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乡土的关系是个老问题，能否思索得更深一些呢？阎连科的《寻找土地》，写一个没有家族背景的孤儿，参军后因工伤致死，又够不上“烈士”的档次，连队干部便携带着他的骨灰盒（也就是他的鬼魂）回到故乡的情景。这鬼魂先是不被族人接纳，终于得到承认和接纳后，就享尽了死后的殊荣：坟葬和冥婚。小说一面透过鬼魂的眼睛写出乡土感人的淳朴，一面写出认认真真的蒙昧：族人们把过时的、僵化的、迷信的观念奉为至尊礼拜甚恭，笑剧背后是浓重的悲凉之雾。这鬼魂（“我”）不是要寻找土地且已归人土地了吗？但我们发现，这些与土地最亲近的人竟与土地最疏隔，因为土地被大量与土地无关的抽象之物异化了。于是，我们进而想到，土地固然还给了农民，农村也正走向商品经济，但不荡涤那些虚荣、迷幻、精神麻醉的种种附着物，农民会是土地的真实主人么？尤风伟的《泱泱水》发表后反响不错，就在他对乡土上不散的幽灵“家族文化”的批判。赵姓少妇七姐的丈夫死后，族长为强化日益衰颓的赵姓，便命令她设法去找杨姓的男人野合。他为赵姓生了一个后代，但这后代的生父并非杨姓，而是一个乡村荡子的遗留。这后代秉承生父的无穷欲望，演出又一幕曲折悲剧。小说写出传统文化内部机制的衰败，无法修复，以及它在怪圈中的挣扎，意在挖掘宗法文化的朽根。族长三爷古老、威严，如一个象征物，好似成了精般不可战胜，泱泱洪水也淹不死他，悠然坐在棺材里漂浮，成了村庄灭顶后的幸存者，其景令人骇然。
我们曾经热衷于谈论“农民性”，认为对农民灵魂的透视最易接近对民族性格的把握。这一方面，颇有些富于新意的作品。杨争光继《赌徒》之后发表的《老旦是一棵树》，意味深隐。农民老旦的偏执、冥顽、麻木，给人极真实的感觉，他的一系列滑稽突梯的行止，也极可信，这与作品虚化环境时空，突出心理动作有关。他无端地仇视比他过得舒服的赵镇，后来发展到必欲杀之而后快，令人困惑不解。这与妒嫉不同，也不是出于卫道的使命，只能是一种刻骨的褊狭，极端的执拗。理由似乎也有一些，比如赵镇与其儿媳的通奸之类，但与老旦的利害关系其实甚微。赵镇本人也从不认为老旦是他的敌人和对手。老旦究竟是一颗怎样的灵魂呵。我们只能说，他的痛苦是真实的，引起他痛苦的对象是虚妄的，他的不幸是可悯的，他的烦恼却是自我的，于是，他都无边的烈火似的愤怒就化成了喜剧的材料。老旦死后，化为仇人赵镇家粪堆上的一棵树。面对这棵执拗的树，我们啼笑皆非。作者并无奚落老旦之意，更多的是同情，在他眼中，这棵树只能是封闭而贫瘠的村社文化小圈子的产物。乔典运是位对政治文化特别敏感的作家，他的《问天》让人于含笑中感到沉重。主角三爷，是个惟上是听，谨小慎微的普通农民，一向平安度日，没想到遇上民主选举，在选谁当村长的问题上左右为难，寝食不安，以至苦思冥想到脑袋发疼。他把硬币抛向天空占卜，结果无效；去村支书那里摸底，碰了钉子，于是大为光火。第二天选举，他竟率一家人上山躲避。真是民主来了，三爷跑了。小说以善意而诙谐的笔调提出问题：三爷为何面对好端端的民主选举完全陷入窘境？是什么造就了三爷式的心态？怎样才能使三爷不再逃避民主？李贯通在《庸常岁月》中刻画的德宽舅这个人物，也是力图摆脱对农民的传统看法，达到新的、更深层的理解。
