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无常也，仁者勿恃。势伏凶也，智者不矜。
势莫加君子，德休与小人。君子势不于力也，力尽而势亡焉。小人势不惠人也，趋之必祸焉。
众成其势，一人堪毁。强者凌弱，人怨乃弃。势极无让者疑，位尊弗恭者忌。
势或失之，名或谤之，少怨者再得也。势固灭之，人固死之，无骄者惠嗣焉。
势无常也，仁者勿恃
译文
势力没有永恒的，仁德的人不会依靠它。
解读
有权有势往往使人产生自大心理和骄躁心态，权势的光环使浅薄者无所顾忌，为所欲为。人们趋从权势或可以谅解，生存的现实常常让他们不得不低下头来，但有权势者若不摆正心态，一味造势弄势，其后果就难以测度了。
活学活用
审时度势迎刃而解
东北军元老张作相是张作霖的拜把兄弟。据记载，在张作霖所有的拜把子兄弟中，张作相最是沉默寡言，也是人缘最好的一个。当时在东北军队中，分为新旧两派人物，互相倾轧，钩心斗角，甚至大有势不两立之势。张作相则能八面玲珑，老少和得三班。军队中出现的矛盾，只要张作相出面，问题便迎刃而解。因此，不管是张作霖还是其子张学良，都非常器重张作相。他权重一时，是奉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下野后，蒋介石曾几度邀他出山。但他审时度势，终于没为蒋介石卖命。后来蒋介石退走台湾，特意给他备了专船。然而，张作相终不为所动。
张作相字辅忱，1881年生于锦州义县南杂木林子村。幼时家境贫寒，父亲张永安平日务农，遇到有婚丧嫁娶之事就给人当吹鼓手。母亲刘氏精明贤惠。尽管家中生活十分困难，还是供张作相读了三年私塾。甲午战争爆发后，辽西也遭战乱，张家从此家计日窘，张作相只好给本家一个叔叔张永清做帮工。这位叔叔看他五官端正，沉静淳厚，不多言语却非常下力做活，因此看得起他。族叔的儿子张作正与张作相脾气相投，两人非常要好。
甲午战争后的辽西一带社会秩序极度混乱，而张作相的家乡历来又有家族械斗的恶习，乡里有仇人冤家，多在私下报仇而不经官府。张作相16岁那年，族兄遭仇家暗杀，他自己也随时有被杀的可能，不得不离家出走，流落在锦州一带。庚子年又流落到奉天，常因衣衫褴褛而遭到欺辱。为了不致遭到更大的不幸，每当这时候，张作相总是咬紧牙关保持沉默，把仇恨深深埋入心底。
张作相深感世道的不平，逐渐产生了不惜铤而走险的想法。走出的第一步是同本村的一个人策划打死了杀害他族兄的仇人，随后率几十人逃到双阳旬南山大庙内。翌年，张作相率二三十人到新民府八角台村投奔张作霖。张作霖见他与自己同姓，很高兴，就把他收了下来，视如亲兄弟。张作相与张作霖、张景惠、汤玉麟组成了二百多人的保险队，此后张作相一直跟随张作霖，成为张作霖的忠实伙伴。
1902年，张作霖所部被清廷收编。张作霖被作为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张作相为哨官。1906年，盛京将军赵尔巽在奉天设立负责整顿地方旧军的巡防营务处，将全省旧军编成8路巡防队，张作霖任前路统领，张作相为骑兵一营管带。1907年，张作霖已拥有步兵5个营、骑兵7个营的实力。此后他不断收编地方武装，实力发展非常快，到了1908年已有精锐部队35000人。在此期间，张作霖与张作相等8人拜为把兄弟，按年龄顺序是：马龙谭、吴俊升、孙烈臣、张景惠、冯德麟、汤玉麟、张作霖、张作相。这是奉系集团的最初成员。
张作霖很看重张作相这位话不多，却非常忠诚于他的把兄弟。随着张作霖权势的发展，张作相也逐步得以升迁。辛亥革命后，赵尔巽任奉天总督，张作霖任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先后为二十七师骑兵团长，炮兵团长。1916年，张作霖被封为盛武将军，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相为第二十七师步兵旅长。1918年9月，段祺瑞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张作相任巡阅使署总参谋长，后改为巡阅使总参议，兼任二十七师师长和卫队旅旅长。1911年，赵尔巽恢复讲武堂时，张作相还是中上级军官，曾奉命受训。1919年张作霖重建讲武堂时，张作相已兼任堂长了。1922年和1924年先后爆发两次直奉战争，在这两次直奉战争中张作相都出任了要职。第一次直奉战争他奉命统领东路军，失败后，张作霖急于提高奉军战斗力，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作为整军经武最高执行机构，孙烈臣任统监，张作相任副监。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相担任后方总预备队、第五方面军的军团长，负责巩固后方，而他在奉系中任职最长的要算是吉林督军了。1924年他奉命就任吉林省督军兼省长，这个职务虽没有他原任的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实权大，但总算是独当一面的封疆大使。
张作相与张作霖两次结拜兄弟，对张作霖忠心耿耿。他虽然权重一时，但为人谦虚谨慎，少说为佳，所以深得张作霖的信任。张作霖在众多的把兄弟中与张作相关系最亲密，众多兄弟也和作相最好。因他什么事都能守口如瓶，且又乐于助人，兄弟们都把他当作知心看待，连士兵们有什么知心话都愿对他说。因此，当时在东三省，张作相可谓是人缘最好的一位重权人物。
