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布鲁塞尔的日子
由于大仲马是自愿流亡，而非像雨果那样被驱逐出国，人们对他流亡的动机不无訾议。看来一些研究家过分强调了他躲债的因素。不错，大仲马出国之际，也正是债主“逼宫”之时。尽管大仲马被迫卖掉了他在巴黎市内的最后一处住房中的家具，还了积欠的房租，但还有许多债主无法应付。这些债主中有卖酒的、卖肉的、油脂商……总之，遍布四面八方、七十二行。不过，政治因素对于大仲马出亡所起的作用依然不能低估。即使在二月革命后政治方向短暂迷乱时，大仲马的共和主义的最低纲领也未曾动摇。而今，反对恢复帝政的人士不是被投入监狱就是被迫流亡国外，在他看来，苟活在国内无异于默许帝政，所以他选择了流亡的道路。路易·波拿巴面临大批社会精华被逐国外的窘境，在极力拉拢收买名流。而大仲马却毅然投奔反波拿巴派人士集中的布鲁塞尔，这首先是一种政治的抉择。
在布鲁塞尔的流亡者中，除了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艾蒂安纳·阿拉戈是在1849年6月发起一次反波拿巴的示威游行失败以后流亡布鲁塞尔的，其余都是在波拿巴政变以后于1851年12月和次年1月先后到达的，雨果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其他著名人物有：第二共和国的国防部副部长、曾参与镇压六月起义的若望·巴蒂斯特·沙拉斯，作家艾弥尔·戴沙纳尔，作家和出版家于勒·艾泽尔等。这些流亡者大都断绝了经济来源，过着清苦的生活。惟独大仲马，虽然除了一身的债务以外别无所有，却一到布鲁塞尔就摆起排场来。他先下榻在豪华的欧罗巴饭店，然后把滑铁卢大街两座毗连的房子，打通了山墙，把它们连成一体，这样就成了一座三层楼的公馆，有能通车辆的大门，有漂亮的阳台，还有宽敞的候见厅；高大的楼梯铺着厚厚的地毯，厅堂都挂着里昂的帷幔，卧室和内室则挂着红绸的窗帘。这一切都是赊欠而来。尽管流落异国，大仲马的私生活也还是那样荒唐。他这期间最宠幸的是年仅20余岁的女演员伊萨贝尔·康司坦。其次是安娜·鲍埃、吉狄夫人等等，甚至包括前来布鲁塞尔临时巡回演出的女演员。真可谓恶习难改。
但是他热情好客依旧。他工作很忙。在撰写《回忆录》的同时，创作了一个又一个的剧本。但他还是抽出不少时间来接待流亡的伙伴和比利时朋友。他的公馆成了法国流亡者——特别是其中的文化界人士集会的中心，对于团结流亡者不无贡献。他们每星期照例来吃两次晚饭。为了避免“白吃”的恶名，他们交相当于在小饭店吃饭的餐金——一个半法郎。而菜肴相当丰盛。雨果有一次在这里连包了10天伙食，按一天两个半法郎算，应交25法郎。但雨果只交了23个半法郎。因为他扣除了自己在外面吃过三顿午饭的餐金。雨果的精打细算与大仲马的全不计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迫于路易·波拿巴的政治压力，比利时政府拒绝雨果继续居住在该国。1852年7月，雨果不得不移居离法国诺曼底省海岸只有20公里的英国领土泽西岛。临行的那天，以大仲马为首的法国流亡者一直把雨果送到比利时北部的港城安特卫普，登上驶往英国的海船。雨果1856年发表的诗集《默想集》中有一首追怀当时情景的诗，反映了大仲马与雨果在流亡期间倍加亲密的关系：
朋友，我没忘记安特卫普码头
那群越来越坚强、勇敢的朋友，
没忘记你和他们纯洁的面容。
当海浪推送轮船向岸边靠拢，
接我上船，我们曾久久地抱吻；
我登上了船头，邮船浓烟滚滚，
涡轮转动了，我们频呼着“再见”；
然后，在海风中，在汹涌的海面，
你站在岸边，我伫立在甲板上，
像两把振颤的诗琴，一和一唱。
我们彼此凝视着，良久，良久，
就好似两颗灵魂在互相交流。
轮船逐渐驶远，大地不断后遁，
天际升高，视线为断，一切消隐；
一片迷雾覆盖着无垠的碧波。
你又回到光辉夺目、品种繁多、
犹如灿烂白昼的美好作品中；
而我走向阴森的黑夜的一统。
送别了赫赫一代文豪——自己最崇敬的朋友，大仲马的心境顿觉孤寂。回首自己和雨果这一代进步作家在文学领域和政治生活中的红红火火的经历，再看今日故人星散异国的凄凉景象，他的羁旅之思日甚一日。路易·波拿巴已经在1852年12月2日成为第二帝国的皇帝，自称拿破仑第三。拿破仑第三在用鞭子收拾了自己的政敌之后，开始实行发放蜜糖饼干的怀柔政策。接待自愿流亡者大仲马，在政治上已无大的障碍。通过反复交涉，大仲马又以让出今后稿费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为条件，同巴黎的债主们达成妥协，从而消除了法律上的麻烦。他便于1853年11月重返故国。
