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设电线办电报事业，是近代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19世纪60年代初，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就想在中国开办此业务，但清朝政府认为这有损于中国的政治权利，都一概坚决予以拒绝了。后来上海的利富洋行私下在浦东架设了电线杆二百多根，清朝地方官知道后，也密令人们将其拔去。但后来清政府迫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觉得由于没有电线电报，信息不灵，屡次在军事和政治上吃亏，所以开始改变了态度，而提出了自己设线中外使用的主张。具体筹办这一事务的，基本上是盛宣怀一手包办。
盛宣怀创办中国的电报业务，始于1880年在津沪之间架设电线。在他草拟的《电报局招商章程》中，认为电报的创办，虽然是为了方便洋务和军务，但出发点必须先利商务，有了商业利润，才能持久办下去。所以从创办开始，他就非常注意摆好官股与商股的关系。自天津架设至上海的三千里电线，开始的股本是官方垫支20万两，招集商股10万两，官股10年内不提利，利息全部归商股，以支持商人投资者的利益。考虑到电报业的发展，中国还缺少这方面的人才，所以在开始架设津沪电线的同时，他即在天津成立了电报学堂，自己来培养人才。
盛宣怀创办的电报局成立之初，因为得到了李鸿章等洋务派首脑人物的大力支持，所以在内部的阻力还不大，但却引起了外商的激烈竞争和压力。在盛宣怀创办电报局前，清政府就被迫同意了英国人自广州经上海至天津架设海底电线，但又规定不得将线端牵引上岸，以便将旱线留给自己经营。可是外国商人并没有遵守这一规定，他们不但在海底架线，也在陆上架线，主要是丹麦人办的大北和英国人办的大东两家公司。
盛宣怀办的电报局成立后，就根据清政府的有关规定，要求这两家外国公司拆除牵引上岸的电线，以保护中国的权益。这时英国大东公司正在铺设上海至香港的海底电线，他们要求在上海和福州牵引上岸，但遭到盛宣怀的拒绝。他只允许大东的海线至上海吴淞而止，如要上岸，只能与中国的旱线相接，从而维护了中国电线自主的权利。对于大北公司违反规定在上海吴淞和福建厦门架设的旱线，虽然丹麦商人一再找理由拒绝拆除，但在盛宣怀一方面据理力争，另一方面又允许其在有关地方设立趸（音dǔn）船以引线其上的情况下，也得到了完满的解决。
在维护了主权，纠正了大东、大北两家公司违约将海线牵引上岸的问题后，为了减少在商业竞争中的损失，1887年又与这两家公司签订了齐价合同。这个合同对双方来说，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电报局每年可收入200多万元，除了一切开支和利息外，还有相当的赢利，从而为电报局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盛宣怀创办的电报局在1881年架设成功津沪电线后，业务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电报业务。1882年，又接办了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内的电话线，1883年开办了长江线，1884年架设了济南至烟台及威海、刘公岛、金线顶等线，1887年因黄河决口而架设了山东济宁至开封线，1888年将广东南雄线与江西九江、赣州线相接，1889年为适应东北三省边防需要，将奉天线展至吉林、珲春，1890年从湖北沙市设线至襄阳又延伸至老河口，1895年又由西安起线至老河口。此外，1896年架设了武昌至长沙，1898年又从长沙延伸至湘潭、醴陵、萍乡，1901年架设了陕西潼关至河北正定的线路。可见在短短的十来年中，电报局在国内各主要城市之间，已经架设了不少的电线，这固然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巩固清朝的统治起了作用，但同时对维护国家的主权，沟通商业，促进近代工业和经济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具有进步的意义。
当时架设电线，主要还是发有线电报，电话尚未传入中国。1887年，美国传声公司商人米建威等向李鸿章提出，在中国设立电话电线以传声的要求。电话与电报密切相关，盛宣怀当然怕美国商人借机侵夺电报之利，他约米建威面谈，摸清了其真实意图后，即向李鸿章写了详细的报告，说明既然不能完全拒绝美国商人来中国办电话，就应予以严格限制，以防止其与电报局争利。后来在盛宣怀与米建威所订的合同中，只允许其在通商口岸内设立电话线，不能与埠外通话，也不得侵犯电报局的权利。到了1899年，盛宣怀又争取清政府批准，电话业务全部归电报局办理，因而阻止了外国商人插手我国的电话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