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的转型中，作家向“平民”的转型也许是带来活力的又一个秘密。面对变动的陌生世界，作家继续作为社会代言人和生活意义的诠释者常感力不从心，于是便出现了由中心到边缘，由上层到底层，由先生到学生的微妙变化，这未必是坏事，倒有助于作家深入自己不熟悉或熟视无睹的生活。赵德发的《青城之矢》，生活实感之强惊人，题材和角度也颇奇特，它写的是当今都市最底层扒垃圾的人群，真切地表现了一类人和一个群落的生存方式，打开了社会底层众生相的图画。这些大多来自农村的人，怀着自卑，说垃圾是城市的“屎”（矢），自己是城里的“蛆”，自有其挣扎的艰辛和精神的苦闷。作者同时表现了他们深藏的善良和灵魂中的光点，不乏灰色中人性的庄严。我以为，此作能让人谛听到现代都市脉搏的跳动声。作者不用俯视，而用平视的眼光开掘出许多新鲜而丰富的东西。萧平的《翡翠鹦鹉》，也以平民的意识和眼光，冷跟旁观“大款文化”的恣肆，作者的同情当然在那位被当作玩物的礼仪小姐一边，作者克制着愤懑，尽量平淡地叙述着大款暴殄天物的恶谑嘴脸，以及把活泼泼的鹦鹉宰杀了做佳肴的惨酷一幕。其实，真正的惨酷在于，礼仪小姐的命运多么像鹦鹉的命运，占有美却不懂美，直至扼杀美才是愚昧暴发者的真面。方方的《凶案》也写平民，一件类似社会新闻或小市民口头传闻的东西，经她的手一处理，那惊人的荒唐，深刻的愚昧，尽在其中，“故事之外”的韵味耐人玩索。邹月照的《捉奸》从一个贪财、好色、愚顽的司机写起，环环相扣，层层生波，借“捉奸”而解剖了一个沿海开放城市企业里的人事网络，“捉奸”的由头倒不再重要。王正昌的《初雪》捕捉住某局一正一副两位局长的潜隐心态，从或恋栈或急于晋升的对比中，揭出当今机关里的某种人情真实和品格高下，这样一些作品都在说明，当作家重心下移，以平民意识进入复杂的社会关系，关切生活，思索生活，就能源源创造出新鲜多趣的生活戏剧。
我们强调寻求文学与时代的精神连结；当然决非停留在题材现时性的浅表层面，满足短视目标，而是追求创作精神上的当代性，那就是立足于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对民族精神历程的反思和当代性揭示，及于此，无论什么题材都能实现与时代的精神连结。这方面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比较典型。它的主要篇幅写廖怀宝其人的历史表现，但这个人物的现实意义不可低估。周大新善于纵向地铺述人物的命运史，此作前二分之一的描写却不但平平，且有些落套，但是，当读到廖怀宝大跃进吹牛却把责任下推，一九六○年饥馑故意让记者采访他的俭朴，文革中听父命故意弄伤自己，干校中故意对落魄当权者暗加照顾，以至他后来步步腾达，我的心不能不为之一震了。封建的官本位思想腐蚀了他，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扭曲了他，周大新写出了“这一个”的人格和灵魂。廖怀宝虽还活着，但精神已经朽烂，其文化人格与改革潮流处处抵牾，成为历史的惰力。人物典型化的写法曾被认为过于传统，《向上的台阶》表明，问题不在运用何种方法，而在有无深刻而大气的思考，相比之下，某些跳过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充分揭示而追求抽象终极价值的作品，倒显出空玄和贫乏来了。张卫民的《双兔傍地走》、《英雄圈》，也因注入了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思考，使传统的题材增添了新意。
二 崇尚体验--从生活状态到灵魂状态
去年以来，文学界冒出了形形色色的新口号、新提法，如“新体验小说”，“新状态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市民小说”，“文化关怀小说”等等。被早些年的新名词聒噪得心烦的人们，大多对之无动于衷，我却觉得勿须苛求，甚至应抱欢迎的态度。因为它表现了文学焦灼突围、重整旗鼓的愿望，也是应对文化市场的努力。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里，随着社会需求和热点的变化，文学不断提出新口号，原属正常之举，倘若冷静到什么也不想提，或提不出，倒是令人可悲的。问题是，这些口号刚刚提出，尚无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既没有深刻的思想提升，也没有稳定的价值支撑，因此就仍然只能停在现象的层面，仍未跳出现象学的名言：“回到事物本身去”。平心而论，今天的小说比新写实小说推进了多少呢？变化甚微。新写实的一些名篇，恐怕包括作者自己在内也未必已全然超越。但从整体看，变化又确实存在，有种新的艺术思路和审美态度变得突出而显豁，那就是祟尚体验，从对生活状态的体验到灵魂状态的体验。严格说来，任何创作都离不开体验，它不是什么新东西，可是，当作家以主动的姿态，全身心地深入到一种尚难把握的新旧交错的真实，亲历亲知，感同身受，充分关怀和体味，满怀人道主义的热力，这种体验就可能绽放出新鲜的光彩和陌生化的审美效果。例如刘继明的一组“文化关怀”小说就颇多新意。我在《从生存相到生活化》一文中，描述过这种转移：“生存状态，是相对稳定的观照；生活化，是流动和不断变形。由于当代生活的有力冲击，作者不可能过久地沉浸在归纳的满足中，一些貌似稳定的观念会转眼间失去稳定，这使一些作者权且放下归纳的欲望，去体验生活自身的微妙过程。如果说写生存状态的新写实直接脱胎于文化寻根，那么生活化就更注重生活本身的质感和魅力。”
