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由于丹招待，安歇了一夜。31日上午，仲马先派于丹和巴尔把三色旗升上苏瓦松教堂高高的尖顶，然后便带领他们直奔弹药库。那里的几名军官经过仲马的开导，同意保持中立，而且只要司令官批准即可交出弹药。仲马命巴尔看管他们，自己当即去城防司令部。关于到城防司令部以后的情况，按照仲马在《回忆录》中的描述，大体是这样的：
城防司令利尼埃子爵正在他的办公室里，身边只有一名下属军官。他拒不服从临时政府要他把弹药交给亚历山大·仲马先生的指令，并且声称弹药库里最多只有200发子弹。仲马到外面去了解确实情况，巴尔告诉他：“这里有200磅弹药！”仲马再次来到城防司令部，这时利尼埃子爵身边又增加了两名军官：一名工兵中校，一名宪兵中尉，前者身佩长剑，后者挎着腰刀。而仲马，却把他的步枪留在了门外。但是他每个裤袋里都揣着一支手枪。他再三重申自己的要求，司令官却再三表示拒绝。忽然仲马抽身退至门边，拔出已经暗中装好子弹的手枪，限令四个对手在五秒钟内作出抉择。正在这时，利尼埃夫人闻声赶来，高喊着：“亲爱的，让步吧，让步吧，这是第二次黑人造反啊！”原来利尼埃夫人年轻时在海外曾亲眼看到她的双亲在一次土著人造反中被杀死，此刻在极度的惶恐之中看到因连日奔波而晒黑了皮肤的仲马，误以为又面临了一次黑人起义。夫人的危言竟然促成了利尼埃子爵的妥协，他答应了仲马的要求。可是市长又横生枝节，硬要扣下这二百磅弹药给刚刚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使用。幸而仲马得悉弹药库对面的一座房屋里储有弹药，破门而入，终于如愿以偿。当仲马等满载弹药离开苏瓦松的时候，许多人登上城头热烈欢呼，为他们送行。
仲马在事隔20年之后所写的回忆录里，对于某些细节也许不无夸大，然而仲马去苏瓦松弄弹药的事却是千真万确。当时，仲马曾就这次行动给拉法耶特将军写了一份报告，这报告刊登在1830年8月9日的政府《通报》上。同样千真万确的是，仲马把弄来的3500公斤弹药送到了巴黎市政厅，并且博得了即将成为法国国王的奥尔良公爵的称赞：“仲马先生，你刚刚演出了你最精彩的一出戏。”
3 与国王的决裂
仲马并没有在巴黎耽搁几天。西部旺岱等省反革命气焰日盛一日的消息使仲马心急如焚。为了试探在这些省份组织国民自卫军的可能性，他再一次自告奋勇，要去作实地调查。8月10日，他怀揣拉法耶特将军命他为特派员的委任状，踏上了西行之路。他时而乘车，时而骑马，时而靠开动双脚。他身穿自己独出心裁设计的服装：军帽上插着蓝、白、红三种颜色的羽毛，肩章和腰带皆嵌有银花，衣服则是通常只有国王才穿的蓝色。一路上，人们不再称他仲马，而称之为“三色先生”。越接近旺岱省，保王情绪越强烈，到处回响着“查理第十万岁”这样充满敌意的呼声。不难想象，仲马在这种险恶的氛围中坚持调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总算是仲马幸运，当他来至旺岱省的边界，行将进入一座大森林时，忽听得有人呼唤他的名字。这是一个庄稼人，几天前他在勒勃洛亚城因使用假币被捕，适逢仲马路过该城，出面说情，才免了对他的刑罚；他此来是为了提醒仲马处境危险，并自愿充当仲马的向导，以报其解救之恩。挚情难却，仲马应允了。这农民便领仲马前行，每到一处就向人述说仲马的慈善和热情。因此，在以后的行程中，仲马不但没遇到麻烦，而且到处有人祝愿他一路平安。
仲马这次西部之行历时6周之久。鸟倦思归，他对革命的巴黎的怀念与日俱增。但是，待他日夜兼程赶回巴黎以后，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金融资产阶级攫取全部统治权的大业已经实现；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普为国王的七月王朝正在加强它对国家的全面控制；七月革命的真正英雄——工人阶级又被送回他们受人奴役的工房。七月王朝的统治者们不仅忙于清洗“光荣的三日”在建筑物上留下的弹痕，而且力图抹去它留在人们脑海中的记忆。法兰西银行经理、后来的内阁总理卡齐米尔·佩里埃在致其政敌的信中就直截了当地宣称：“这个国家的不幸在于有许多人跟您一样以为法国发生了革命。不，先生，革命根本未曾有过，有的仅仅是普通的国君更替。”
