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悬赏千元缉拿孙中山。孙中山留住香港已不安全。11月17日，便同陈少白、郑士良乘船前往日本横滨。在横滨孙中山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结识了冯镜如、冯紫珊兄弟及黎炳垣等人，组成了兴中会分会，推冯镜如为会长。孙中山等人在旅日侨胞中宣传反清的革命思想，但多数华侨都认为，反对朝廷是大逆不道，鼓吹革命困难较大。孙中山决定远游美洲。
1896年1月，孙中山在离开日本的前夕，决然剪掉了象征清朝统治的发辫，并脱去了长袍，改穿西装，独自冒险前往檀香山。这时，孙中山的母亲杨太夫人携孙中山的妻子及儿子、女儿已经到檀香山，住在孙眉的家里。孙中山阖家团聚，自然欣喜非常。他在茂宜家中住了几天，便急急忙忙到檀香山正埠去会见旧日的兴中会会员，准备重整党务。经过孙中山的宣传和发动，很快，华侨中的革命风气便又振作起来了，他感到十分欣慰。
1896年6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前往美洲，打算到那里联络华侨，募集革命经费。途中，凡遇有华侨聚居的地方，他便进行宣传，鼓吹救国反清，但由于华侨中的多数怕听反清造反的言论，使孙中山感觉到美洲的华侨比檀香山华侨更为闭塞。因清政府驻美国公使是满州人，朋友们都劝孙中山，不宜久留。他便于9月23日由纽约前往英国利物浦。
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逃往香港后，清政府把他看成最重要的“逃犯”。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一面致函两广总督谭钟麟，要求他立即派大批侦探到香港、澳门、西贡、新加坡等地跟踪缉拿孙中山；一面通知各驻外使馆、领事馆，密切注意孙中山的行踪。孙中山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
孙中山的行踪被中国驻美国使馆侦知，驻美公使杨儒立即电告驻英公使龚照瑗，说：孙文于9月23日乘“麦竭斯底”号轮船到英国黎花埠登岸。
驻英公使龚照瑗得知孙中山即将到英国的消息，立即行动起来，雇了外国侦探，专等孙中山的到来。派人同英国政府交涉，请英国政府代他们缉拿孙中山，英政府拒绝后，他们便又设计，想办法诱骗孙中山到使馆，用七千英镑的高价雇船，准备把孙中山装在一只木箱内运往广州；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行，便打算把孙中山毒死在使馆内，然后把尸体解运回国。一张罪恶的大网正在向孙中山张开。
9月30日中午，孙中山一路风尘抵达利物浦，10月1日到达伦敦。孙中山到达后，便去拜访原香港丽雅氏西医书院的老师康德黎。经康德黎帮助，住在距康德黎寓附近的一家旅馆内。10月11日，适逢星期天，孙中山从住处去康德黎老师家，打算跟他到礼拜堂祈祷。正在行走间，从后面跟上来一个中国人，用英语问孙中山：“先生，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孙中山说：“我是中国人。”那人又问：“你是哪个省的？”孙中山回答说：“广东省。”那个人仍用英语说：“那么我们是同乡了，我也是广东人。”不一会，又走过来一个中国人，同他们说话，两个人一左一右把孙中山夹在中间。等快到康德黎家时，两个人坚持要孙中山进一座楼内叙谈。孙中山哪里知道这就是中国使馆，便同他们二人进了门，从此，便被幽禁在使馆的第三层楼上。
孙中山身陷牢笼，自知难免于死，但他绝不束手待毙。他千方百计将自己被囚禁的消息传递出去，想了很多办法都因为看守太严没有成功。情况万分危急。幸亏得到英国仆人柯尔的同情和帮助，才把他写给康德黎的求救信传递出去。康德黎收到孙中山的信后，见义勇为，四方奔走。10月19日，康德黎奉英国外交部的命令，将孙中山被诱骗的经过写一份报告，呈交外交部。英外交部经调查属实，便决定对此事进行干涉。在英国政府的干予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10月23日下午，孙中山获得自由。
孙中山脱险后，写信给英国政府和报界，对他们的慨然相助表示感谢；同时，给柯尔付了酬金，以示感谢。尔后，孙中山便着手撰写《伦敦蒙难记》。经过这一变故，他对清政府的专制残暴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革命的决心。
自1896年11月至1897年7月，孙中山一直留在欧洲。在英国期间，他几乎每天都到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去看书，一去就是大半天。他阅读的范围很广泛，但最感兴趣的还是有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面的书藉。因为他明白，要想改造社会，必须首先了解社会政治问题和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理论，所以对有关这方面的书藉，他“攻之甚勤”。
孙中山在留英期间，不仅勤奋攻读，努力汲取书本知识，更重视考察社会政治风俗，结交各方面的人士。
孙中山在英国的考察，对他革命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通过对欧美社会的考察，不仅产生了民生主义的革命思想，还具体地确立了民权主义的内容，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民族主义思想。孙中山已经看出，要想解决民族压迫，必须同时解决民权问题和民生问题。至此，孙中山完成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主义的构想。
孙中山在欧洲考察几个月，思想认识和政治理论虽然有很大收获，但因为英国没有中国留学生，华侨也很少，很难开展鼓吹革命的工作，他认为久处欧洲，必将“旷废革命之时日”，故于1897年7月离开英国前往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