张作霖每每发脾气或与人争执，张夫人便派人请张作相去调解。只有张作相的劝说，他才听得进去。奉系其他首脑间或家庭中出现纠纷，也常常是张作相出面斡旋。
张作相为人最忠厚，常常在别人危难时给人以诚挚的帮助，所以，在奉系军中素有“忠厚长者”之称，人们称他“老少和得三班”。后来奉系中出现老派与新派的矛盾，他本是老派的人物，因为为人公平，不乱说新派的坏话，积极主张两派团结，表现出待人宽厚的胸怀，所以深得新派人物的好感。在新派老派矛盾重重的动荡局势中，他是惟一能出来稳定局势的关键人物。
1928年6月4日，发生皇姑屯炸车事件，张作霖、吴俊升一同殒命，奉系将领一时群龙无首，人心惶惶，急需确定新的首领。当时新派老派虽各有主张，但在许多人心目中，张作相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张学良尚未回到沈阳的时候，曾公推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司令，并将公推书和印信送到张公馆。张作相坚决不受，说等张学良回来后再从长计议。
张作相一直把张学良视为少主。早在1920年张学良从东三省讲武堂毕业时，他就向张作霖建议接替他兼任的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的职务。1921年，他又携张学良去日本，参观日本陆军秋操，以期激发张学良立志图强之心。此时，他惟一的愿望就是辅佐张学良子承父业。
张学良兼程赶回沈阳后，除着手办理丧事外，还召集东北元老开会，研究接代张作霖的问题。张学良以自己年轻，极力推张作相统辖东北军政大权，并派人送去东三省联合会的公推书和印信。张作相坚决不受，一定要张学良子承父业，而他愿尽辅佐的责任。张学良在张作相等人的坚决拥戴下，终于名正言顺地掌握了东北的军政大权。
张学良与张作相的关系一向密切，他早年称张作相为老叔，他当上东三省保安司令后，又改称为辅帅，此时，又让原配夫人于凤至做了张作相第二个夫人花福田的干女儿。当时花福田因为自己只比于凤至大十几岁，不敢答应，张作相说：认就认吧，这也是学良的主意。这样，两家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张作相默默地竭尽全力辅佐张学良尽快稳定东北局势。尽管他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历来不信任，但对张学良的易旗主张不提半句不同意的话，而是大力支持。在东三省议会联合会上，领衔联名向南京政府宣布服从国民党的领导。
东北“易帜”虽然实现了，但东北军内部的思想并不完全统一，杨宇霆、常荫槐等人有觊觎张学良地位的嫌疑，日本帝国主义又不断向东北集团内部伸出黑手，制造派别纠纷，企图形成内乱，使“易旗”成果付之东流，这使张学良格外忧虑。1929年1月10日深夜发生了张学良处决杨宇霆、常荫槐事件。就在这天半夜里大约十二点半左右，张学良派人请张作相来商量善后事宜，张作相说：办了就办了吧，只是要好好办好二人的后事，以安杨、常左右。张学良依计而行。
1930年9月率东北军进关，张作相任东北四省留守司令驻在沈阳大帅府，主持东北后方的一切事务。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作相因父亲去世正在锦州西郊料理丧事。当时，张作相不相信日本能吞并东北，认为只要像皇姑屯事件时那样沉得住气去应付，就可以依靠“国联”的力量抑制日本，迫使日本撤兵。他曾对前去吊丧的何柱国等人说：日本无论如何吞不下东北，东北总归是我们的，大家不必担心。这几句话可以代表当时东北军大多数高级将领的态度。谁知事态的发展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九·一八”事变时，张作相的吉林省主席职务由参谋长熙洽代理。熙洽是清朝皇族的宗室，1911年，张作相在奉天讲武堂受训时，熙洽是教官，张作相很尊重他。张作相任吉林督军后，任熙洽为参谋长，对他十分信任。而熙洽暗藏复清思想，加上他留学日本，与日军师团长多门二郎有师生关系，素有亲日思想，所以，“九·一八”事变后，熙洽趁张作相不在，以代理长官名义出卖了吉林，由复辟狂变成了卖国贼。
张作相对熙洽的所作所为十分愤慨，遂电令在吉林的军政人员不要听从熙洽的伪令，并委派诚允到宾县组织临时政府，与熙洽汉奸组织相对抗，但已无可挽回。一年后，吉林省全部为日军所占领。可以说轻信和错用熙洽是张作相政治生涯中的最大失策。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严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侵华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全境，接着又向关内逼进。1933年初，日军进犯热河，威胁平津，迫于全国强大舆论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抽调部分军队加强长城一线的防卫，任命张学良为第一集团军军团长，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军团长，开赴承德及密云和古北口一带。但蒋介石仍旧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加之各派军人号令不一，长城抗战终于失败。蒋介石却把责任推到张学良身上，逼张学良下野。张学良回到北平后，立即给张作相打电话，说明蒋介石逼他下野的情况，并说：您老也马上来吧。就这样张作相在1933年退出了军政界。