对于旺岱之行的结果，仲马给拉法耶特将军写了一份报告。将军又将这份报告转呈给路易·菲力普国王。这位仲马过去的东家，竟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赐见了仲马。赐见的地方就是昔日仲马前来邀请奥尔良公爵出席《亨利第三及其宫廷》首场演出的那个房间。仲马特地穿着那套带有三色标志的服装。他认真地向国王陈述了自己这次调查的印象和见解。他放弃了在旺岱等省组织国民自卫军的想法，因为操练得不到一般人的欢心，却会激怒保王党人。但是他力主对这些保守地区采取几项根本性的措施，包括增辟公路以促进这些地区与外界的联系，褫夺某些反动牧师的教职，取消某些顽固保王党贵族的年金……。从根除封建势力影响的立场来看，仲马所言确系真知灼见。可是作为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路易·菲力普关心的不是根除保王党，而是抑制共和派。热衷于共和事业的“三色先生”仲马，显然不合他的心意。他笑容可掬地给仲马碰了一个软钉子。
“仲马先生，我可以对你说，我也诊过旺岱的脉。……我懂一点医道，你是知道的。”国王说。
仲马点了点头。
“我认为，旺岱什么事也没有，什么事也没有。”国王继续说。
“国王能够允许我不反驳你的见解，但坚持我自己的见解吗？”仲马尽可能露着笑容说。
国王咬着嘴唇说，仲马的话显然触怒了他：
“仲马先生，政治是个伤脑筋的行当……你就让国王和大臣们去干这个行当吧……你是戏剧家，还是写你的戏剧去吧。”
仲马还想说下去，但国王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说：“仲马先生，接见到此为止，你可以走了。”
七月革命胜利以后，仲马本想在政治舞台上有一番大的作为；路易·菲力普的态度使他十分扫兴。当他告退而出时，正好碰见原奥尔良公爵府秘书处主管、现在国王的亲信侍臣乌达尔先生。
“和陛下谈得可好？”乌达尔问道。
“昨天，我们只闹翻了一半。”仲马回答。
“那么今天呢？”
“今天完全闹翻了。”
“牛脾气！”乌达尔嗫嚅着，然后向仲马道一声：“别了。”是的，仲马已经发现：自己不是路易·菲力普所需要的那种人；到了与路易·菲力普分手的时候了。他决心割断与路易·菲力普的惟一联系。回到家里，他起草了以下的辞呈：
陛下：
鉴于我的政治观点与您有权要求于您的府上人员的政治观点不相协调，我谨请求陛下容许我辞去图书馆馆员的职务。
……
仲马辞去图书馆馆员的职务后，随即加入了国民自卫军的炮兵部队。他所在的第四炮兵连，连长是他的好友、医学院学生毕可肖，成员中有许多知名的共和派活动家，实际上是共和派在军队的一个据点。仲马当选为第四炮兵连副连长。他还指挥过全连的军事训练。该连每周三次，从清晨6时到上午10时，在卢浮宫前面的广场上出操；另外，每月去东郊的文森打靶两次。不久一位上尉辞职，经一致推选，仲马补了这个上尉的空缺。
眼看1831年的新年就要到来。一天，仲马和他的国民自卫军炮兵部队的同伴们商量，是否在元旦那一天对国王作一次例行的拜访。为了不给当权者留下话柄，他们决定还是逢场做戏走一趟。于是约定元旦上午9时在王宫廷院里聚面。元旦的早晨，不知何故仲马迟迟方醒。在仆人约瑟夫帮助下，他匆匆洗了脸，穿上国民自卫军炮兵上尉的军服。来到王宫廷院，已经九时一刻，他没有看到一个同伴。走进路易·菲力普的房间，这一群军官见仲马，就像见了瘟疫病人一样，都远远地躲着他，这使仲马颇为诧异。而路易·菲力普同他说话时那嘲弄的口吻，更使他纳闷。后来走到另一个房间，遇见他在奥尔良公爵图书馆工作时的同事瓦图，这才恍然大悟。“你不知道国王已经下了御旨吗？”瓦图问他。“什么御旨？”仲马反问道。
“解散炮兵的御旨呗！就登在政府的《通报》上。”“你知道，我是从来不看《通报》的。”
仲马立刻跑进一家咖啡馆，要来一份《通报》，只见上面印着“法国人的国王路易·菲力普”的如下御旨：
兹据内务部大臣报告，发布下列命令：
一、解散巴黎国民自卫军炮兵部队。
二、立即着手对该部队进行改组。
三、将任命一委员负责改组事宜
……
路易·菲力普对共和主义者的步步进逼，使仲马心头的愤懑有增无减。由于路易·菲力普对他的第一份辞呈毫无反应，他又写了第二份辞呈，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向这位国王重申他“作为文学家只是作为政治家的序言”、“对信仰的忠诚先于对个人忠诚”。七月革命的斗士与七月革命成果的篡夺者，就这样不可挽回地决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