福克纳的研究者们曾指出过，福克纳毕竟是二十世纪的人，这个时代的许多特征他都有深刻反映，他刻画了许多南方农村的“现代人”形象。这样的形象既可以是贵族后裔，也可以是流浪汉、穷白人，通过他们，既写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沟通与疏远的问题，又写到人如何保持自己本性的问题。这对我们是有启发的，事实上我们的小说也开始描写形形色色的农村现代人。路遥的《人生》富有开创性，可惜后来有点偏重于道德评价，贾平凹、张炜各有贡献，近年来李佩甫的探索很见新意。他的《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国”的形象，已经触及到农村人的终极关怀。他去年发表的《豌豆偷树》，透过乡村教师的眼睛，表现新的人际组合下新的困境，专横、跋扈、人格的萎缩，写来逼真，显示着直面现实的勇气。这位教师在日记中不断向未婚妻梅倾诉孤独的感受，最后我们才发现，这个“梅”是根本不存在的幻象。刘醒龙的《村支书》和《凤凰琴》已有广泛好评，它们都写出了贫困的大别山区向现代化迈进的艰难步履。前者动人地剖析了一位在新的经济关系中鞠躬尽瘁的村支书形象，后者写孤岛似的、几乎被人遗忘了的深山小学里民办教师们的艰窘和高尚，那每天清晨升国旗的仪式表明，他们也是祖国版图上向现代文明趋归的一个点啊。关仁山的《红旱船》和《蓝脉》也出手不凡。《红旱船》塑造的喜梅子，充满对文明的渴望，一心希望丈夫成为“文化人”，尽管在文化与金钱的较量中，她的希望一再破碎，但这奇女子不屈不挠，其精神感人至深，代表着当今农民深隐的历史性追求。
现代人和现代情调，并不意味着堆砌超前的物象，而是立足于民族的文化土壤，观察现代文明冲击下文化心态和精神世界的微妙变化。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和《县城意识》，力图从生存相到生活化超越具体对象，把握一种新旧交织的人文气候和价值冲突。最后一个生产队的名存实亡，表明一种顽固的政治文化观念的现实衍变，《县城意识》里北方小县城的人文景观、人际关系、情感方式、思维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可看做中国社会气氛的一个缩影。赵德发的《蝙蝠之恋》就更有意思。一个当上了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农村后生，因为喜爱创作进了作家班，此事居然在族人中激起轩然大波。族中长老问明他写作的年收入仅一千多元后，阴沉着脸说：“姓杨的十七户人家，一家一年拨你一百块，你不写行不行？”且不说这农村后生在“从政”与“从文”上就很矛盾，而社会、家族不都在肯定一种价值，否弃另一种价值吗？陆涛声的中篇《老话》，可说是传递了农村经济的最新信息，主人公依然是《最后两票》中的刘炳和，这个豆腐状元改行做花木生意去冒险，心态矛盾万状。作者写这个带着特定历史文化烙印的江南农民，在商品大潮面前，如何从保守走向了狂热，实际是探索着中国农民在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商品经济。另有两个短篇不可不读，一个是柏原的《奔袭》，一个是卢万成的《狗殇》。“奔袭”并非去打仗，而是一个县长率领一个计生委主任一个公安一个女医生，专程奔赴梁峁沟壑中的山村。决心结扎一个不断超生的女人。县长们的汽车抛了锚，找人修路找不到，正在焦躁，不料迎面来了又一超生户的女人，逢难产而送医院，恳请借用县长的汽车。县长一旦应允，仿佛突然从地下冒出许多农民，硬把汽车抬起掉了头，“奔袭”之举遂告搁浅。小说对黄土大山的封闭有出色描绘，山里人的“傻奸”写来妙肖，方县长虽一时无可奈何，但他的决断、智慧和气量，反倒鲜明。《狗殇》的作者卢万成，对今天农村的生活、语言熟稔，下笔有滋有味。前年，他曾接过王润滋《内当家》的线索，续书一般写了《内当家之死》，把李秋兰和刘金贵的历史--现实矛盾推向新阶段。这篇《狗殇》，借一桩“狗鞭案”和农村的一次突击打狗，写活了包括乡长、村长、游民、秘书等几个人物。别以为这里写的仅是“超生”和“打狗”，其实是写新旧杂糅的世道人心。
三 新都市人的生活流
