农民协会商定，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为期半个月的罢工工人训练班，培训农民宣传员。
一天，几个工人跑到罢工委员会来找邓中夏。
邓中夏正在给《工人之路》写评论，抬头见他们一个个笑容满面走来，便问：“什么事这么高兴？”
一个叫老方的工人，兴奋地说：“邓顾问，我们快要走了，是特地来向你辞行的。”
“上哪儿？”邓中夏奇怪地问。
“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老方得意地看看伙伴，“学半个月，我们就要下乡了。”
邓中夏欣喜地说：“呵，太好了，去搞农民运动，这个任务很光荣，也很艰苦呢。”
大家笑着说：“不要紧，都准备好了，不完成任务坚决不回来！”
邓中夏兴奋地看着大家，深情地说：“是的，农民是我们的同盟军，他们受的痛苦与我们的工人是一样的。这次下去，要很好地团结、组织他们。”
罢工工人带上《工人之路》报、传单、农民协会的组织章程和其他宣传品，深入到中山、顺德、南海、番禹等十多个县，协助当地的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和自卫军，发动他们进一步加强对香港的封锁。许多罢工工人还组织了剧团，分头到农村作巡回演出，激发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志。在罢工工人广泛的宣传、组织下，各地农民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农会，展开了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有的夺回了被克扣的粮食，有的没收了土豪的公堂，有的甚至缴掉了反动民团的枪支。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罢工工人不辞劳苦，不怕困难，刻苦工作，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
为了解决封锁香港同农民的矛盾，照顾农民的利益，省港罢工委员会颁布《特准宝安农会农民经过英界条件》，准许农民去英界购买化肥、米、盐，还准许农民带着耕牛去英界耕种花田。
省港罢工委员会还给工人纠察队委员会发出《关于咸鱼运输办法的训令》，解决沿海农民、渔民吃咸鱼的问题。
由于省港罢工委员会认真解决封锁香港同农民的矛盾，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第一次实现工农联合。这种工农联合，经过战斗的洗礼，发展成为工农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