1932年，伪满洲成立，溥仪当上傀儡皇帝。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原东北的高级军政人员采取各种手段威胁利诱。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东北元老到伪满洲国任了要职，成了可耻的汉奸。
张作相在1933年退出军政界以后，一直在天津英租界隐居。当时日伪当局和已成为伪满洲国国务总理的张景惠，认为张作相是深孚众望的东北元老，很有号召力，于是对他相交逼迫。先是张景惠派其亲信洪维国到天津劝降，洪维国利用他与张作相同乡及旧属关系，软磨硬泡，甚至送来支票以及伪满洲国的委任状。后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又亲自出马。板垣征四郎身穿长袍马褂潜入张作相公馆里，诱迫张作相出来为日伪做事，结果都遭张作相的断然拒绝。板垣走后，张作相曾忧愤地对家里人说：我是中国人，我还得给子孙留点德性。
洪维国、板垣的劝降未能得逞，日本特务机关又使出另一种卑劣的手段：在天津的日本租界里发出“号外”，声称张作相已离开天津到霸县其次子、一一二师师长张廷枢处，准备再出来指挥东北军。因为当时东北军已由国民党统一指挥且张学良正在国外，制造这种谣言的目的显然是挑拨张作相与国民党的关系。果然，国民党当局闻讯后，马上派特务在张作相的住所周围盯梢监视。也就在这个时候，在张作相的卧室窗下发现了两颗炸弹。这炸弹是国民党特务放的，还是日本特务所干，就不得而知了。
张作相在天津英租界时，家里人口很多，加上厨师、听差等不下百人，开支很大。当时张作相的主要财产都在东北，生活几乎维持不下了。因张作相的人缘好，大家都不愿离开他。他曾通过旧友张景惠、旧属熙洽要求日伪当局还他的财产，而日本关东军首脑则以张作相必须到伪满洲国任职为条件。张作相既拒绝当汉奸，财产也未得还发。日本人对张作相不肯就范非常恼火，曾炸毁了张作相父亲的坟墓，占领天津后，又查封了张作相的部分住宅。张作相自1933年随着张学良下野退出军界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直闲居在家，以养花种草聊以自娱。
抗战胜利后，张作相在原东北军的部分旧属的动员下，似有重新出来任职的意思。当时社会上也风传张作相也有可能出来任东北行营主任。但蒋介石历来排除异己，当然不会再让张作相这样在东北有威望的元老出来掌握军政大权，结果只给他挂了个南京“国民政府顾问”的空头衔。
当然蒋介石对张作相表面还是很客气的。1945年10月，蒋介石在北平宴请北方高级军政大员，张作相被邀参加。宴会上，蒋介石把张作相让在主客座位上，恭维地说：抗战八年，你一个人在沦陷区，日本人多次引诱你，你没给日本人做事，这一点就十分可贵。
张作相心里明白，蒋介石不肯给他实权，却要利用他在东北军中的威望来安抚人心。他表面上虚与周旋，内心里却极不满意，一直没有去上任。
1948年初，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土崩瓦解，蒋介石为了维持东北人心，才委任张作相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实际上仍是徒有虚名。
这年9月，张作相为处理东北财产去锦州，正赶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锦州，10月15日，张作相在家中被误俘。当时的东北野战军主要负责人知道张作相是东北军主要知名人士，马上和他见面。希望他能站在人民解放事业一边，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张作相表示应诺，并推心置腹地诉说了东北军跟着蒋介石遭到排挤的苦衷。当野战军负责人告诉他准备派人护送他回天津时，张作相感激地说，多蒙诸位厚谊。拿我个人来说，倒是愿意留在解放区，只因家在天津无人照料，我回去后，还是想把家安顿到锦州来。在战争年代物质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下，解放军还特派了救护人员，一直将张作相护送到天津附近的芦台火车站。张作相非常感激，也很是过意不去。
张作相回到天津后，蒋介石曾派人催请他去台湾，几次送来飞机票，并为家属留了半条船的空位，张作相都毫不动心，告诉家属谁也不准走。
1949年3月，张作相患脑溢血突然去世。周总理得知张作相去世的消息非常遗憾，曾对张作相的外甥周鲸文说道：老先生在东北有很好的人缘啊，我们正想请他出来工作呢，怎么就故去了！说着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