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的轰动，究竟为了什么？一般被认为是打破了当时文艺的一本正经和乏味，提供了嚎头和笑料的缘故。其实这是表面原因，从审美上看，乃是因为艺术的生活化特色。艺术的生活化绝非模仿甚至照搬生活，而是把最常见、最具特征性、最易忽略的东西“陌生化”，使人在新奇、惊讶中充分品味生活、感受生活，去发现被理念遮蔽的妙趣，甚至禅机，从而亲身置入生活的流动变形中。天下哪有那样的编辑部？哪有那样整天神侃海聊，不着边际的家伙？但是，它恰恰实现了今天生活的真实，心灵的真实，当你摘下已成为你生命一部分的“角色面具”，就有种回归生活的亲切感受。这种艺术的生活化，正是朴素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这方面，王朔自有他的讨论价值，王朔在经历了从纯情到邪恶，再从邪恶到玩世以后，进入了一种调侃，似乎一反呵佛骂祖，离经叛道，渐向主流文化靠拢。但王朔仍是一贯的王朔，他的全部意义在于，他比别人更敏感、更真实地表现了这个价值失范，无所适从的特定时空里一代都市人的紊乱的心理现实，以及他像个“撒野的孩子”（罗兰·巴特语）颠覆传统话语体系的能量。仅此而已。据说他的书开始滞销，但他在都市文学创作中的意义，仍值得研究。他的中篇《刘慧芳》不很成功，但大中篇《过把瘾就死》，再次显示了新的审美追求。这是不同于以往任何纯情小说的纯情小说，通篇都是“我”和杜梅在互相吸引、猜忌、拌嘴、争吵、使性子、发议论，几乎没有真正的情节过程可言，居然塞满了洋洋洒洒九万字的篇幅。我要说，它并不浅薄，它把90年代青年男女在婚恋中的心态“陌生化”也典型化了。它的后面是都市的庞大背景，它的前面是一切优雅的爱情神话破产后的更真实的抉择，它突出了过程和体验本身。
王蒙小说的审美形态多种多样，但他的《调试》也走过程化、生活化的路子，是当今家庭窗口里的生活流，一对夫妇围绕电视的调试争执不休，电视节目贫乏，他们的语汇也很贫乏，好似患了失语症。李国文继《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之后，又有新系列《涅盘》发表，也是写都市各色人物的，现实感强，注意融入最新语汇，把各个人物置于死亡面前，来审视各种社会心理，于沉重中爆发幽默，喜剧中羼杂眼泪，表现了作者观照生活的一种距离。
更多的作品则是距离感的几乎消失，好像把窗外的喧嚣直接倾到稿纸上。毕淑敏的《女人之约》表现出捕捉生活的敏锐才情，简直像90年代的《羊脂球》，一个漂亮的、名声不好的女工，利用色相去讨三角债，为讨债就又喝了无数的应酬酒。酒暍得太多就患了绝症。账是都讨回来了，她还想讨回名声，可惜没有实现。这是太平世界的奇闻，但要写得深刻，不在渲染“奇”，而在由“奇”返归尘俗，现在是“做”的痕迹有点露，如更加生活化或会更好。池莉的《白云苍狗谣》，写一流行病研究所的几乎无事的小风波，人们的自相惊扰，时间虽如白云苍狗，但沉滞、苟且、因循、敷衍之风如故。这小说的特点是本色、白描，不是让读者“看”，而是连读者也拉进来。其他如张欣的《城市爱情》、夏真的《红道》、刘兆林的《妻子请来的客人》、范稳的《男人辛苦》，各从爱情、人际、夫妻关系、伦理负荷的角度，表现了新的生活感受。
四 历史的幻影与人性魔圈