崇尚体验的审美态度，还与前述作家的“平民化”趋势有密切关系，作家愈是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和“平民化”的视角进入生活，就愈是把体验性置于首位，教化性和理性评判退居其次。这种体验味甚浓的作品，在陈建功的《前科》，毕淑敏的《生生不已》中已见端倪，刘庆邦的《家道》就更有代表性。《家道》没有连贯的、缜密的故事可言，也没有通常小说的炫目外表和煞费苦心的叙述策略，它的人物，既非英雄，亦非恶徒，根本没有惩恶扬善的好戏可看，只是如诉家常一般，以一颗平常心诉说着作者的妻子的一家人，包括岳父，妻兄，内弟，弟媳等一干人物，怎样在世事中浮沉、进退，显隐，特别是社会转向市场经济后，这一家子好像个个离开了原先的轨道。作者的岳父似属贯穿人物，由在位时的顾盼自雄到退休后的门庭凄寂。读《家道》，绝无事不关己的“看戏感”，你无形中就化为其中一员，参与了进去，你在过日子中饱尝的酸辛、冷眼、凉热，均可在此重演一遍，所以，名为“家道”，何尝不是世道、人道之谓？
作为注重体验的小说，《家道》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所叙虽是翁婿关系、外戚关系之类家务事，但并不堕入卑琐和絮叨，也不刻求所谓原汁原汤的“原生态”，始终关注着生活背后的精神体验。二是，作为叙述人，作者绝不是被动角色，“我”无处不在，渗透于作品整个肌体，每个人物的情感心态全靠“我”来外化。这个“我”，既不居高临下地俯视他人，也不故作谦卑地仰视他人，而采不卑不亢的平视态度，“我”就是家中一分子，且作者对这个“我”，也毫不姑息，不乏自嘲自剖之勇气。这等特点可看做重体验一脉小说的共同点。
由于各个作家的个性不同，体验的方式、内容、悟性不同，如《爱情错觉》（鲁羊）之体验爱情的幻变不定，《链条》（邹静之）之体验复仇者的潜意识，《蓝鱼儿》（杨争光）之体验荒谬行为，《枯坐街头》（李功达）之体验打工仔的孤愤心绪，《窄门》（陈宝光）之体验守候临产妇的小人物的提心吊胆，《本是同根生》（叶广苓）之体验贵族之家的风流云散，就各有妙谛，构成一个五光十色的艺术世界。这里所说的“体验”，既指作家个人的体验，也指作家设身处地地代人物体验，归根结蒂还是决定于作家主体的体验深度。体验式小说给文坛带来大量鲜活的、第一手的新情绪、新感觉、新人物，但它终究局囿在现象层面，少有生动的思想魄力和深邃的理性精神，因而它只能是转型期成长中的小说形态。
三 先锋的人间气
假如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来形容近来一部分先锋小说的发展状况，也许有几分相像。本来，先锋小说应有超尘脱俗的气息，悲天悯人的哲思，恍兮惚兮的意象，它的读者注定了不会太多。可是，现今的书摊上摆着《红粉》，《活着》、《妻妾成群》、《一个人的战争》等等出自先锋作家的作品，有的改为影视颇为走俏，先锋作家不再是世事独立的冥思者，倒是塑造着畅销书作家或影视作家的新形象。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演变的？先锋小说在新时期的滥觞，始作俑者当属王蒙，主要表现在技术层面，精神还是现实主义的；继而，一批青年作家发出青春的嘘声，曲折表达的依然是个性自由的呼声；再继之，莫言、马原等人在结构、语言、叙述上大胆革新；又继之，格非、余华等人将叙述游戏、生命意识、历史情思巧妙糅合。当格非写作《迷舟》、《大年》、苏童写作《妻妾成群》时，恐怕绝没有想到，几年后一个叫新历史小说的浪潮兴起，且欲罢不能了。造成先锋小说隐入历史雾幔的原因在于，它们始终存在现实性、精神性匮乏的弱点，它们始终缺乏一个中介--当代生存的思索，当代人灵魂的深入；加以它们的审美态度与流行观念格格不入，便只能在“历史”上大做文章。这也是先锋小说不得已的苦衷。正如一位论者指出的，它们对现实主体之理解寄寓在历史躯壳上，回避着对现实主体的直接评价，因而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反抗困惑的勇气。