2 报界红人
无产阶级的1848年六月起义惨遭镇压以后，开始了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专政的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完全丧失了它的进步作用。6月的失败使无产阶级认识到，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于是，原先无产阶级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际上琐碎的甚至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马克思语）法国无产阶级从在资产阶级旁边捍卫自己的利益，进入与资产阶级正面冲突的时代。第二帝国期间，一方面，资产阶级社会得到了它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状况显著恶化。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迅速发展，劳动与资本的斗争益趋激化。
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大仲马，在1848年六月起义时期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到了第二帝国时代，他虽然对拿破仑第三经常发一点轻蔑的议论，但面对劳动和资本的激烈斗争，他的政治活动更显得消沉了。至少在整个50年代，同前数10年的有声有色的政治经历相比，他在这方面大为失色。
不过，作为文人，他的精力依然充沛。他的《昂日·皮图》《沙尔尼伯爵夫人》《耶户和他的伙伴们》《马什库尔的母狼》《巴黎的莫希钦人》等长篇小说都发表于50年代。他的巨型回忆录也主要写作于50年代。而特别值得一书的，是他的办报的努力。
大仲马在1848年以后的10多年间办了好几种报刊。上文已经提到他在1848年3月1日创刊的生存了两年的《月报》。此后，他又先后创办了每日出版的晚报《火枪手》《新法兰西》、周报《基督山》和不定期的“亚历山大·仲马未刊作品集”《基督山》，品种可谓齐全。其中成就最大的是《火枪手》。
大仲马是 1853年 11月初回国的。他一到巴黎就雷厉风行地筹办《火枪手》晚报。昔日的《月报》是大仲马一人包办，等于他的个人公报。现在他要办一份名副其实的报纸，有它的管理部、编辑部，有一批经常撰稿人。大仲马从比利时归来后，就在拉菲特街的金屋旅馆四层楼上租了一套三间简陋的住房，现在这房子成了《火枪手》经理办公室。编辑部则设在楼下，就在著名的金屋饭店对面。基督山城堡的园丁、不会算账的米歇尔担任会计，当年的管家、意大利人鲁斯科尼担任“不管部长”，一个叫希尔施勒的专管发行，一个叫马蒂奈的掌管行政。撰稿人也已约定，其中不乏名流：瑞拉尔·德·奈瓦尔、泰奥菲尔·德·邦维尔、泰奥菲尔·戈蒂叶、保尔·波卡日、小仲马，此外还有昂利、罗什弗尔、莫里斯·桑、达施伯爵夫人等。准备大致就绪，11月12日《火枪手》推出了创刊号。创刊号上，大仲马别出心裁地以“我”和“随便什么人”的一席对话阐述了报纸的宗旨：
“您就要办一份报纸，是吗？”
“是的。
“文学性的还是政治性的？”
“文学性的。”
“啊！”
“怎么啦？”
“您可错了。”
“每当我开始做某件事的时候，人们总对我这样说。”
“尽管如此，您不还是照干不误吗？”
“当然啰！”
“您为什么要办这份报纸呢？”
“首先，因为在别人的报纸上我总受敌人们的攻击，而得不到朋友们的得力保护，已经感到厌倦了；其次，因为我还有四、五十卷《回忆录》尚待发表，这四、五十卷《回忆录》由于逐渐写到当代的事情，而越来越牵涉到某些人的名誉，我希望承担责任，不仅作为作者、而且作为发表者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