近年来，写历史和往事的作品，其数量比我们预计的要多得多，其表现形态，更是五色杂陈，以至我们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概括它，勉强可用“新历史人情小说”来统称。重新诉说历史的欲望，从《红高粱》、《灵旗》就强烈地表现出来，曾被认为是创作主体在历史题材中的新觉醒，它改变了撰写历史、演绎本质的拘谨，以主体化、主观化重新理解历史，与传统意义上客观性很强的历史小说分道扬镳。后来又出现了更大的分化；在一些先锋派作家那里，历史变成了一种假设、假定、模糊的布景，甚至展开叙述游戏的一个借口，他们真正要表达的，是生命体验，非理性感受，或者某些现代主义观念。要到这些作品里去找历史的客观面目，无异缘木求鱼。像《迷舟》、《妻妾成群》、《米》、《古典爱情》等等便是这样，复仇、逃亡、情杀、家族毁灭是它们的拿手节目。在另一些青年作家如叶兆言、周梅森那里，倒是写实笔法，但他们不太关心历史的客观评价，重心转到了人性魔圈的展示，如他们的近作《半边营》、《心狱》等皆如此。（至于池莉的写《预谋杀人》、《凝眸》，近乎“反串”性质，她对故事圈套的设计，叙述的趣味性，以及一洗脂粉气和柔靡相，都不错，王劲哉的刻划也颇传神，但总给人一种游戏感。池莉之为池莉，终究还在善写市井细民的生存和无奈。）当然，严格意义上的那种历史小说，倒也一直存在着。
那么，除了上述情况，这一领域又有什么新的变化和推衍？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新作？我想从1992年的小说中拣出有代表性的几部来谈。
一种情况是，总体上还是传统写法，但是已淡化了政治评价，浓化了人性、人情、伦理因素，淡化了性格刻划，强化了故事性。邓友梅的《好梦难圆》，就讲了一个五十年跨度四代人的柳暗花明、峰回路转的命运故事。作者说，他“不想剪去生活的多歧性”，也就是更朴素，更本色，更合乎生活自身的逻辑。起初我以为红嫂模式，又来了，后来的发展则是对它的颠覆。一对乱世情侣的经历，真是运交华盖，风流云散。苗长水的特点则是翻新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如果说《好梦难圆》是跟着命运走，那么苗的《共赴天涯》就是停下来沉思，需要细嚼慢咽。它写的是一对老干部夫妻的今天，但历史的影子始终追随他们，真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不过，往日的噩梦，一世的沧桑，经时间的融蚀，化作了无言的淡朴和平静。
另一种情况是，虽然出自青年作家之手，但不走那种写复仇、逃亡、暴力的路子，而是对上一辈人灵魂的探究和审视，内向化，心理化，说它是种“审父意识”也没有错。如王安忆《叔叔的故事》、李晓《叔叔、阿姨、大舅和我》、张廷竹《走出天目山》等便是。作者或叙述人常以晚辈身份出现，这应视为一种态度和理解，既有尊重，也含批判。李晓的这部作品，写了一个孩子眼中几位长辈的命运心态，由于年龄和时间的阻隔，就更富诗意；但又并非全是孩子眼光，同时是今天作者的体悟，就更能解开历史之谜，还其本相。作者寻踪、踏勘、凭吊，继而低徊、沉思，形成灵魂与灵魂的晤谈，赋予作品深湛的格调。
还有一种情况是，也借历史作文章，但既非生命意识的外化，也非庄重的追寻，而是折入民俗、传奇、地域文化的一途。林希写旧天津卫的津味世情小说，就很有代表性。他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现代小说与古典白话小说的中间地带探索新样式，一手写畸人异事，民俗怪谈，另一手写世态人情，历史风云，在奇趣的后面，有严肃的追求。新作《丑末寅初》写一件偶然借穿的大褂给一个市井游民带来的奇遇和灾难，大褂不过是当时价值和观念的媒介物罢了，重要的是大褂上身以后所映现的世情如鬼，人情浇漓，祖传丸散，秘制膏丹。我欣赏林希把大褂的“戏”做到淋漓尽致，与果戈理的“外套”相比较，朱七的大褂终究还是国粹。
在这篇文章里，我不可能收纳和解析90年代初期的所有创作现象，我只能就我的精力、视野和阅读所及来谈论问题。像比较热门的留学生文学，还有军事文学，就基本没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