但事情正在起变化，在格非《雨季的感觉》、《相遇》》、北村的《张生的婚姻》、《最后的艺术家》，残雪的《索债者》，张曼的《情幻》，何顿的《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三棵树》以及林白、陈染、蒋子丹、东西等人的近作中，可明显感到人间气、尘世感的加浓、向普通人心灵的靠近。当然艺术把握仍不离个体、生命、幻觉、异化等触点。我们最初的先锋小说是从个体的荒谬感、孤独感开始的，现在似乎划了一个圆圈又回来了，剖析个体在变化了的现实中的精神困顿。《张生的婚姻》中的哲学教授张生说过一句话：“形势一片大好，我却没有出路”，对这些写精神困厄的先锋小说而言，这话很有代表性。
试看张曼的《情幻》。“情幻”之名也许本于《红楼梦），所谓“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作品把写实与幻觉整合在一起，不脱离现实人生，对人的主体情态在爱欲问题上的复杂性展开描写。在作者看来，人是个多面体，人本身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人是善与恶、美与丑、理性与动物性的混合体；男女之间，既可以山盟海誓，也可以转瞬形同陌路，不认识对方，也不认识自己。余宏与小岚之爱，本不乏纯洁，但因婚后的无聊，陷入肉欲的戏谑，终于诱发了骇人的非道德行为。余宏对小岚说：“虽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其实体现在还是老样子，并没有改变了什么，以前只是我不知道罢了。”作品严厉审视当代人的灵魂，写出情与欲的分裂，理性与动物性的分裂，本我与非我的分裂，意在表明，倘若抛弃文明和道德的制约，一任潜藏的动物性肆虐，人将会变得多么冷漠、自私、黯淡，这是祸害和罪孽的根源。能说这样的作品没有一定的警世意味么。《最后的艺术家》里的杜林，一个曾经才气逼人的现代派音乐家，因为他是欲望和肉感的奴隶，终至灵性丧尽，如行尸走肉--：“现在我的脑袋空空的，啊，空得像一间大房子，里面连垃圾也没有了”。这种对当代人，包括先锋艺术家自身的反思之作，还有徐坤的《先锋》，也很值得一读。
从总体上看，先锋小说还没有形成足够的阵势，探索的锐气不足，这是令人遗憾的。先锋的流失，先锋的隐人大众文化，甚至媚俗，未必是值得庆幸的好事情，更不可看做“现实主义的胜利”，其实是市场和读者的吸摄力所致。但先锋的转向现实，展开当代性精神探索却是我们期待的，中国的先锋小说只有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土壤，在与社会性的融合，与民族性的血肉交融中才可望开出艳丽的花朵。
四 历史总不沉默
今天的文学充溢着重新诉说历史的欲望，取自漫长历史各时段的作品源源不绝。近年来，长篇小说领域《曾国藩》、《白鹿原》、《暮鼓晨钟》、《旷世奇才--杨度》等迭出；一向以现时性见长的纪实文学，也勃发了历史兴趣，如《大国之魂》、《昨天》、《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短篇小说领域取材历史的作品也很不少。为什么写历史的作品有时竟多于写现实的作品，为什么这类作品可以花样翻新，永无止休？这是基于社会和作家主体两方面的原因的：转型社会产生了大量新问题、新困惑，它需要历史智慧的不断参与；而作家主体意识的不断变化，又会不断把历史作为对象表达他们的现实感悟。重新诉说历史的欲望是一种当代性的要求。转型期价值多元，表现于历史题材创作，也是五色杂陈。在一些先锋作家那里，历史不过是表达他们生命意识和现代观念的道具；很难追究其客观性；在另一些写实型作家那里，他们正在为拨开迷雾，寻求真正的历史真实殚精竭虑。就近来的中短篇小说看，也有一些富于创意的新作可观。
尤凤伟的《生命通道》引起了注意，所写是抗日战争的老题材，副标题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年祭”，可见作者郑重的态度。作者好像无意于去考辨什么是“真正的真实”，也无意于借历史来表达非理性玄想，他把焦点聚结到人的灵魂，把人放到生死攸关的刀尖上去拷问，拷问的不再是狭窄的政治功利和阶级归属问题，而是良知、道义、民族灵魂、人类正义一类更深广的问题。放在当时的环境，医生苏原是要被目为汉奸的，作者把他还原为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在境遇极奇特的情势下实施“生命通道”计划的殉道者。苏原在人道主义与爱国主义、医生天职与民族大义的激烈冲突中，选择了“生命通道计划”，不失为一种超越性选择。另一作家张廷竹的《中国无被俘空军》、《泪洒江天》等作，也有新意。作者一面追求最大限度的还原，利用一切信史、档案，让人难分究属实录，还是虚构，增强可信性；另一方面，他将信史与戏剧化，纪实风格与英雄美人模式结合，读来有英雄气豪，儿女情长之感。阿成的《鬼子给你戴顶纸帽子》就更新异，作者仅凭几条伪满史料，就敷衍出几个亡灵的自我陈述，氛围逼真，东北地域风味浓郁。历史题材小说提高艺术力量的关键，仍在于它的当代性。